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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私人图书馆叫书庵，“邺侯家书多，架插三万轴”，说是唐朝李泌的书庵，曾经藏书很多。湖南南岳山上的邺侯書院，据说是后人为纪念李泌而建的书庵，纪念而已，并没有书。门前石柱刻联“三万轴书卷无存，入室追思名宰相;九千丈云山不改，凭栏细认古烟霞”，出自韩愈手笔，往事云烟，尽来笔底。
这样藏书万卷的私人图书馆，那时是不多的，因为出版发行不易，出一本书，要经过艰难的生产和经营过程。而能藏这么多书，用于研究，李泌的学习，可见很用功。
北宋司马光在熙宁四年（1071年）定居洛阳时，已经52岁了。两年后，买了二十亩地，修了一座园子，名独乐园。园中有堂，聚书五千卷，名曰读书堂。司马光就在这个读书堂披阅经书，撰写了294卷300万字的《资治通鉴》。累了，就在园中徜徉，活动活动，以垂钓和修剪植物放松思想。这五千卷藏书，来得不易，他不轻易外借，十分珍惜，他说“贾竖藏货贝，吾辈唯此耳，当极加宝惜”。每当上伏及重阳日，他要将书搬到太阳下晒，防止生虫;读书之前要将几案擦拭干净，垫上茵褥;外出带书，用方板夹住，绳索捆紧，以免书脑和扉页损坏，也免得手上的汗渍将书弄脏;每读完一页，轻轻地用手指“撚而挟过”，不“轻以两指爪撮起”。他的书，读了几十年还是“若未手触者”。
词人李清照，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1129年其夫赵明诚因病去世，几年后宋王朝垮台，金兵打进中原，李清照流离颠沛，境遇孤苦，几十车藏书，损失殆尽，令人扼腕。
六百多年之后，南方江宁之地也曾出现一座名园，是清人袁枚的随园。园中有一个小仓山房，是他的私人图书馆，藏书也不少，也不轻易外借。
这些私人图书馆，可谓惨淡经营，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折射了先人在学习上孜孜不倦、砥砺前行的精神。
由于研究方向不同，这些馆藏典籍也不尽相同。李泌的道经与袁枚的诗书各有侧重，而司马光的书大抵以史籍为主。由于研究的态度不同，重点不同，术业有专攻，各人的治学方式不尽一致，以致对生活的取向也不尽相同。
如司马光的独乐园，注重沉静，独思，所谓独乐，并不是“脱离群众”。他对孟子的“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道理，不是不懂，他在《独乐园记》里已经写了，认为欣赏音乐是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是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自比“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是俗陋之乐。这就解释清楚了他的独乐园，不过是个很普通、很简陋的私家读书之地，并非离群索居，自诩清高。
袁枚是主张性灵学说的，他的学问做在把酒吟诗之间，广交诗友，不问男女，人生取向如何，诗风如何，坐在一起谈文论诗，切磋交流，取长补短，自成一格，《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与《随园随笔》，应该说是他性灵学说的滥觞。
李泌更不同，是个政治家、谋士，也是道学家，他很清高，视冠盖如敝屣，曾辅佐唐皇四朝治理天下，功成身退，远离朝堂，长年隐居南岳，躬耕读书，研究道学，做他的老百姓。到德宗时，为挽救危局，再度出山辅政，时间不长，两年多，以67岁辞世。
联想到杜甫“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居屋都不保，遑论专门读书写作的私家书屋！通常是怀铅提椠，负笈担簦，行吟天下。杜工部退休后如果应聘，也许有间房子写作，但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读书人有间书屋足矣，不求奢华的高楼大院，杜老还是没有去混迹“盲流”。
说到书庵，竟是个国际话题。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图书馆藏书的基础竟是私人书庵，如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就有来自大收藏家斯隆和哈利家族、柯顿家族的私藏。10世纪以前的英国基督教会藏书，则以抄本为主。牛津、剑桥和圣安德鲁斯等大学、学院图书馆的藏书，也主要靠私人捐阅，如汉弗利公爵、中世纪后期达勒姆主教的捐阅、爱书家R.de伯里的1500卷捐阅，等等。英国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时常去阅读和写作的地方。这些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对公众开放。20世纪初，又建立全英馆际互借制度，共享的范围逐步扩大。
而中国古代的书庵，大多数是私藏私用，并不外借，相当多的是抄本、简本、帛本甚至残卷。随着社会发展，藏书渐多、渐全，但仍不可以说尽善尽美。先秦前后的典籍，大都毁于秦燔和兵燹，现存的有一些是由汉儒复制，属于二手资料，聊胜于无，也是很珍贵的了。但谈到捐阅、共享，在古中国，尚乏先例，这与当时社会状况和全民知识需求水准有关。
私人藏书有侧重，这是书庵的特点，李泌藏经，袁枚藏诗，司马光藏史，都出于个人研究的方向。现在藏书万卷的学人、编辑已经很多了，大都有所侧重。我研究个什么课题，还是习惯到图书馆去找。
现在私藏书用于治学的不少，但也不乏装点门面，“玩票”之用。我曾认识一位藏家，他的“书庵”藏书数万册，都是稀世之物，如《红楼梦》，世上所有的版本，他应有尽有，包括金箔本（金箔作书页）、丝绸本，堪称豪华之极。但他只是“玩票”而已，后来他去世，藏书也不知所踪。
现在公办图书馆藏书，主要靠政府拨款购买，也靠作者捐赠，数量很有限，当然也有私家藏书全部捐赠的，但并不多，而且大都无挂牌展示，提供共享。倒是在深圳市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见到盲人阅读器，受到盲人的欢迎，这种知识共享，真是个新气象。我想，我们也应该有不列颠博物院、剑桥大学等图书馆那样的包容并蓄，真正海纳百川。
（《解放日报》2019年2月3日）
我们常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出自清代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意思是借来的书才会认真读。孰不知，袁枚是大藏书家，他的书可不轻易外借。那么，问题来了，书是买来读好，还是借来读好呢？
阅读应打破载体的局限。有条件则买，无条件则借。借书，图书馆是个好去处。实在不行，就背上食物和水去书店蹲一天，尽量把想读的书读完。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可以通宵达旦。还有许多独立小书店，店主爱书也喜欢读书人，会给你递张小板凳，饮水机里的水随便喝。总之，读书人最该摒弃禁锢。打开的一颗心，读哪里来的书都愉悦。
这样藏书万卷的私人图书馆，那时是不多的，因为出版发行不易，出一本书，要经过艰难的生产和经营过程。而能藏这么多书，用于研究，李泌的学习，可见很用功。
北宋司马光在熙宁四年（1071年）定居洛阳时，已经52岁了。两年后，买了二十亩地，修了一座园子，名独乐园。园中有堂，聚书五千卷，名曰读书堂。司马光就在这个读书堂披阅经书，撰写了294卷300万字的《资治通鉴》。累了，就在园中徜徉，活动活动，以垂钓和修剪植物放松思想。这五千卷藏书，来得不易，他不轻易外借，十分珍惜，他说“贾竖藏货贝，吾辈唯此耳，当极加宝惜”。每当上伏及重阳日，他要将书搬到太阳下晒，防止生虫;读书之前要将几案擦拭干净，垫上茵褥;外出带书，用方板夹住，绳索捆紧，以免书脑和扉页损坏，也免得手上的汗渍将书弄脏;每读完一页，轻轻地用手指“撚而挟过”，不“轻以两指爪撮起”。他的书，读了几十年还是“若未手触者”。
词人李清照，其父李格非藏书甚富，1129年其夫赵明诚因病去世，几年后宋王朝垮台，金兵打进中原，李清照流离颠沛，境遇孤苦，几十车藏书，损失殆尽，令人扼腕。
六百多年之后，南方江宁之地也曾出现一座名园，是清人袁枚的随园。园中有一个小仓山房，是他的私人图书馆，藏书也不少，也不轻易外借。
这些私人图书馆，可谓惨淡经营，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折射了先人在学习上孜孜不倦、砥砺前行的精神。
由于研究方向不同，这些馆藏典籍也不尽相同。李泌的道经与袁枚的诗书各有侧重，而司马光的书大抵以史籍为主。由于研究的态度不同，重点不同，术业有专攻，各人的治学方式不尽一致，以致对生活的取向也不尽相同。
如司马光的独乐园，注重沉静，独思，所谓独乐，并不是“脱离群众”。他对孟子的“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道理，不是不懂，他在《独乐园记》里已经写了，认为欣赏音乐是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者所及也”;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是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自比“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是俗陋之乐。这就解释清楚了他的独乐园，不过是个很普通、很简陋的私家读书之地，并非离群索居，自诩清高。
袁枚是主张性灵学说的，他的学问做在把酒吟诗之间，广交诗友，不问男女，人生取向如何，诗风如何，坐在一起谈文论诗，切磋交流，取长补短，自成一格，《小仓山房诗集》《随园诗话》与《随园随笔》，应该说是他性灵学说的滥觞。
李泌更不同，是个政治家、谋士，也是道学家，他很清高，视冠盖如敝屣，曾辅佐唐皇四朝治理天下，功成身退，远离朝堂，长年隐居南岳，躬耕读书，研究道学，做他的老百姓。到德宗时，为挽救危局，再度出山辅政，时间不长，两年多，以67岁辞世。
联想到杜甫“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居屋都不保，遑论专门读书写作的私家书屋！通常是怀铅提椠，负笈担簦，行吟天下。杜工部退休后如果应聘，也许有间房子写作，但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读书人有间书屋足矣，不求奢华的高楼大院，杜老还是没有去混迹“盲流”。
说到书庵，竟是个国际话题。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图书馆藏书的基础竟是私人书庵，如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就有来自大收藏家斯隆和哈利家族、柯顿家族的私藏。10世纪以前的英国基督教会藏书，则以抄本为主。牛津、剑桥和圣安德鲁斯等大学、学院图书馆的藏书，也主要靠私人捐阅，如汉弗利公爵、中世纪后期达勒姆主教的捐阅、爱书家R.de伯里的1500卷捐阅，等等。英国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时常去阅读和写作的地方。这些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对公众开放。20世纪初，又建立全英馆际互借制度，共享的范围逐步扩大。
而中国古代的书庵，大多数是私藏私用，并不外借，相当多的是抄本、简本、帛本甚至残卷。随着社会发展，藏书渐多、渐全，但仍不可以说尽善尽美。先秦前后的典籍，大都毁于秦燔和兵燹，现存的有一些是由汉儒复制，属于二手资料，聊胜于无，也是很珍贵的了。但谈到捐阅、共享，在古中国，尚乏先例，这与当时社会状况和全民知识需求水准有关。
私人藏书有侧重，这是书庵的特点，李泌藏经，袁枚藏诗，司马光藏史，都出于个人研究的方向。现在藏书万卷的学人、编辑已经很多了，大都有所侧重。我研究个什么课题，还是习惯到图书馆去找。
现在私藏书用于治学的不少，但也不乏装点门面，“玩票”之用。我曾认识一位藏家，他的“书庵”藏书数万册，都是稀世之物，如《红楼梦》，世上所有的版本，他应有尽有，包括金箔本（金箔作书页）、丝绸本，堪称豪华之极。但他只是“玩票”而已，后来他去世，藏书也不知所踪。
现在公办图书馆藏书，主要靠政府拨款购买，也靠作者捐赠，数量很有限，当然也有私家藏书全部捐赠的，但并不多，而且大都无挂牌展示，提供共享。倒是在深圳市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见到盲人阅读器，受到盲人的欢迎，这种知识共享，真是个新气象。我想，我们也应该有不列颠博物院、剑桥大学等图书馆那样的包容并蓄，真正海纳百川。
（《解放日报》2019年2月3日）
赏析
我们常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出自清代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意思是借来的书才会认真读。孰不知，袁枚是大藏书家，他的书可不轻易外借。那么，问题来了，书是买来读好，还是借来读好呢？
阅读应打破载体的局限。有条件则买，无条件则借。借书，图书馆是个好去处。实在不行，就背上食物和水去书店蹲一天，尽量把想读的书读完。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可以通宵达旦。还有许多独立小书店，店主爱书也喜欢读书人，会给你递张小板凳，饮水机里的水随便喝。总之，读书人最该摒弃禁锢。打开的一颗心，读哪里来的书都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