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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以沙磁文化区这一抗战时期的特殊地理位置作为切入点，并以此为脉络，探究沙磁文化区的创建历程;并联系重庆大学的创建、中央大学的西迁;还原其文学文化活动的繁荣全貌。
关键词：沙磁文化区，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校史
一、沙磁文化区的背景
重庆沙磁文化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迅速崛起的中国西部文化中心、现主城区沙坪坝区的前身，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四坝”之首。尽管面对重庆数年之久的轰炸，仍然凝聚着多重文化元素，放射着进步的思想光芒。
沙磁文化区的创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其地理位置上的规划，甚至要早于重庆市的形成。在未规划重庆市之前，沙磁区为四川省巴县第一区龙隐镇辖地，区域不过73.87平方公里。“沙磁”一名不难看出，文化区地理位置上的存在依托主要为古镇磁器口，并以其为核心连带的嘉陵江周围广阔平坦的土地。历史底蕴下浸润的强大的、西南山区少有的宽旷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了战时的不二之选。交通上，重庆两江合流的航运优势，使得磁器口一战时就已上通西蜀汉中，下达荆湘吴会，如今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于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彼时“地利”的沙磁地区在地缘上就已经稍显规模，并准备向文化教育区拓展规模。沙磁区打破了城乡的隔阂，在原有条件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文化乌托邦。
抗战爆发后，为应对战事，大批的机关、文化单位、工厂等都迁址于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沙磁地区”仅仅只是一个乡属村落。中期，随着“改进乡村社会运动”的推进，沙磁区的物质条件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也同步开办了诸多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事业。有了客观的地理优势和自然条件，三十年代末期，沙磁区正式华为战时的迁建区，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繁荣更是为沙磁文化区的教育优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战时中国文化中心的大西迁，得到迅速的扩展。
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共同促成了沙磁文化区的诞生。胡庶华于1936年秋，正式提出在沙坪坝建设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在他发表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之中写道，“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之發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5]沙磁文化区的创立初衷，并不只为了某一个地区，更担负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
二、重庆大学的创建及艾芜
除了历史下的出众的客观优势，沙磁区的文教优势也在近代得到了突出的展示。这其中，重庆大学在沙磁文化区创办的过程中，起到了教育脊梁的作用，并在彼时，成为了所在区域的最高学府。
早在1925年冬，四川善后会议上，李揆安就已提出议案，决定创办重庆大学。但因此时局势动荡，相关经费无法支出。到1929年夏，刘湘再次主持筹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的相关事宜，宣讲了著名的筹备报告：“重庆大学系属创办，视为重大似觉困难，视为轻易恐涉简陋，徒至有名无实，吾人应群策群力，办一极完备之重庆大学。种种进行计划，曾与诸成大教授及各教育专家略有计议，后当详细讨论。今日系初度会议，特将筹备重庆大学之宗旨与经过，略为说明，并希各位会员尽量讨论，是为厚望。”此次会议之后，基本确定了筹备重庆大学的基本方案和会议委员会的成员。十余日之后，刘湘再次召开第四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学校的开办日期、经费、校址、招生等具体事项，都得到了对应的讨论，并确定了重庆大学的第一个建校地点——菜园坝杨家花园。至此，重庆的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正式开学。1933年，重庆大学迁至现如今重庆市沙坪坝嘉陵江畔，与沙磁文化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文化区支柱性的高等学府，重庆大学早在开办之初就召集了全国大量的人才作讲师授课。胡庶华先生更是亲笔将“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期许写入校歌加以传唱。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学的创办并不仅仅只为了承担起文化西迁的高校重担，更是在民族危亡时期为国家的人才教育起到保障。
创办初期之时，重庆大学师生就已经意识到学科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为沙磁区繁荣的文学活动做了充分的铺垫。但在1934年，重庆大学文学院曾被要求并入四川大学，遭到重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但无奈反对无效，裁并最终仍然执行。幸后有中央大学迁入，弥补缺失。
但重庆大学的文学系，仍然在当时呈现出繁荣的趋势，并召集了知名文学家前来任教。文学家艾芜曾于1932年教学于重庆大学中文系。并在重庆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结识了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心情大尉，笔耕不辍，创作了《秋收》、《锻炼》等多部文学作品。在重庆的所见所闻，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充分了生活养料，使得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真实生动、广受好评;而重庆作为西南边陲这一特殊的地理特征，更是让艾芜的作品体现了绮丽而又独特的地方色彩。除创作外，艾芜还到重庆主编抗敌协会刊《半月文艺》，为大后方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艾芜的影响下，重大中文系的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艾芜的学生裴国锋写有《艾芜在重大》一文，回忆了艾芜在重庆大学教书的情形：“他经常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瘦长的身材，轻言细语的讲话，给人以一种朴实、真诚和亲切随和的感觉。他讲课慢条斯理，生动自然，如摆龙门阵似的娓娓谈心，寓深奥的哲理于朴素的话语之中。1949年下半年，讲授《小说选读》，他选用的教材篇目，是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辅之以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套中人》《变色龙》，以及鲁迅的《故乡》《孔乙己》《祥林嫂》等。”颇受众多学子的欢迎。[6]直至重庆解放，艾芜在身兼数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重庆大学的教学工作，可谓尽职尽责。
重庆大学的建立，是爱国、科学、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为民族复兴提供的精神和文化养料。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为沙磁文化区的历史记录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三、中央大学西迁
抗战爆发之时，原有的华东地区受日军侵袭惨烈，大批文化教育机关及学校，在国民政府的引导下大规模迁徙至西部地区。中央大学亦于1937年8月迁至沙坪坝。
与重庆大学的目标相同，罗家伦校长同样提出，“我们正当着民族生死的关头，开始我们的工作，所以更要认清我们的使命，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不断的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7]这样的理念和目标，与重庆大学不谋而合。而复兴民族的伟大精神，更是推动了罗家伦将中央大学迁至沙坪坝的信念。最终，在重庆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中央大学在1938年，于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一地建成了搬迁校址，为举校西迁提供了物质条件。现如今重庆大学风雨操场、七七大礼堂，都是当年历史的痕迹。
中央大学的文学院经过院系调整后，仍然呈现全面发展之完备趋势，内涵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哲学系、历史学系等。系科全面，规模可观。同时大量扩招师生，扩展学校规模。其中，知名文学家吴宓就曾在1944年前往中央大学讲学任教，并在《吴宓日记》中多有记载。
沙磁文化区的建立，是一代有识之士的不甘屈服的意志，更是对文化的尊重和发展。而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携手并进，两校师生对文学文化的热爱，更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张建中：《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重庆：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
[2]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重庆：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
[3]谭兴国著：《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
[4]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5]张舒： 《民国时期重庆大学办学研究（1929-1945）》，华中科技大学，2019
[6]杜承南 王峰 ：《致敬“中国的高尔基”（二）——重大的作家教授艾芜剪影》重庆大学电子版 - 第729期（2018年6月5日） - 第04版
[7]《中央大学七十年》，（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85年版
作者简介：张晨曦（2000.4.26-），女，汉族，吉林长春人，本科二年级在读，中国现代文学
关键词：沙磁文化区，重庆大学，中央大学，校史
一、沙磁文化区的背景
重庆沙磁文化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迅速崛起的中国西部文化中心、现主城区沙坪坝区的前身，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四坝”之首。尽管面对重庆数年之久的轰炸，仍然凝聚着多重文化元素，放射着进步的思想光芒。
沙磁文化区的创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其地理位置上的规划，甚至要早于重庆市的形成。在未规划重庆市之前，沙磁区为四川省巴县第一区龙隐镇辖地，区域不过73.87平方公里。“沙磁”一名不难看出，文化区地理位置上的存在依托主要为古镇磁器口，并以其为核心连带的嘉陵江周围广阔平坦的土地。历史底蕴下浸润的强大的、西南山区少有的宽旷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了战时的不二之选。交通上，重庆两江合流的航运优势，使得磁器口一战时就已上通西蜀汉中，下达荆湘吴会，如今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于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彼时“地利”的沙磁地区在地缘上就已经稍显规模，并准备向文化教育区拓展规模。沙磁区打破了城乡的隔阂，在原有条件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文化乌托邦。
抗战爆发后，为应对战事，大批的机关、文化单位、工厂等都迁址于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沙磁地区”仅仅只是一个乡属村落。中期，随着“改进乡村社会运动”的推进，沙磁区的物质条件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也同步开办了诸多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事业。有了客观的地理优势和自然条件，三十年代末期，沙磁区正式华为战时的迁建区，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繁荣更是为沙磁文化区的教育优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战时中国文化中心的大西迁，得到迅速的扩展。
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共同促成了沙磁文化区的诞生。胡庶华于1936年秋，正式提出在沙坪坝建设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在他发表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之中写道，“不仅在四川文化本身之發展，而尤关系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5]沙磁文化区的创立初衷，并不只为了某一个地区，更担负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
二、重庆大学的创建及艾芜
除了历史下的出众的客观优势，沙磁区的文教优势也在近代得到了突出的展示。这其中，重庆大学在沙磁文化区创办的过程中，起到了教育脊梁的作用，并在彼时，成为了所在区域的最高学府。
早在1925年冬，四川善后会议上，李揆安就已提出议案，决定创办重庆大学。但因此时局势动荡，相关经费无法支出。到1929年夏，刘湘再次主持筹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的相关事宜，宣讲了著名的筹备报告：“重庆大学系属创办，视为重大似觉困难，视为轻易恐涉简陋，徒至有名无实，吾人应群策群力，办一极完备之重庆大学。种种进行计划，曾与诸成大教授及各教育专家略有计议，后当详细讨论。今日系初度会议，特将筹备重庆大学之宗旨与经过，略为说明，并希各位会员尽量讨论，是为厚望。”此次会议之后，基本确定了筹备重庆大学的基本方案和会议委员会的成员。十余日之后，刘湘再次召开第四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学校的开办日期、经费、校址、招生等具体事项，都得到了对应的讨论，并确定了重庆大学的第一个建校地点——菜园坝杨家花园。至此，重庆的第一所大学——重庆大学正式开学。1933年，重庆大学迁至现如今重庆市沙坪坝嘉陵江畔，与沙磁文化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文化区支柱性的高等学府，重庆大学早在开办之初就召集了全国大量的人才作讲师授课。胡庶华先生更是亲笔将“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期许写入校歌加以传唱。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学的创办并不仅仅只为了承担起文化西迁的高校重担，更是在民族危亡时期为国家的人才教育起到保障。
创办初期之时，重庆大学师生就已经意识到学科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为沙磁区繁荣的文学活动做了充分的铺垫。但在1934年，重庆大学文学院曾被要求并入四川大学，遭到重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但无奈反对无效，裁并最终仍然执行。幸后有中央大学迁入，弥补缺失。
但重庆大学的文学系，仍然在当时呈现出繁荣的趋势，并召集了知名文学家前来任教。文学家艾芜曾于1932年教学于重庆大学中文系。并在重庆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结识了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心情大尉，笔耕不辍，创作了《秋收》、《锻炼》等多部文学作品。在重庆的所见所闻，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充分了生活养料，使得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真实生动、广受好评;而重庆作为西南边陲这一特殊的地理特征，更是让艾芜的作品体现了绮丽而又独特的地方色彩。除创作外，艾芜还到重庆主编抗敌协会刊《半月文艺》，为大后方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艾芜的影响下，重大中文系的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艾芜的学生裴国锋写有《艾芜在重大》一文，回忆了艾芜在重庆大学教书的情形：“他经常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瘦长的身材，轻言细语的讲话，给人以一种朴实、真诚和亲切随和的感觉。他讲课慢条斯理，生动自然，如摆龙门阵似的娓娓谈心，寓深奥的哲理于朴素的话语之中。1949年下半年，讲授《小说选读》，他选用的教材篇目，是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辅之以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套中人》《变色龙》，以及鲁迅的《故乡》《孔乙己》《祥林嫂》等。”颇受众多学子的欢迎。[6]直至重庆解放，艾芜在身兼数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完成重庆大学的教学工作，可谓尽职尽责。
重庆大学的建立，是爱国、科学、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为民族复兴提供的精神和文化养料。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为沙磁文化区的历史记录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三、中央大学西迁
抗战爆发之时，原有的华东地区受日军侵袭惨烈，大批文化教育机关及学校，在国民政府的引导下大规模迁徙至西部地区。中央大学亦于1937年8月迁至沙坪坝。
与重庆大学的目标相同，罗家伦校长同样提出，“我们正当着民族生死的关头，开始我们的工作，所以更要认清我们的使命，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一种内心的推动力;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不断的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7]这样的理念和目标，与重庆大学不谋而合。而复兴民族的伟大精神，更是推动了罗家伦将中央大学迁至沙坪坝的信念。最终，在重庆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中央大学在1938年，于重庆沙坪坝松林坡一地建成了搬迁校址，为举校西迁提供了物质条件。现如今重庆大学风雨操场、七七大礼堂，都是当年历史的痕迹。
中央大学的文学院经过院系调整后，仍然呈现全面发展之完备趋势，内涵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哲学系、历史学系等。系科全面，规模可观。同时大量扩招师生，扩展学校规模。其中，知名文学家吴宓就曾在1944年前往中央大学讲学任教，并在《吴宓日记》中多有记载。
沙磁文化区的建立，是一代有识之士的不甘屈服的意志，更是对文化的尊重和发展。而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携手并进，两校师生对文学文化的热爱，更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张建中：《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重庆：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
[2]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重庆：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1989年。
[3]谭兴国著：《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
[4]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5]张舒： 《民国时期重庆大学办学研究（1929-1945）》，华中科技大学，2019
[6]杜承南 王峰 ：《致敬“中国的高尔基”（二）——重大的作家教授艾芜剪影》重庆大学电子版 - 第729期（2018年6月5日） - 第04版
[7]《中央大学七十年》，（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85年版
作者简介：张晨曦（2000.4.26-），女，汉族，吉林长春人，本科二年级在读，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