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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又成为新闻，是因为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要在全国推广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这也预示着以后广场舞将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跳法，将第一次有自己统一的舞步，而且编排更为科学，动作更有正能量。”
近日，一篇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的文章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是一篇基于田野调查的广场舞研究文章。文章认为，如今广场舞被“污名化”的深层原因有二：一是中老年女性跳舞的行为与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期望的冲突;二是广场舞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合乎现代人对公共空间“安静有序”的期待。
对孤独母亲的“心灵按摩”
“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学者米鹤都近年来致力于红卫兵历史的挖掘与研究，提出了“第三代”的概念，它包括了整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
参与广场舞运动的中老年，其主体恰好与米鹤都所定义的“第三代”一致。在革命的旗帜下，这代人还是“祖国的花朵”的时候，幼小心灵已经被灌输大量的阶级斗争思想。
除了“第三代”的共同命运，其中的女性还承受着另一层面的痛苦。在青春岁月，她们穿着与男性几无差别的衣服，爱美之心被压抑，“不爱红妆爱武装”，性别特征被残酷地抹去，当各种禁忌一一打破，她们早已错过了最应该光彩照人的年代。
于是，当广场舞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她们的生命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
同时研究发现，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境况，她们的丈夫许多都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教育更发达”的地区就读，更不用提年长的已经上大学和迁居外地成家立业的情况。
促使女性去参加广场舞的具体原因总是五花八门的，但总体而言，孤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广场舞正是一种疗愈孤独的方式，满足了这些女人对人际沟通和情感共鸣的强烈愿望，正如一种 “心灵按摩”。
广场舞的正能量和社会污名
在广场舞团队，较高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与低文化经济资本的人皆混杂在内。一种跨越贫富甚至阶层差异的友情可以在舞队中被发现。例如，有一位背景普通的“舞友”乐观面对癌症的精神让一位“富婆”与她成为好朋友的。
和其他一些社团形式类似，广场舞舞队也能够促进其团体成员精神与性格的内在转变。60岁的吴雨花是河南当地无线电厂的退休工人，坚持跳广场舞已经一年了，她说，“跳舞以前，我非常内向，而且经常看事情糟糕的一面。我爱和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跳舞以后，我开朗了不少，让我发愁的事儿没有以前认为的那么愁了。”通过舞蹈队重塑的身份认同，也相应地改进了她们其他的社会关系。一些舞蹈队在成员内部约法三章。比如，李红梅所在的蓝色海岸舞蹈队，就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讨论家长里短，只讨论如何使家庭和谐的秘籍”。
与广场舞对于其参与者的正能量相对比的，则是这一群体所蒙受的社会污名。人们把参加“广场舞”的这些并不年轻的女性称为“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为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已经成为不少脱口秀和笑话节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除了被污名，被忽视也是司空见惯。一个以广场舞为名的比赛就是这样，冠名单位同时聘请了一些年轻舞者，其中还包括几个孕妇进行肚皮舞表演。而随后的媒体报道和人们谈论中，年轻女性的表演成为了焦点，大妈们则成了零星点缀。比赛结束后，其中一支广场舞的领队不无伤感地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以为这次比赛是真正为我们设计的，但是结果，我们却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这句有些苦涩的话其实正是广场舞大妈在社会中边缘地位的真实写照。
老年人并没有属于她们的舞蹈
一些跳广场舞的高龄女性会试图模仿一些拉丁舞和爵士舞的动作，比如扭屁股或者做一些性感却很难达到的肢体动作。她们这样做背后的逻辑是：要保持年轻，就要向年轻人看齐，要“与时俱进”，比如模仿年轻人在舞蹈中的动作。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很多老年人钟情摩登系统舞，没有遭致污名。反观中国的广场舞，却成为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
其实，近代中国对女性理想社会角色的定义几经更迭。在建国前，中国女性大多只有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家庭身份，她们几乎没有社会角色;建国后的集体主义时期，女性被鼓励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虽然她们同时担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负担，但后者往往成为评价一个女性的主要标准;改革开放后，女性肩负的“双重负担”仍然存在，但伴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回家”的呼声，女性在家庭中的表现逐渐成为社会评价她们的主要标准。
“好”女人的标准已越来越绝对化，而广场舞大妈的“舞蹈行为”把她们推到了这一“好标准”的对立面上。因为从表面看起来，她们太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群不顾家庭只顾自己爱好的女人。
也有些看似折衷的观点认为老年人应该跳属于她们的舞蹈，但是這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当代史的特殊性，老年人没有属于她们的舞蹈。老人们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跳阳刚舞蹈，她们被当作是“文革余孽”;如果跳一些年轻人的舞蹈，则被认为行为不端。例如此前媒体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争相报道北京一组广场舞大妈穿军装跳舞的照片，似乎找到了证明她们是“文革还魂”的铁证。
这些使得当今的中老年妇女深深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似乎她们无论怎么选择都无法逃脱社会的批判。（《纵横》2015年02期、《东方早报》2015.4.13）
近日，一篇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的文章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是一篇基于田野调查的广场舞研究文章。文章认为，如今广场舞被“污名化”的深层原因有二：一是中老年女性跳舞的行为与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期望的冲突;二是广场舞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合乎现代人对公共空间“安静有序”的期待。
对孤独母亲的“心灵按摩”
“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则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了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学者米鹤都近年来致力于红卫兵历史的挖掘与研究，提出了“第三代”的概念，它包括了整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
参与广场舞运动的中老年，其主体恰好与米鹤都所定义的“第三代”一致。在革命的旗帜下，这代人还是“祖国的花朵”的时候，幼小心灵已经被灌输大量的阶级斗争思想。
除了“第三代”的共同命运，其中的女性还承受着另一层面的痛苦。在青春岁月，她们穿着与男性几无差别的衣服，爱美之心被压抑，“不爱红妆爱武装”，性别特征被残酷地抹去，当各种禁忌一一打破，她们早已错过了最应该光彩照人的年代。
于是，当广场舞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她们的生命似乎一瞬间被激活了。
同时研究发现，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境况，她们的丈夫许多都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教育更发达”的地区就读，更不用提年长的已经上大学和迁居外地成家立业的情况。
促使女性去参加广场舞的具体原因总是五花八门的，但总体而言，孤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广场舞正是一种疗愈孤独的方式，满足了这些女人对人际沟通和情感共鸣的强烈愿望，正如一种 “心灵按摩”。
广场舞的正能量和社会污名
在广场舞团队，较高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与低文化经济资本的人皆混杂在内。一种跨越贫富甚至阶层差异的友情可以在舞队中被发现。例如，有一位背景普通的“舞友”乐观面对癌症的精神让一位“富婆”与她成为好朋友的。
和其他一些社团形式类似，广场舞舞队也能够促进其团体成员精神与性格的内在转变。60岁的吴雨花是河南当地无线电厂的退休工人，坚持跳广场舞已经一年了，她说，“跳舞以前，我非常内向，而且经常看事情糟糕的一面。我爱和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跳舞以后，我开朗了不少，让我发愁的事儿没有以前认为的那么愁了。”通过舞蹈队重塑的身份认同，也相应地改进了她们其他的社会关系。一些舞蹈队在成员内部约法三章。比如，李红梅所在的蓝色海岸舞蹈队，就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讨论家长里短，只讨论如何使家庭和谐的秘籍”。
与广场舞对于其参与者的正能量相对比的，则是这一群体所蒙受的社会污名。人们把参加“广场舞”的这些并不年轻的女性称为“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为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已经成为不少脱口秀和笑话节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除了被污名，被忽视也是司空见惯。一个以广场舞为名的比赛就是这样，冠名单位同时聘请了一些年轻舞者，其中还包括几个孕妇进行肚皮舞表演。而随后的媒体报道和人们谈论中，年轻女性的表演成为了焦点，大妈们则成了零星点缀。比赛结束后，其中一支广场舞的领队不无伤感地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以为这次比赛是真正为我们设计的，但是结果，我们却还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这句有些苦涩的话其实正是广场舞大妈在社会中边缘地位的真实写照。
老年人并没有属于她们的舞蹈
一些跳广场舞的高龄女性会试图模仿一些拉丁舞和爵士舞的动作，比如扭屁股或者做一些性感却很难达到的肢体动作。她们这样做背后的逻辑是：要保持年轻，就要向年轻人看齐，要“与时俱进”，比如模仿年轻人在舞蹈中的动作。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很多老年人钟情摩登系统舞，没有遭致污名。反观中国的广场舞，却成为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
其实，近代中国对女性理想社会角色的定义几经更迭。在建国前，中国女性大多只有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家庭身份，她们几乎没有社会角色;建国后的集体主义时期，女性被鼓励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虽然她们同时担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负担，但后者往往成为评价一个女性的主要标准;改革开放后，女性肩负的“双重负担”仍然存在，但伴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回家”的呼声，女性在家庭中的表现逐渐成为社会评价她们的主要标准。
“好”女人的标准已越来越绝对化，而广场舞大妈的“舞蹈行为”把她们推到了这一“好标准”的对立面上。因为从表面看起来，她们太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群不顾家庭只顾自己爱好的女人。
也有些看似折衷的观点认为老年人应该跳属于她们的舞蹈，但是這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当代史的特殊性，老年人没有属于她们的舞蹈。老人们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跳阳刚舞蹈，她们被当作是“文革余孽”;如果跳一些年轻人的舞蹈，则被认为行为不端。例如此前媒体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争相报道北京一组广场舞大妈穿军装跳舞的照片，似乎找到了证明她们是“文革还魂”的铁证。
这些使得当今的中老年妇女深深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似乎她们无论怎么选择都无法逃脱社会的批判。（《纵横》2015年02期、《东方早报》2015.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