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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虽然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在北京等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早已超过10%，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也因为总人口的基数庞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日益凸显，在现代化未完成、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将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未富先老”成为这些老年人的尴尬境遇。
鸟雀远去，只剩“空巢”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家庭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类型的增多和结构小型化，催生了“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在这些家庭里，子女无法负担的起赡养老人的责任或老人没有子女的赡养，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被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已经和现在的家庭模式和结构不相适应，“空巢”老人家庭越来越多，而不健全的养老系统也让老年人搁浅在无援的境地中。
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镇驮巷村圪洞峁，王明厚、高生花夫妇成了这片陕北偏僻的黄土地上的名人。有媒体报道，他们是村里仅剩的两人，500多亩地随意耕种。一时引起全国热议。据调查，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空巢”里留下的多是年龄大的老者，50岁的已经算“年轻人”了，房屋空置、土地荒废，确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老人虽然驻守在村里，但有了事还是要靠在外打工的子女，“有病，各人找自家儿”。老人们生点小病都是自己扛着，怕给子女添负担。只有实在扛不住了，才会给子女打电话，子女们再回村接老人去看病。“多数是扛着，有的等扛不住去了医院，已经晚了”，一位村民痛心地说。
相比于城市，在就医通讯困难的农村地区，老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劳动力人口过剩，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大部分青壮年选择到外地打工。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城市较高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等原因，老人们不得不留在农村，独自生活，忍受简陋的居住环境。他们不仅要继续进行劳作，很多人还不得不照顾尚且年幼的孙辈子女。他们期盼的是儿女在外面能有更多的出路，但也知道在外的辛苦，所以必须尽量通过劳动，自己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医疗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有了疾病也只能默默承受，小病甚至可能拖成大病。
“空巢”的直接后果，是在很多地方出現的“孤独死”。这种现象在老龄社会的日本非常普遍，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地区也开始出现。一些老年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法呼救而孤独死去，甚至在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
老年人的食与色
如果说农村空巢老人物质上是拮据，那么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则几乎是空白。如果说物质上的困难还可以忍受，漫长的孤独往往更让人难以消受，以至于许多老年人在心理层面患有抑郁等问题。事实上，老年人已经成为了自杀率最高的人群。许多老年人因丧偶或没有儿女等原因而孤独生活，长期以往则可能被阴郁的情绪所笼罩，这也使得许多本来就患有疾病的老人陷入恶性循环。而许多人容易忽视的是，老年人同样需要爱。许多人更容易忽视的是，老年人可能同样需要性。多重的缺席更可能让老年人陷入到误解与忽视造成的漩涡之中。
之前引发热议的区伯案中，区正坤作为一名老人深陷嫖娼的漩涡中，这也让往日他热衷于揭发社会不公的正义形象被广泛质疑。他虽然自称遭人设局陷害，但自己的行为还是越过了界限。虽然已经年逾六十，区伯还是会有性方面的生理需求，面对当时的情境也难免会越过雷池，虽然没有发生性关系。如果说区伯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决绝地抗拒而防线崩溃的话，那么设局的人则更加让人体会出一种阴险。当一名老年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抵抗某些社会不公的时候，那名化身成“陈老板”的人及其背后的力量试图用每个人都可能犯错的生物本能来消解区伯揭露不公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这是区伯作为普通人的某种失败，但作为公民的他并没有妥协。
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如何优雅地老去
每个人都会衰老，这是生理上无法抗拒的事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丧失生活的优雅，任凭生命的风雨磨平自己的棱角。正如迪兰·托马斯在诗中所说，“不要温柔地走进那段良夜，老年应在落幕时分燃烧咆哮;怒斥，怒斥这光明的消谢。”区伯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一名领受低保的老年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本属于弱势群体，但他却热衷于揭发“公车私用”等现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区伯那样，奔走于穷困的生活与伸张正义两端，但也许正是这种穷困的境地让他体会到揭发非正义的必要性。而另一些人，如那些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大妈们，则选择用一种集体的面目寻求自己的归属与存在感。她们借此走出了家门，在广场这个公共空间中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也在那些舞步与闲言汇聚而成的小狂欢中暂时与孤独告别。
但更多的人或是由于疾病，或是由于家庭关系，或是其他原因，而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渐被日落的黑暗所吞噬。他们尚未能摆脱最基本的生活困难，更别说优雅地变老了。如果通过家庭、社会和法律等共同的努力，他们能从这些生存的烦忧中走出来，也将会去更多地寻求生活的“意思”。
（搜狐新闻 2015.4.10 、《成都商报》 2015.4.13）
鸟雀远去，只剩“空巢”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家庭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类型的增多和结构小型化，催生了“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和丁克家庭。在这些家庭里，子女无法负担的起赡养老人的责任或老人没有子女的赡养，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被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已经和现在的家庭模式和结构不相适应，“空巢”老人家庭越来越多，而不健全的养老系统也让老年人搁浅在无援的境地中。
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镇驮巷村圪洞峁，王明厚、高生花夫妇成了这片陕北偏僻的黄土地上的名人。有媒体报道，他们是村里仅剩的两人，500多亩地随意耕种。一时引起全国热议。据调查，这样的空巢村绝非个例。距离赵石畔镇100多公里的横山县武镇镇高崖窑村是一个曾有着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会，加上从县城、市里赶回去的离乡者，也仅仅有120多人。
“空巢”里留下的多是年龄大的老者，50岁的已经算“年轻人”了，房屋空置、土地荒废，确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老人虽然驻守在村里，但有了事还是要靠在外打工的子女，“有病，各人找自家儿”。老人们生点小病都是自己扛着，怕给子女添负担。只有实在扛不住了，才会给子女打电话，子女们再回村接老人去看病。“多数是扛着，有的等扛不住去了医院，已经晚了”，一位村民痛心地说。
相比于城市，在就医通讯困难的农村地区，老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劳动力人口过剩，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大部分青壮年选择到外地打工。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城市较高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等原因，老人们不得不留在农村，独自生活，忍受简陋的居住环境。他们不仅要继续进行劳作，很多人还不得不照顾尚且年幼的孙辈子女。他们期盼的是儿女在外面能有更多的出路，但也知道在外的辛苦，所以必须尽量通过劳动，自己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医疗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有了疾病也只能默默承受，小病甚至可能拖成大病。
“空巢”的直接后果，是在很多地方出現的“孤独死”。这种现象在老龄社会的日本非常普遍，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地区也开始出现。一些老年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无法呼救而孤独死去，甚至在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
老年人的食与色
如果说农村空巢老人物质上是拮据，那么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则几乎是空白。如果说物质上的困难还可以忍受，漫长的孤独往往更让人难以消受，以至于许多老年人在心理层面患有抑郁等问题。事实上，老年人已经成为了自杀率最高的人群。许多老年人因丧偶或没有儿女等原因而孤独生活，长期以往则可能被阴郁的情绪所笼罩，这也使得许多本来就患有疾病的老人陷入恶性循环。而许多人容易忽视的是，老年人同样需要爱。许多人更容易忽视的是，老年人可能同样需要性。多重的缺席更可能让老年人陷入到误解与忽视造成的漩涡之中。
之前引发热议的区伯案中，区正坤作为一名老人深陷嫖娼的漩涡中，这也让往日他热衷于揭发社会不公的正义形象被广泛质疑。他虽然自称遭人设局陷害，但自己的行为还是越过了界限。虽然已经年逾六十，区伯还是会有性方面的生理需求，面对当时的情境也难免会越过雷池，虽然没有发生性关系。如果说区伯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决绝地抗拒而防线崩溃的话，那么设局的人则更加让人体会出一种阴险。当一名老年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抵抗某些社会不公的时候，那名化身成“陈老板”的人及其背后的力量试图用每个人都可能犯错的生物本能来消解区伯揭露不公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这是区伯作为普通人的某种失败，但作为公民的他并没有妥协。
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如何优雅地老去
每个人都会衰老，这是生理上无法抗拒的事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丧失生活的优雅，任凭生命的风雨磨平自己的棱角。正如迪兰·托马斯在诗中所说，“不要温柔地走进那段良夜，老年应在落幕时分燃烧咆哮;怒斥，怒斥这光明的消谢。”区伯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一名领受低保的老年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本属于弱势群体，但他却热衷于揭发“公车私用”等现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区伯那样，奔走于穷困的生活与伸张正义两端，但也许正是这种穷困的境地让他体会到揭发非正义的必要性。而另一些人，如那些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大妈们，则选择用一种集体的面目寻求自己的归属与存在感。她们借此走出了家门，在广场这个公共空间中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也在那些舞步与闲言汇聚而成的小狂欢中暂时与孤独告别。
但更多的人或是由于疾病，或是由于家庭关系，或是其他原因，而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渐被日落的黑暗所吞噬。他们尚未能摆脱最基本的生活困难，更别说优雅地变老了。如果通过家庭、社会和法律等共同的努力，他们能从这些生存的烦忧中走出来，也将会去更多地寻求生活的“意思”。
（搜狐新闻 2015.4.10 、《成都商报》 2015.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