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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中，我们做了甲午战争的专题，相信许多读者对那场两甲子以前，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日两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运的战争感慨良多。历史自然是没有如果的，但这次让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假如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会如何？本文的作者提出了自己不甚乐观的看法，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虽然中国的教科书历来都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分水岭，但真正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震动的，其实是五十年后的甲午战争。这场一百二十年前夏天爆发的冲突，使中国人迎来了一个全面危机感的时代，“亡国灭种”的真切可能，形成一个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阴郁未来，终于将所有人从沉沉的大梦中震醒，而中国近代的主题也从此由“图强”转向“救亡”。
在此之前，中国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多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沉睡巨人，尽管没少受刺激，但却始终未能发挥其潜在的力量。堪称“中国通”的赫德爵士曾在1894年说出一番颇具预见性的话：“两千年的经验，虽把中国人磨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情绪以最激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每个人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闹到今天这样！’”但第二年在甲午战败之际，他又失望地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蒙眬地睡着了。”
但这次苦涩的战败的确让中国人格外受刺激，因为他们竟败给一个自己长期瞧不起的邻居（自此“国耻”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便主要指向日本而非英美），用梁启超的话说，当时的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一种混杂着耻辱和危险的感受促使人们急迫地行动起来，其结果是引发了国家和社会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多年后，翰林院编修恽毓鼎一语道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甲午战败，成了新变革强大的原动力。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场惨败促使所有人都在危机之下逐渐达成一个社会共识：现存的国家体制出了根本问题，不论如何都得有所改变，不变是不行了，而且是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才能拯救中国。即便慈禧太后后来镇压戊戌变法，但时隔不到三年，她竟自己大力推动新政，因为此时，争议的焦点已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如何变、由谁来主导变法。这种“求变”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首次被社会普遍接受，且变革的领域几乎涉及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它应对的，乃是一个全面危机。
甲午战败，首先决定了清朝的命运：觉醒的新一代精英基本丧失了对清王朝及其体制的信心，因为战败无比鲜明地暴露出清朝的国家体制已不能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于是新的耻辱（战败）唤醒了旧的耻辱——排满、革命、剪辫等思潮随即涌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派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人们对清廷主导变革丧失了信心，多年后辛亥革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清朝中央政府合法性丧失的结果，而其根因仍得追溯至此。
最关键的是：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仍非一个现代国家，人们并无整体的国家观念，基本是各行其是的实体。当时的西方观察家曾一阵见血地指出：这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泰晤士报》评论：“中国仅为各省之堆积，全然没有可称为统一国家等之价值。”当时最可笑的一个例子，竟有人向日方提出，隶属广东海军的广丙不是北洋军舰，希望日军能予归还。许多人都缺乏民族国家的整体观念，“今思十年前甲午之役，台湾既已割让，然官僚中竟有不知之者。甚至庚子之变时，京畿之地虽为之震惊，然东南地方官僚中竟有全然不知、歌舞醉饱者。”（《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一编《三、黄瑞麟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抵抗侵略的国难与危机中形成的——实际上，最初体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经由日本明治宪法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而按孔飞力的观点，“这种看法的出现，只有在国家面临着外来征服以及——用1890年代这一帝国主义时代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是可能想象的。”
而日本之所以变强，被普遍认为是其明治维新成功的结果。这使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谋求新学，而传统文化已不足以救亡。王国维后来曾自述：“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而孙诒让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甲午款议成后，深识之士始知兴学为自强之基。”虽然科举直至1905年才废除，但根由在此刻便已埋下：因为人们越来越急切地意识到：要自强救亡，就得推行新学，而如不废科举，士人便不会放弃传统文化而群趋新学。在战败后的短短十数年间，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形成到此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并产生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领袖。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陈独秀，也曾高中秀才，他后来回忆：“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胡適也承认：“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绝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甚至于晚清的平民教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也都是受这一救亡思潮影响的余波。
我们不妨作一假想：如果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那又会如何？这乍看似乎可以为中国争取到一个喘息期，得以在不那么糟的条件下与日本展开竞争。但很不幸，这一假设似乎很难证实。前此十年的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深知中国最好趁胜议和，将局面敷衍过去，但这场战争的胜利却使主战的清议派错误地大受鼓舞，从事后来看，清廷也并未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缓冲期加速改革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竞争，以至于最终全部问题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王家俭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曾说：“中日两国海军之发展，几可谓以中法战争为关键，中法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未赔款未割地而获胜利，深感自满，因而产生一种晏安心理。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故其后海军发展几乎陷于停顿。而日本却反以北洋海军访日之刺激，乘机大力扩张海军。”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胜利，常常得不偿失：直到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中，意大利最终放弃租借三门湾，也使朝中大臣产生错误的力量对比，以为只要对洋人一味强硬，便足可使之不能得逞。 事实上，在开战之初，中国国内普遍的预期是认为日军必败。最初的牙山战役中，清军败战后谎报胜利，国内一片欢腾;开战才一个月，《申报》还扬言“我正宜乘机惩戒日本，规复琉球，乃可一劳而永逸”（1894年8月24日）。但参照中法战争的结果，中国当时即便战胜，也多半不能削弱日本的力量;甚至就算夺取琉球群岛并逼迫日本退出朝鲜半岛，也不过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罢了——在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结果便是日本将之视为大耻，举国备战，终于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迫使俄国低头。以当时清军的实力，暂时的胜利并不能转化为“一劳永逸”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优势地位。
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清军如果侥幸获胜，其最大的可能，或许仅仅是将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全面变革推迟了数年，而我们也无法看出清廷主动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性。赵鼎新在《战争与国家形成》中曾得出结论：“军事失败特别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因为它促使人们质疑既定秩序和考虑制度变革。因此，战争的压力不仅制约了持续性的再生，而且还产生了促进变革的机遇。”历史也的确一再证明如此。和晚清中国一样，德意志诸邦当年也曾是各行其是的一盘散沙，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被法军击溃而沦为三流国家，举国大受刺激之余大力改革。康有为也曾说过：“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概言之，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和社会结构，适于在和平时期的维持，但在面临现代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时，则必须全面改组。这一点，实际上直到抗日战争时仍是如此。1943年，社会学家陈达便曾说：“我国的社会，去现代化太远，一遇非常的变动，如战争，将各种弱点暴露无遗。”黄仁宇的历史思考，也是奠基于此：在长期的内乱、尤其是外敌入侵的全面危机中，中国社会如何进行自我重组，而这一漫长的重组，即便从甲午战争算起，竟也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
然而，一如Jon Elster当年所言，“当面临严峻形势时，人们希望创新的动机会非常之高，但他们实现创新的能力和机遇却会非常之低。”在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而巨额赔款又不得不向欧洲列强借款来偿还，这些均以清政府的海关税收和地方货厘、盐厘作担保，由此列强控制了清政府的海关行政权和监督权，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日本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倾销又对中国工业化造成强大的阻力。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在此之后，中国会兴起两个看似相反的思潮了：一个是救亡抵抗的思潮，另一个则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这两者其实是在危亡之下同根所生：人们对自己传统的一套丧失了自信，起初谋求现代化是为了挽救中国，到后来则异化为“要现代化就得完全根除传统那一套”。这其实是在惨败之下常有的心理，就像二战后的日本，战败的打击使日本人彻底重估旧有的价值观，甚至激起了一种“亵渎以前所崇拜的，崇拜以前所亵渎的”彻底破除旧习的欲望。
历史自然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演，但推想历史事件的种种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迄今为止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战争本身而言，胜利当然比失败要好，但就战争的结果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而言，这就不那么确定了。英国的惠灵顿公爵在率军击败拿破仑之后曾感慨：“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第二大悲剧。”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有时失败能刺激变革，而胜利反而导致掉以轻心和错误的自我评估，以至为更大的失败埋下伏笔。
当然，就历史解释本身而言，这种“失败更好”的看法也摆脱不了“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的辉格史观之讥。一如Herbert Butterfield所嘲讽的，“尽管黑死病和伦敦大火是天灾或者说天罚，人们仍然会把迫于无奈变成心甘情愿，把旧世界的衰落作为创造新世界的机会。这种说法延续到了辉格派历史学家那里，他们在回溯这场灾难时，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获得的好处和令人高兴的调整。”如果我们仅仅把甲午战争的惨败看作是带来变革的好事，那我们就容易忘记了，那一代中国人是在多么不利的全面危机之下被迫开始调整的了，若说“令人高兴”，那最多只能是后人的感受，因为和我们不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未来是阴郁还是光明。这也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是我们不能不自问这个问题：“如果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情况会比失败了更好吗？”
虽然中国的教科书历来都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分水岭，但真正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震动的，其实是五十年后的甲午战争。这场一百二十年前夏天爆发的冲突，使中国人迎来了一个全面危机感的时代，“亡国灭种”的真切可能，形成一个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阴郁未来，终于将所有人从沉沉的大梦中震醒，而中国近代的主题也从此由“图强”转向“救亡”。
在此之前，中国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多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沉睡巨人，尽管没少受刺激，但却始终未能发挥其潜在的力量。堪称“中国通”的赫德爵士曾在1894年说出一番颇具预见性的话：“两千年的经验，虽把中国人磨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情绪以最激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每个人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闹到今天这样！’”但第二年在甲午战败之际，他又失望地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蒙眬地睡着了。”
但这次苦涩的战败的确让中国人格外受刺激，因为他们竟败给一个自己长期瞧不起的邻居（自此“国耻”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便主要指向日本而非英美），用梁启超的话说，当时的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一种混杂着耻辱和危险的感受促使人们急迫地行动起来，其结果是引发了国家和社会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多年后，翰林院编修恽毓鼎一语道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甲午战败，成了新变革强大的原动力。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场惨败促使所有人都在危机之下逐渐达成一个社会共识：现存的国家体制出了根本问题，不论如何都得有所改变，不变是不行了，而且是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才能拯救中国。即便慈禧太后后来镇压戊戌变法，但时隔不到三年，她竟自己大力推动新政，因为此时，争议的焦点已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如何变、由谁来主导变法。这种“求变”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首次被社会普遍接受，且变革的领域几乎涉及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它应对的，乃是一个全面危机。
甲午战败，首先决定了清朝的命运：觉醒的新一代精英基本丧失了对清王朝及其体制的信心，因为战败无比鲜明地暴露出清朝的国家体制已不能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于是新的耻辱（战败）唤醒了旧的耻辱——排满、革命、剪辫等思潮随即涌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派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人们对清廷主导变革丧失了信心，多年后辛亥革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清朝中央政府合法性丧失的结果，而其根因仍得追溯至此。
最关键的是：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仍非一个现代国家，人们并无整体的国家观念，基本是各行其是的实体。当时的西方观察家曾一阵见血地指出：这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泰晤士报》评论：“中国仅为各省之堆积，全然没有可称为统一国家等之价值。”当时最可笑的一个例子，竟有人向日方提出，隶属广东海军的广丙不是北洋军舰，希望日军能予归还。许多人都缺乏民族国家的整体观念，“今思十年前甲午之役，台湾既已割让，然官僚中竟有不知之者。甚至庚子之变时，京畿之地虽为之震惊，然东南地方官僚中竟有全然不知、歌舞醉饱者。”（《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一编《三、黄瑞麟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抵抗侵略的国难与危机中形成的——实际上，最初体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经由日本明治宪法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而按孔飞力的观点，“这种看法的出现，只有在国家面临着外来征服以及——用1890年代这一帝国主义时代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是可能想象的。”
而日本之所以变强，被普遍认为是其明治维新成功的结果。这使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谋求新学，而传统文化已不足以救亡。王国维后来曾自述：“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而孙诒让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甲午款议成后，深识之士始知兴学为自强之基。”虽然科举直至1905年才废除，但根由在此刻便已埋下：因为人们越来越急切地意识到：要自强救亡，就得推行新学，而如不废科举，士人便不会放弃传统文化而群趋新学。在战败后的短短十数年间，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形成到此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并产生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领袖。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陈独秀，也曾高中秀才，他后来回忆：“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胡適也承认：“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绝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甚至于晚清的平民教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也都是受这一救亡思潮影响的余波。
我们不妨作一假想：如果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那又会如何？这乍看似乎可以为中国争取到一个喘息期，得以在不那么糟的条件下与日本展开竞争。但很不幸，这一假设似乎很难证实。前此十年的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深知中国最好趁胜议和，将局面敷衍过去，但这场战争的胜利却使主战的清议派错误地大受鼓舞，从事后来看，清廷也并未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缓冲期加速改革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竞争，以至于最终全部问题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王家俭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曾说：“中日两国海军之发展，几可谓以中法战争为关键，中法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未赔款未割地而获胜利，深感自满，因而产生一种晏安心理。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故其后海军发展几乎陷于停顿。而日本却反以北洋海军访日之刺激，乘机大力扩张海军。”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胜利，常常得不偿失：直到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中，意大利最终放弃租借三门湾，也使朝中大臣产生错误的力量对比，以为只要对洋人一味强硬，便足可使之不能得逞。 事实上，在开战之初，中国国内普遍的预期是认为日军必败。最初的牙山战役中，清军败战后谎报胜利，国内一片欢腾;开战才一个月，《申报》还扬言“我正宜乘机惩戒日本，规复琉球，乃可一劳而永逸”（1894年8月24日）。但参照中法战争的结果，中国当时即便战胜，也多半不能削弱日本的力量;甚至就算夺取琉球群岛并逼迫日本退出朝鲜半岛，也不过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罢了——在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结果便是日本将之视为大耻，举国备战，终于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迫使俄国低头。以当时清军的实力，暂时的胜利并不能转化为“一劳永逸”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优势地位。
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清军如果侥幸获胜，其最大的可能，或许仅仅是将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全面变革推迟了数年，而我们也无法看出清廷主动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性。赵鼎新在《战争与国家形成》中曾得出结论：“军事失败特别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因为它促使人们质疑既定秩序和考虑制度变革。因此，战争的压力不仅制约了持续性的再生，而且还产生了促进变革的机遇。”历史也的确一再证明如此。和晚清中国一样，德意志诸邦当年也曾是各行其是的一盘散沙，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被法军击溃而沦为三流国家，举国大受刺激之余大力改革。康有为也曾说过：“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概言之，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和社会结构，适于在和平时期的维持，但在面临现代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时，则必须全面改组。这一点，实际上直到抗日战争时仍是如此。1943年，社会学家陈达便曾说：“我国的社会，去现代化太远，一遇非常的变动，如战争，将各种弱点暴露无遗。”黄仁宇的历史思考，也是奠基于此：在长期的内乱、尤其是外敌入侵的全面危机中，中国社会如何进行自我重组，而这一漫长的重组，即便从甲午战争算起，竟也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
然而，一如Jon Elster当年所言，“当面临严峻形势时，人们希望创新的动机会非常之高，但他们实现创新的能力和机遇却会非常之低。”在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而巨额赔款又不得不向欧洲列强借款来偿还，这些均以清政府的海关税收和地方货厘、盐厘作担保，由此列强控制了清政府的海关行政权和监督权，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日本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倾销又对中国工业化造成强大的阻力。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在此之后，中国会兴起两个看似相反的思潮了：一个是救亡抵抗的思潮，另一个则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这两者其实是在危亡之下同根所生：人们对自己传统的一套丧失了自信，起初谋求现代化是为了挽救中国，到后来则异化为“要现代化就得完全根除传统那一套”。这其实是在惨败之下常有的心理，就像二战后的日本，战败的打击使日本人彻底重估旧有的价值观，甚至激起了一种“亵渎以前所崇拜的，崇拜以前所亵渎的”彻底破除旧习的欲望。
历史自然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演，但推想历史事件的种种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迄今为止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战争本身而言，胜利当然比失败要好，但就战争的结果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而言，这就不那么确定了。英国的惠灵顿公爵在率军击败拿破仑之后曾感慨：“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第二大悲剧。”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有时失败能刺激变革，而胜利反而导致掉以轻心和错误的自我评估，以至为更大的失败埋下伏笔。
当然，就历史解释本身而言，这种“失败更好”的看法也摆脱不了“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的辉格史观之讥。一如Herbert Butterfield所嘲讽的，“尽管黑死病和伦敦大火是天灾或者说天罚，人们仍然会把迫于无奈变成心甘情愿，把旧世界的衰落作为创造新世界的机会。这种说法延续到了辉格派历史学家那里，他们在回溯这场灾难时，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获得的好处和令人高兴的调整。”如果我们仅仅把甲午战争的惨败看作是带来变革的好事，那我们就容易忘记了，那一代中国人是在多么不利的全面危机之下被迫开始调整的了，若说“令人高兴”，那最多只能是后人的感受，因为和我们不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未来是阴郁还是光明。这也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是我们不能不自问这个问题：“如果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情况会比失败了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