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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的历史性变革对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青年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某些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曾经被学者们忽略的“嬉皮士”文化日趋受到人们的关注。三种“嬉皮士”文化类型：逃避现实型、享乐型、崇尚暴力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世纪末俄罗斯青年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青年；亚文化；嬉皮士；异变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3-0114-05
亚文化(subculture)是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思想、评价、信念、道德、行为准则等多方面的概括和总和，范围涵盖国家、民族、宗教。
青年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范畴中的一种稳定文化形态，发展脉络非常广泛，各个国家、各种行业、各社会阶层都涵盖其中。青年亚文化具备自身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具有独特的语言和艺术营造力，在与传统文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和某些客观现实的直接作用下，会呈现对抗或改观传统文化的态势，甚至会出现反文化的异变现象。
类属青年亚文化范畴的“嬉皮士”(Hippy)文化最初的萌芽和发源地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嬉皮士”文化是具有独立认知和独立意识并在社会文化活动中自觉创造独立个性的青年亚文化形态，提倡以非暴力的形式抵抗邪恶，本质上属于“无政府和平主义”和“享乐主义”。“嬉皮士”文化就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逃避现实型、享乐型、无政府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很多青年人辍学并流落街头，他们最初以街头摇滚乐手的形态出现，属于社会上的“嬉皮士”，而后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西欧恶势力的影响下，这些青年“嬉皮士”开始发生异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由于理想破灭，在逃避现实的过程中成为极端的颓废主义者；另一些人沉迷在虚幻的神话世界中，以想象和刺耳的音乐麻痹神经；最为恐怖的是一些街头摩托车骑手逐渐转变为剃着光头的流氓斗殴者“光头帮”。这种青年亚文化的异变现象主要源于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的衰落。
一、新西欧主义与逃避现实“嬉皮士”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改革是这一时期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自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以来，俄罗斯大量接受西方文化，但是，与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诗意。在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俄罗斯政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展了所谓理性选择观念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认为，市场的主人是理性地行动着的主体，是利益的最大化者，他们所赞成的价值体系，基础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以及选择和行动的合理性，把公开和平等首先理解为机会的平等，实际上是推崇新西欧主义。这种纯理性的西方哲学观点在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大国是不会立刻被接受的。在俄罗斯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信仰和长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使得个人主义没有像在西方那样的地位，盛行的是集体主义，个人自由总是与责任结合在一起，总是以集体利益为形式。所以，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从地缘政治文化来看，俄罗斯都有自身的文化渊源和政治理念，急功近利只能引起一系列的恶劣反应。而这种恶劣反应首先体现在青年人身上，因为他们是最敏感，同时也是最依赖社会的。90年代的改革使众多教师由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教师职业，许多学校也因此关闭。改革期间，国家财政收人下跌8～10倍，这必然要在教育系统中反映出来，据俄教育部资料统计，每年约有400～450所学校被迫关闭，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批学生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得不涌向社会。而俄军方正式文件宣称：“1997年在西伯利亚被征入伍的新兵中，7％～11％是文盲。1999年，事态日趋恶化，许多学生不明原因便弃学。而社会上被监管的青年犯罪者中1／3甚至不具备小学文化”。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教育界将‘共青团’概括到‘集权主义’的范畴中而予以淘汰”。“共青团”作为苏维埃时期青年惟一的社会团体，曾经具有极大的权限和无限的诱惑力，它不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还组织学生开展提高素质方面的活动：艺术、体育、旅游、考古等等。取缔“共青团”后，其他配套设施也失去了效用、功能，曾经由教育部直接投资兴建的“文化宫”、“少年宫”均被取缔，转而变成俄罗斯新贵的夜总会和赌场。这种新西欧主义的盛行导致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虚无。他们从小接受的是“集体主义”观念，突然之间的“个人主义”思潮让他们恐惧和无法理解，面对现实又无能为力。继之，带有逃避现实因素的各种消极亚文化形态开始在青年一代中广为提倡。逃避现实形态的“嬉皮士”文化这一原本隶属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范畴的消极文化，以异变的形态在俄罗斯广为流传。
逃避现实形态的“嬉皮士”文化源于印度宗教文化和北美印第安人神秘文化。20世纪中叶该文化形态在西方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究其原因：“(1)资本主义社会频繁的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激增；(2)生活节奏的加快，教育年限的延长导致精神压力激增。”社会因素造成的心灵缺失感使西方青年人聚集起来，从事所喜爱的事情：音乐、体育、信息交流等，以此放松神经，缓解压力。当时这种亚文化对西方青年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1)唤醒认知情趣，解决心理和生活中的问题，在脱离现实社会的小群体中找到自我，形成价值观和生活准则；(2)常以封闭的形式生活在小团体中，远离社会，疏远了传统文化。这种类型的“嬉皮士”文化引起了俄罗斯青年的极大兴趣。90年代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及叶卡捷林堡“嬉皮士”文化狂热者的年龄平均在15～18岁，俄罗斯青年在此浪漫本源的基础上衍推出特殊的吻合于俄罗斯精神的亚文化形态。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俄罗斯人民对拯救灵魂、施舍的理解具有头等的意义”。弥赛亚思想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土壤中。在洋溢着托尔思泰田园精神的集体主义和谐生活和理想被西方理性化淹没时，俄罗斯青年不可能单纯接受西方的舶来品，他们力求对印度宗教文化和北美印第安人神秘文化原生态的习俗和仪式进行再创造，融入本民族文化因素。他们需要设计自己的“文化神话”。而这种自己的“文化神话”是带有反文化的心理因素的，是排斥新西欧主义的，是带有异变性质的，并且社会因素始终贯穿其中。1991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几十年一贯制的前苏联经济体制使曾经并不富有，但却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基本满足的人们顷刻间变为赤贫。“按西方政府的观点，前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处在中等和下中等水平上(middle middle class and lowmiddle class)。”突发事件带给俄罗斯人的恐慌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更多的却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们在教育、医疗、住房、公 共服务、社会交通甚至基本食品供应方面都能得到保证。这一切的突然改变使整个俄罗斯处在一种癫狂的状态：抢劫、酗酒、吸毒比比皆是。家庭纠纷和家庭成员间的互相攻击已成为极平常的现象，心理疾病的患者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许多父母不堪忍受恶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折磨弃家出走，致使大批孤儿走上街头。据统计，当时俄罗斯的失学青少年不少于400万，这些生活在经济危机年代的青少年目睹改革所带来的恶果感到极度地茫然。接受浪漫而消极的“嬉皮士”文化是摆脱沉重心理压力的最好方式。“文化神话”(新文化形态或新文化乌托邦)这种思维转化导致了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类型。俄罗斯青年在痛苦和绝望中将逃避现实形态的“嬉皮士”文化变成了追求自身理想实现的目标，他们力求在这种亚文化的底蕴上表现健康的人文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生态主义、宇宙主义。在追求过程中突出俄罗斯的民族性和自身价值观，希望将人的社会属性转向人的自然属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追求是含有健康因素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美好的愿望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生活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夹缝中的一代青年人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他们在逃避现实的小圈子中既不能实现理想，又不能自拔，最终走向极端的“颓废主义”。这种青年亚文化形态的异变现象在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二、虚无主义与享乐“嬉皮士”
俄罗斯哲学的奠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全都是虚无主义者。”事实上，虚无主义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现象，是东正教的精神体现。俄罗斯人的东正教在对待人的态度上是虚无主义的。对于俄罗斯青年人来说民族性的虚无主义本源在“嬉皮士”文化中可以找到共性，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享乐形态的青年“嬉皮士”文化在俄罗斯风靡一时。
“享乐”形态的青年“嬉皮士”文化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60年代初，年轻的肯尼迪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位具有时代感的美国总统深受青年人的青睐，他的一些思想也具有改革和反宗教的倾向，而一向以基督教作为衡量道德伦理标准尺度的美国世俗社会却使青年人举步维艰，玛卡尔金思想长期制约着青年人的反宗教行为，“冷战”的阴霾更是从根本上摧毁着青年人的神经。在这种矛盾、紧张和令人鼓舞的政治氛围中，悄然出现了一种文化潮流，被称之为“性革命世纪”的文化。美国大学生及青年人以聚会和性自由的方式来反抗社会，他们的口号是：“要性而不要战争，要性而不要家庭”。60年代的美国青年就是在这种矛盾和恐慌中寻找虚幻的快乐，学生“革命”形态的“享乐主义”由此产生。享乐形态的“嬉皮士”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对未来生活和社会持冷漠态度，只关注眼前，追求感官上的快乐，穿奇装异服，忽视伦理道德。这种“嬉皮士”文化被舶来俄罗斯后，由于国情的不同，社会政治及经济状况也有显著的差别，其基本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俄罗斯青年将本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虽然在认知与寻找新的文化突破方面与美国青年略具同一性，但是，俄罗斯的“嬉皮士”文化更多地反映了本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的教育体制崩溃。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为单一式的街头巷尾的聚会。一些有音乐天赋的青年借助于音响、激光和电脑方面的造型技术沉浸在摇摆舞的疯狂之中。他们没有正规的乐队伴奏，只能借助唱片发出的激烈音响麻痹神经，忘却现实社会，摆脱失学的烦恼。夜总会的特殊氛围造就了一批“疯狂者”和“神魂颠倒者”。这些人抱着“广泛认知”的目的，尝试吸毒、卖淫……这种类型的亚文化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喀山等大中城市。喀山“精神愉悦”夜总会在当时颇具声望，基本参与者是各大学的学生。复杂的金融和政治形势迫使这些忘乎所以的“疯狂者”远离现实，他们不但以各种放纵的行为麻痹自己，在思想深处更是滋生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报复心理。90年代初“享乐主义”就是这样在溶入了本民族的政治和心理因素后，以异变的形态在俄罗斯广为流传。
享乐形态的青年“嬉皮士”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托尔金”文化。托尔金(1892～19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善于写神秘题材的幻想小说。托尔金独特的幻想风格非常迎合逃避现实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品位，他们尝试重构小说中描写的中世纪侠客，力图在时间、空间、微观与宏观宇宙的神话世界中找到希望和幸福。尝试以“托尔金”文化活动来摆脱心灵苦闷的青年人为此成立了许多活动协会，其中在喀山成立的协会“徒步旅行者”(wayfarer)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协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1995和1997年来自莫斯科的 ‘托尔金’文化传播者在喀山附近的马里自治共和国的森林里举行活动。(2)1998年‘徒步旅行者’协会首倡举行全俄范围内的‘托尔金’文化活动。”从1990年开始，喀山每年都举行“托尔金”文化联欢节，并配以特制的徽章(带有翅膀的蛇)作为活动的标志。值得强调的是1997年的联欢节出席者将近700人，其中400～450)k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在西方，“托尔金”文化的研究是孤单和渐进的，范围也不宽泛，主要是通过电子网络传播。“托尔金”文化这个并不是非常普遍和吸引青年人的亚文化活动竟会在俄罗斯受到狂热的追捧，主要因素是因为这项文化活动的内涵包含着暴力与反抗。在喀山每年举行的“托尔金”文化节上，青年人的行为都显示着暴力，例如在表演的节目中，取材于古老的罗斯历史，军事战略性较强的作品特别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另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占领天堂”(occupy paradise)(1996)，和以“十字军远征”(the crusade expedition)为背景的文化活动更是表现出了俄罗斯青年独特的精神本质和对宗教神秘性及终极人生的极端向往。这种在虚无主义精神依托下所产生的心理因素使俄罗斯青年在追求享乐形态的“嬉皮士”文化时更多地融入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和自身的价值观，使原本较为单纯的亚文化现象变得更趋于政治化。
90年代中期，“托尔金”文化的研究者曾试图将国内其他青年亚文化流派归入到自己的文化范畴中，并对各流派的领袖实施同化影响。由此，再一次兴起了“托尔金”文化的新浪潮，并形成了该文化认知的新型世界观和研究的再继续，同时，出现了大量报道“托尔金”文化的专题，一些记者也对该文化进行采访。继之，一批与托尔金作品类似，题材更加新颖、更加接近现代人生活的幻想作家的作品相继问世。另外，还有个别执著者对该文化进行专项的科学研究。可以说，“托尔金”文化活动贯穿于整个90年代，伴随着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和改革，青年人借“托尔金”文化并以各种不同的异变表现形式来摆脱心灵上的苦闷和空虚，而该文化在扭曲的社会状态下 以异变的形式成为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三、无政府主义与暴力“光头帮”
“俄罗斯民族是无政府主义的民族。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创造”。无政府主义贯穿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也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意识发展的辩证因素。而青年无政府主义在俄罗斯盛行于90年代，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的，确切地说是改革与经济危机促成了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的迅猛发展与变异。这种青年无政府主义现象与俄罗斯精神内涵中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区别的，它体现了俄罗斯的精神内涵，但更多地融入了暴力的因素，其变异形态便是“光头帮”现象。
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来自美国。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装束类似美国街头的“光头帮嬉皮士”，但与之有本质上的差别。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活动形式较为简单，基本上效仿美国，其活动方式是摩托车运动。参与者常以小团体的形式在一些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与传统文化相悖的传单，但很少含有政治色彩。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既不违反交通规则，也不触犯法律，摩托车运动也属于单纯的技术上的创造。他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和自由，排斥人为的规则和领导。他们文身、穿特制的上衣、驾车在公路上表演，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自己。这种现象在90年代以后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欧洲右翼思潮和极右逆流重新抬头，波黑战争形成的难民潮给西欧社会造成的压力更为极右势力的发展推波助澜。90年代初，德国的新纳粹等极右组织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这些组织的触角涉及欧洲各个国家。前苏联解体后，德国新纳粹思想在俄罗斯迅速曼延并很快形成各类党派，这些被西欧极右势力掌控的党派将世纪末的俄罗斯青年看作是“后备军”和“社会基础”。在这些西欧极右势力的影响下，众多的失学青年加入到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中来，“光头帮”组织迅猛扩大。1991～1993年，鞑靼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激进分子在某些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下，联合青年“光头帮”抵制俄政府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实施的选举措施便是佐证。
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西欧极端右翼党派更加紧了对俄罗斯青年“光头帮”的拉拢工作。他们提倡东正教，强调宗教至上并通过各种渠道将革命前的东正教保皇党思想纳入自己的党派思想体系。尤其崇尚亚利安民族，“认为20世纪有两位伟大的亚利安英雄：尼古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是消灭犹太人和有色人种的复仇者，而尼古拉二世曾试图将纳粹思想引进俄罗斯)。”这些极右势力设在莫斯科的组织活动频繁，例如“俄罗斯民族联盟”(PHC)就积极地拉拢青年团体“光头帮”，设立一些专门机构并选派专职人员从事“光头帮”的工作，邀请“光头帮”的领袖做讲演，在其报刊《冲锋队员》中投其所好刊载“光头帮”喜爱的作品。200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俄罗斯帝王党”(NPP)目前正试图将“光头帮”拉人自己的组织。另一个右翼党派“人民民族党”(HHP)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吸收“光头帮”和其他各类青年团体加入自己的党派，还大肆散布“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这些被组织起来的青年“光头帮”从本质上脱离了“嬉皮士”文化，他们倡导暴力、剃光头、身着颜色厚重的衣服和沉重的皮靴，手上带有铁指套(一种自制的、斗殴用的凶器)。这些思想发生异变的俄罗斯青年具有极端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袭击有色人种，偏激地认为有色人种是劣等民族，是白人患性病和吸毒的传染源。而21世纪初被法西斯党所控制的每一个青年党徒都坚定地认为：“有色人种控制了俄罗斯民族，未来的‘大俄罗斯’民族必将消灭一切犹太人和有色人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俄罗斯政治局势长期不稳定密切相关，改革的动乱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许多法律都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这种混乱局势使青年人强制性地接受了种族主义思想。青年“光头帮”带着病态的满足体会着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并很快由接受者变为施动者。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个性是个体生活经历中受各种强化所得结果的整合。”“光头帮”在其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完全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的替代品。目前，受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光头帮”的活动开始带有策略的印记，街头斗殴日见稀少，暴力活动也带有商业性质，规范性和组织性日见明显。但是，青年“嬉皮士”文化的异变现象在俄罗斯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世纪末俄罗斯青年“嬉皮士”文化的异变究其实质是意识形态导致了青年人的思维转化，并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亚文化类型。其风格和内容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如同一面镜子，反射了青年群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面对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尝试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矛盾是在非常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特的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文化特质。它在评价、规则、行为方式及生活认识等方面都体现着社会共性并对社会生活有独到的阐释，本质上是对生活的认知表现。
俄罗斯青年“嬉皮士”文化从萌芽便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特别是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经济危机造成了俄罗斯独特的社会环境，受其制约的青年“嬉皮士”文化也体现了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异变，表现出不受束缚、缺乏理智的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 王艳芳]
[关键词]俄罗斯青年；亚文化；嬉皮士；异变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3-0114-05
亚文化(subculture)是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思想、评价、信念、道德、行为准则等多方面的概括和总和，范围涵盖国家、民族、宗教。
青年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范畴中的一种稳定文化形态，发展脉络非常广泛，各个国家、各种行业、各社会阶层都涵盖其中。青年亚文化具备自身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具有独特的语言和艺术营造力，在与传统文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和某些客观现实的直接作用下，会呈现对抗或改观传统文化的态势，甚至会出现反文化的异变现象。
类属青年亚文化范畴的“嬉皮士”(Hippy)文化最初的萌芽和发源地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一些国家，“嬉皮士”文化是具有独立认知和独立意识并在社会文化活动中自觉创造独立个性的青年亚文化形态，提倡以非暴力的形式抵抗邪恶，本质上属于“无政府和平主义”和“享乐主义”。“嬉皮士”文化就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逃避现实型、享乐型、无政府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很多青年人辍学并流落街头，他们最初以街头摇滚乐手的形态出现，属于社会上的“嬉皮士”，而后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西欧恶势力的影响下，这些青年“嬉皮士”开始发生异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由于理想破灭，在逃避现实的过程中成为极端的颓废主义者；另一些人沉迷在虚幻的神话世界中，以想象和刺耳的音乐麻痹神经；最为恐怖的是一些街头摩托车骑手逐渐转变为剃着光头的流氓斗殴者“光头帮”。这种青年亚文化的异变现象主要源于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的衰落。
一、新西欧主义与逃避现实“嬉皮士”
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改革是这一时期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自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以来，俄罗斯大量接受西方文化，但是，与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诗意。在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俄罗斯政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展了所谓理性选择观念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认为，市场的主人是理性地行动着的主体，是利益的最大化者，他们所赞成的价值体系，基础是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以及选择和行动的合理性，把公开和平等首先理解为机会的平等，实际上是推崇新西欧主义。这种纯理性的西方哲学观点在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大国是不会立刻被接受的。在俄罗斯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信仰和长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使得个人主义没有像在西方那样的地位，盛行的是集体主义，个人自由总是与责任结合在一起，总是以集体利益为形式。所以，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从地缘政治文化来看，俄罗斯都有自身的文化渊源和政治理念，急功近利只能引起一系列的恶劣反应。而这种恶劣反应首先体现在青年人身上，因为他们是最敏感，同时也是最依赖社会的。90年代的改革使众多教师由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教师职业，许多学校也因此关闭。改革期间，国家财政收人下跌8～10倍，这必然要在教育系统中反映出来，据俄教育部资料统计，每年约有400～450所学校被迫关闭，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批学生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得不涌向社会。而俄军方正式文件宣称：“1997年在西伯利亚被征入伍的新兵中，7％～11％是文盲。1999年，事态日趋恶化，许多学生不明原因便弃学。而社会上被监管的青年犯罪者中1／3甚至不具备小学文化”。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教育界将‘共青团’概括到‘集权主义’的范畴中而予以淘汰”。“共青团”作为苏维埃时期青年惟一的社会团体，曾经具有极大的权限和无限的诱惑力，它不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还组织学生开展提高素质方面的活动：艺术、体育、旅游、考古等等。取缔“共青团”后，其他配套设施也失去了效用、功能，曾经由教育部直接投资兴建的“文化宫”、“少年宫”均被取缔，转而变成俄罗斯新贵的夜总会和赌场。这种新西欧主义的盛行导致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虚无。他们从小接受的是“集体主义”观念，突然之间的“个人主义”思潮让他们恐惧和无法理解，面对现实又无能为力。继之，带有逃避现实因素的各种消极亚文化形态开始在青年一代中广为提倡。逃避现实形态的“嬉皮士”文化这一原本隶属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范畴的消极文化，以异变的形态在俄罗斯广为流传。
逃避现实形态的“嬉皮士”文化源于印度宗教文化和北美印第安人神秘文化。20世纪中叶该文化形态在西方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究其原因：“(1)资本主义社会频繁的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激增；(2)生活节奏的加快，教育年限的延长导致精神压力激增。”社会因素造成的心灵缺失感使西方青年人聚集起来，从事所喜爱的事情：音乐、体育、信息交流等，以此放松神经，缓解压力。当时这种亚文化对西方青年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1)唤醒认知情趣，解决心理和生活中的问题，在脱离现实社会的小群体中找到自我，形成价值观和生活准则；(2)常以封闭的形式生活在小团体中，远离社会，疏远了传统文化。这种类型的“嬉皮士”文化引起了俄罗斯青年的极大兴趣。90年代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及叶卡捷林堡“嬉皮士”文化狂热者的年龄平均在15～18岁，俄罗斯青年在此浪漫本源的基础上衍推出特殊的吻合于俄罗斯精神的亚文化形态。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俄罗斯人民对拯救灵魂、施舍的理解具有头等的意义”。弥赛亚思想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土壤中。在洋溢着托尔思泰田园精神的集体主义和谐生活和理想被西方理性化淹没时，俄罗斯青年不可能单纯接受西方的舶来品，他们力求对印度宗教文化和北美印第安人神秘文化原生态的习俗和仪式进行再创造，融入本民族文化因素。他们需要设计自己的“文化神话”。而这种自己的“文化神话”是带有反文化的心理因素的，是排斥新西欧主义的，是带有异变性质的，并且社会因素始终贯穿其中。1991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几十年一贯制的前苏联经济体制使曾经并不富有，但却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基本满足的人们顷刻间变为赤贫。“按西方政府的观点，前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处在中等和下中等水平上(middle middle class and lowmiddle class)。”突发事件带给俄罗斯人的恐慌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更多的却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们在教育、医疗、住房、公 共服务、社会交通甚至基本食品供应方面都能得到保证。这一切的突然改变使整个俄罗斯处在一种癫狂的状态：抢劫、酗酒、吸毒比比皆是。家庭纠纷和家庭成员间的互相攻击已成为极平常的现象，心理疾病的患者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许多父母不堪忍受恶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折磨弃家出走，致使大批孤儿走上街头。据统计，当时俄罗斯的失学青少年不少于400万，这些生活在经济危机年代的青少年目睹改革所带来的恶果感到极度地茫然。接受浪漫而消极的“嬉皮士”文化是摆脱沉重心理压力的最好方式。“文化神话”(新文化形态或新文化乌托邦)这种思维转化导致了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类型。俄罗斯青年在痛苦和绝望中将逃避现实形态的“嬉皮士”文化变成了追求自身理想实现的目标，他们力求在这种亚文化的底蕴上表现健康的人文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生态主义、宇宙主义。在追求过程中突出俄罗斯的民族性和自身价值观，希望将人的社会属性转向人的自然属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追求是含有健康因素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美好的愿望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生活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夹缝中的一代青年人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他们在逃避现实的小圈子中既不能实现理想，又不能自拔，最终走向极端的“颓废主义”。这种青年亚文化形态的异变现象在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二、虚无主义与享乐“嬉皮士”
俄罗斯哲学的奠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全都是虚无主义者。”事实上，虚无主义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现象，是东正教的精神体现。俄罗斯人的东正教在对待人的态度上是虚无主义的。对于俄罗斯青年人来说民族性的虚无主义本源在“嬉皮士”文化中可以找到共性，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中享乐形态的青年“嬉皮士”文化在俄罗斯风靡一时。
“享乐”形态的青年“嬉皮士”文化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60年代初，年轻的肯尼迪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位具有时代感的美国总统深受青年人的青睐，他的一些思想也具有改革和反宗教的倾向，而一向以基督教作为衡量道德伦理标准尺度的美国世俗社会却使青年人举步维艰，玛卡尔金思想长期制约着青年人的反宗教行为，“冷战”的阴霾更是从根本上摧毁着青年人的神经。在这种矛盾、紧张和令人鼓舞的政治氛围中，悄然出现了一种文化潮流，被称之为“性革命世纪”的文化。美国大学生及青年人以聚会和性自由的方式来反抗社会，他们的口号是：“要性而不要战争，要性而不要家庭”。60年代的美国青年就是在这种矛盾和恐慌中寻找虚幻的快乐，学生“革命”形态的“享乐主义”由此产生。享乐形态的“嬉皮士”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对未来生活和社会持冷漠态度，只关注眼前，追求感官上的快乐，穿奇装异服，忽视伦理道德。这种“嬉皮士”文化被舶来俄罗斯后，由于国情的不同，社会政治及经济状况也有显著的差别，其基本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俄罗斯青年将本民族的特色融入其中。虽然在认知与寻找新的文化突破方面与美国青年略具同一性，但是，俄罗斯的“嬉皮士”文化更多地反映了本民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的教育体制崩溃。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为单一式的街头巷尾的聚会。一些有音乐天赋的青年借助于音响、激光和电脑方面的造型技术沉浸在摇摆舞的疯狂之中。他们没有正规的乐队伴奏，只能借助唱片发出的激烈音响麻痹神经，忘却现实社会，摆脱失学的烦恼。夜总会的特殊氛围造就了一批“疯狂者”和“神魂颠倒者”。这些人抱着“广泛认知”的目的，尝试吸毒、卖淫……这种类型的亚文化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喀山等大中城市。喀山“精神愉悦”夜总会在当时颇具声望，基本参与者是各大学的学生。复杂的金融和政治形势迫使这些忘乎所以的“疯狂者”远离现实，他们不但以各种放纵的行为麻痹自己，在思想深处更是滋生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报复心理。90年代初“享乐主义”就是这样在溶入了本民族的政治和心理因素后，以异变的形态在俄罗斯广为流传。
享乐形态的青年“嬉皮士”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托尔金”文化。托尔金(1892～19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善于写神秘题材的幻想小说。托尔金独特的幻想风格非常迎合逃避现实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品位，他们尝试重构小说中描写的中世纪侠客，力图在时间、空间、微观与宏观宇宙的神话世界中找到希望和幸福。尝试以“托尔金”文化活动来摆脱心灵苦闷的青年人为此成立了许多活动协会，其中在喀山成立的协会“徒步旅行者”(wayfarer)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协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1995和1997年来自莫斯科的 ‘托尔金’文化传播者在喀山附近的马里自治共和国的森林里举行活动。(2)1998年‘徒步旅行者’协会首倡举行全俄范围内的‘托尔金’文化活动。”从1990年开始，喀山每年都举行“托尔金”文化联欢节，并配以特制的徽章(带有翅膀的蛇)作为活动的标志。值得强调的是1997年的联欢节出席者将近700人，其中400～450)k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在西方，“托尔金”文化的研究是孤单和渐进的，范围也不宽泛，主要是通过电子网络传播。“托尔金”文化这个并不是非常普遍和吸引青年人的亚文化活动竟会在俄罗斯受到狂热的追捧，主要因素是因为这项文化活动的内涵包含着暴力与反抗。在喀山每年举行的“托尔金”文化节上，青年人的行为都显示着暴力，例如在表演的节目中，取材于古老的罗斯历史，军事战略性较强的作品特别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另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占领天堂”(occupy paradise)(1996)，和以“十字军远征”(the crusade expedition)为背景的文化活动更是表现出了俄罗斯青年独特的精神本质和对宗教神秘性及终极人生的极端向往。这种在虚无主义精神依托下所产生的心理因素使俄罗斯青年在追求享乐形态的“嬉皮士”文化时更多地融入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和自身的价值观，使原本较为单纯的亚文化现象变得更趋于政治化。
90年代中期，“托尔金”文化的研究者曾试图将国内其他青年亚文化流派归入到自己的文化范畴中，并对各流派的领袖实施同化影响。由此，再一次兴起了“托尔金”文化的新浪潮，并形成了该文化认知的新型世界观和研究的再继续，同时，出现了大量报道“托尔金”文化的专题，一些记者也对该文化进行采访。继之，一批与托尔金作品类似，题材更加新颖、更加接近现代人生活的幻想作家的作品相继问世。另外，还有个别执著者对该文化进行专项的科学研究。可以说，“托尔金”文化活动贯穿于整个90年代，伴随着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和改革，青年人借“托尔金”文化并以各种不同的异变表现形式来摆脱心灵上的苦闷和空虚，而该文化在扭曲的社会状态下 以异变的形式成为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三、无政府主义与暴力“光头帮”
“俄罗斯民族是无政府主义的民族。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创造”。无政府主义贯穿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也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意识发展的辩证因素。而青年无政府主义在俄罗斯盛行于90年代，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的，确切地说是改革与经济危机促成了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的迅猛发展与变异。这种青年无政府主义现象与俄罗斯精神内涵中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区别的，它体现了俄罗斯的精神内涵，但更多地融入了暴力的因素，其变异形态便是“光头帮”现象。
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来自美国。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装束类似美国街头的“光头帮嬉皮士”，但与之有本质上的差别。俄罗斯青年无政府主义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活动形式较为简单，基本上效仿美国，其活动方式是摩托车运动。参与者常以小团体的形式在一些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与传统文化相悖的传单，但很少含有政治色彩。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既不违反交通规则，也不触犯法律，摩托车运动也属于单纯的技术上的创造。他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和自由，排斥人为的规则和领导。他们文身、穿特制的上衣、驾车在公路上表演，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自己。这种现象在90年代以后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欧洲右翼思潮和极右逆流重新抬头，波黑战争形成的难民潮给西欧社会造成的压力更为极右势力的发展推波助澜。90年代初，德国的新纳粹等极右组织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这些组织的触角涉及欧洲各个国家。前苏联解体后，德国新纳粹思想在俄罗斯迅速曼延并很快形成各类党派，这些被西欧极右势力掌控的党派将世纪末的俄罗斯青年看作是“后备军”和“社会基础”。在这些西欧极右势力的影响下，众多的失学青年加入到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中来，“光头帮”组织迅猛扩大。1991～1993年，鞑靼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激进分子在某些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下，联合青年“光头帮”抵制俄政府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实施的选举措施便是佐证。
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西欧极端右翼党派更加紧了对俄罗斯青年“光头帮”的拉拢工作。他们提倡东正教，强调宗教至上并通过各种渠道将革命前的东正教保皇党思想纳入自己的党派思想体系。尤其崇尚亚利安民族，“认为20世纪有两位伟大的亚利安英雄：尼古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是消灭犹太人和有色人种的复仇者，而尼古拉二世曾试图将纳粹思想引进俄罗斯)。”这些极右势力设在莫斯科的组织活动频繁，例如“俄罗斯民族联盟”(PHC)就积极地拉拢青年团体“光头帮”，设立一些专门机构并选派专职人员从事“光头帮”的工作，邀请“光头帮”的领袖做讲演，在其报刊《冲锋队员》中投其所好刊载“光头帮”喜爱的作品。200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俄罗斯帝王党”(NPP)目前正试图将“光头帮”拉人自己的组织。另一个右翼党派“人民民族党”(HHP)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吸收“光头帮”和其他各类青年团体加入自己的党派，还大肆散布“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这些被组织起来的青年“光头帮”从本质上脱离了“嬉皮士”文化，他们倡导暴力、剃光头、身着颜色厚重的衣服和沉重的皮靴，手上带有铁指套(一种自制的、斗殴用的凶器)。这些思想发生异变的俄罗斯青年具有极端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袭击有色人种，偏激地认为有色人种是劣等民族，是白人患性病和吸毒的传染源。而21世纪初被法西斯党所控制的每一个青年党徒都坚定地认为：“有色人种控制了俄罗斯民族，未来的‘大俄罗斯’民族必将消灭一切犹太人和有色人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俄罗斯政治局势长期不稳定密切相关，改革的动乱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许多法律都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这种混乱局势使青年人强制性地接受了种族主义思想。青年“光头帮”带着病态的满足体会着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并很快由接受者变为施动者。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个性是个体生活经历中受各种强化所得结果的整合。”“光头帮”在其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完全受制于社会政治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的替代品。目前，受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光头帮”的活动开始带有策略的印记，街头斗殴日见稀少，暴力活动也带有商业性质，规范性和组织性日见明显。但是，青年“嬉皮士”文化的异变现象在俄罗斯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世纪末俄罗斯青年“嬉皮士”文化的异变究其实质是意识形态导致了青年人的思维转化，并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亚文化类型。其风格和内容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如同一面镜子，反射了青年群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面对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尝试解决矛盾的方式。这种矛盾是在非常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特的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文化特质。它在评价、规则、行为方式及生活认识等方面都体现着社会共性并对社会生活有独到的阐释，本质上是对生活的认知表现。
俄罗斯青年“嬉皮士”文化从萌芽便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特别是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经济危机造成了俄罗斯独特的社会环境，受其制约的青年“嬉皮士”文化也体现了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异变，表现出不受束缚、缺乏理智的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