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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郑和下西洋，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时至今日，国内对郑和下西洋的主流定性也大多停留在“入不敷出的政治宣传”上。但实际上，郑和下西洋并非没有经济上的算计，其最终“入不敷出”，不能一应归罪于对政治的让步，明政府对经济规律本身的无知和漠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郑和下西洋起于明成祖的永乐朝，终于明宣宗的宣德朝。在永乐年间，明政府五征沙漠，四征交趾，疏通运河，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下西洋绝不可能仅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由于这一点，下西洋长期被一些专家扣着“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帽子。但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所谓细节中有魔鬼，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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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和船队购入的这些奢侈品中，最大宗的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二十倍于产地！谁能说明朝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下西洋如何最终落了个“入不敷出”的惨淡结局呢？有人说这是一味彰显“四海宾服”的大国气象，“厚往薄来”所致，是政治目的挟持经济考量的恶果。但通过上文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厚往薄来”所产生的外交上的支出，是不足以抵消数十倍的利润空间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其失败，还是败在管理层对经济规律本身的隔膜，以及管理体制应对经济态势的滞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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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毕竟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增加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即1407年，下西洋起于永乐三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降到洪武年间的一半。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明会典》）。在发放过程中，因政府拥有定价权，结果导致折价远远高过市值。永乐二十二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自然而然地，明朝上下官员对下西洋产生了强烈不满。有鉴于此，相对仁厚的明仁宗继位后便干脆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可惜“折俸”这个损招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在太诱人，再加上没有了下西洋，国家就少了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明会典》）。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下西洋从垄断海贸发展到定价强卖的地步，成祖、宣宗在位期间的朝臣却是敢怒不敢言（实质上，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直至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幼的明英宗继位，辅政朝臣才有机会终止下西洋这一弊政。正统元年（1436），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亲自执政）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正式落幕。综上来看，也无怪乎明代官员会产生诸如“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的言论。
-3-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假使明廷能够认识到元代“官本船”（一种公私合营的商贸形式，官府出船和本钱，私人出人并代为经营）失败的必然性，采取放开私人贸易，只抽取赋税的政策，则有明一朝严重的走私问题，包括晚明的倭寇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明朝政府这种“官营垄断”的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古代政府就老是惦记着从利润丰厚的民营行业里分一杯羹，给自己争取一份额外收入。而官营经济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又总是斗不过私营，故而“官营”结合“垄断”就成了古代政府敛财行为的常态。
郑和下西洋起于明成祖的永乐朝，终于明宣宗的宣德朝。在永乐年间，明政府五征沙漠，四征交趾，疏通运河，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而言，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之下，下西洋绝不可能仅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由于这一点，下西洋长期被一些专家扣着“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的帽子。但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所谓细节中有魔鬼，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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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和船队购入的这些奢侈品中，最大宗的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二十倍于产地！谁能说明朝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下西洋如何最终落了个“入不敷出”的惨淡结局呢？有人说这是一味彰显“四海宾服”的大国气象，“厚往薄来”所致，是政治目的挟持经济考量的恶果。但通过上文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厚往薄来”所产生的外交上的支出，是不足以抵消数十倍的利润空间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其失败，还是败在管理层对经济规律本身的隔膜，以及管理体制应对经济态势的滞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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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洋毕竟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增加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即1407年，下西洋起于永乐三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降到洪武年间的一半。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
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明会典》）。在发放过程中，因政府拥有定价权，结果导致折价远远高过市值。永乐二十二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本来明廷俸禄就是历代最低，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克扣工资。自然而然地，明朝上下官员对下西洋产生了强烈不满。有鉴于此，相对仁厚的明仁宗继位后便干脆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可惜“折俸”这个损招带来的经济收益实在太诱人，再加上没有了下西洋，国家就少了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明会典》）。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下西洋从垄断海贸发展到定价强卖的地步，成祖、宣宗在位期间的朝臣却是敢怒不敢言（实质上，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直至明宣宗朱瞻基去世，年幼的明英宗继位，辅政朝臣才有机会终止下西洋这一弊政。正统元年（1436），辅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义（当时英宗年纪尚小，不足以亲自执政）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英宗实录》），明初的下西洋贸易至此方才正式落幕。综上来看，也无怪乎明代官员会产生诸如“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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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假使明廷能够认识到元代“官本船”（一种公私合营的商贸形式，官府出船和本钱，私人出人并代为经营）失败的必然性，采取放开私人贸易，只抽取赋税的政策，则有明一朝严重的走私问题，包括晚明的倭寇问题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但是，我们也不必太过苛责明朝政府这种“官营垄断”的意图。因为自汉武帝大搞“盐铁专卖”以来，中国古代政府就老是惦记着从利润丰厚的民营行业里分一杯羹，给自己争取一份额外收入。而官营经济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又总是斗不过私营，故而“官营”结合“垄断”就成了古代政府敛财行为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