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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整整一百年前，《狂人日记》发表，中国从此有了“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狂人日记》再现了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对国人的荼毒，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彻底揭露了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的吃人本质，从民族角度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和对新青年的期望。狂人的精神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由张扬个性部分的传承和弘扬。《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深远。经典不朽，《狂人日记》仍对当今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8）12-0060-05
一、基本史实
距今整整一百年的时候，时任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应友人钱玄同之邀，于1918年4月创作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其刊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杂志上，署名“鲁迅”。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中国现代文学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出现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从此，鲁迅作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耀眼存在。从教育史乃至教育学的角度上来说，《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狂人形象意义重大，其深远影响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二、时机条件
（一）时势造英雄
狂人的产生，首先是时势使然。
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1918年。
在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家族帝制，然而中国人民依然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种种封建思想伺机复辟，冯国璋、徐世昌先后执掌的北洋政府在诸方军阀相争相杀的局势下穷于应付。孙中山继续为走向共和的近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到处奔走。李大钊则在报刊上频频发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组织起“新民学会”等社团，为唤起民众、改造中国进行艰苦的探索。陈独秀等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当时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帝国主义列强为战后分赃跃跃欲试。列宁率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全世界无产者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广受鼓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各种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的宣扬和争辩也甚为活跃。
在这样的社會大潮中，鲁迅经历了由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生活经历，体察到底层民众的悲苦境遇，经过弃医从文的复杂心路历程，又经过教生物、迎革命、剪发辫、逛书肆、抄古碑、研佛经等等漫长而痛苦的沉默期，终于在钱玄同等友人的劝说、鼓励之下，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仁密切合作，并奋笔将“狂人”描画出来，可以说势所必至、水到渠成。
（二）借鉴与创新
鲁迅（1918年后的常用笔名。周樟寿是他出生时所取的学名。1898年赴南京求学，改名周树人。）饱经家境困苦后，立志“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南京和日本东京、仙台的求学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学识，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风雨如磐”的祖国现实有了真切的感受，这使他将自己的升沉荣辱与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紧紧联系在一起。幻灯片上“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愚弱的国民”影像持久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他要拿起笔。他要改造国民性。他创办文艺刊物《新生》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他留下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为代表的精神探索和文化探索的足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人而排众数”，是他在探索中提炼出的重要命题，其精神内核成为后来“狂人”形象中的重要元素。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个性张扬的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方法，则成为后来他从事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思想上的重要资源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借鉴。鲁迅后来回顾自己早年的探索历程时谈到，“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所有这些都为鲁迅写出《狂人日记》等作品奠定了基础。
（三）实践检验——百年以来的读者接受效应：文学之典范、教育的强音
《狂人日记》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形式出现，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新文学作品。它的内容是强烈地反封建，形式则直接借鉴了俄国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艺术不用背景的描写手法（即白描手法）。研究者中又有进而归纳出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为象征主义。最重要的是，从发表后的效果（直至100年后的今天）充分验证了——它对旧的东西确实能起革命的作用、摧毁的作用。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正如鲁迅自己所论述的那样，“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相比较，“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从教育的意义上说，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鲁迅作品，长久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狂人日记》等鲁迅作品在青少年读者中被广泛阅读、接受的程度，不啻为教育事业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最耐得分析的现象；即使放眼将来的教育发展进程，《狂人日记》等鲁迅作品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将是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狂人的文本意义——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分析
《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现联系鲁迅的思想发展轨迹，择其要者作扼要分析： 一是对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反思和批判——“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志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鲁迅对于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反思在离家乡外出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集中了他早期思考的成果。
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发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以更明确的观点反思和批判旧思想体系，和更猛烈的姿态“踹”向“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进而提炼出改造国民性等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重要命题。这一时期，鲁迅批判的矛头特别集中地对准了宋朝（及其以后）“那一班‘业儒’”（实际是指向以囿于时代历史局限，又被封建统治者有选择地改造过的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思想体系）。
如，他写道：“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子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我之节烈观》）
又如，他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閎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由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看镜有感》）
又如，他写道：“唐以后，自夸族旺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做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份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论“他妈的”》）
进入后期，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对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反思不仅并未停歇，而且以更高的层次更理性更全面更深刻的进行之。其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历来尊孔现象的精辟分析。
如，他写道：“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有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就更加无用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地说法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迅各个时期对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反思和批判散见于他大量的杂文之中，其每一篇文章，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随着他思想层次的提高，也都越来越有力和精准。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年代里，左右着中国旧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鲁迅通过狂人“踹”向“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脚”，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是对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本质的彻底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不久，吴虞即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引述《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还有《国语》《管子》《韩非子》，以及曾国藩《日记》等典籍所记载的古代儒教社会的吃人实例，得出他的论断——“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为《狂人日记》提供了有力的呼应。青年毛泽东是鲁迅《狂人日记》早期的读者之一，他在此后不久，针对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之事，发表系列论文，尖锐深刻地揭露旧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吃人本质，其文意与鲁迅《狂人日记》达到了高度的相通和契合。 对封建旧思想体系本质的彻底揭露，最集中的表现依然是鲁迅源源不断地发表的论著之中。
魯迅在弃医从文之初，深感于列强的凶劣，当权者的腐败，国民的孱弱和旧思想体系的强大与顽固，奋笔写道：“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与忧患有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是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文化偏至论》）然而，他的呼吁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响应。辛亥革命虽然爆发了，推翻了帝制，但很快被封建复辟势力所败。袁世凯复辟帝制未果，军阀混战格局大乱，社会上种种“肤浅凡庸之事物”充斥，封建旧思想体系依旧强大与顽固，而“人国”却并未出现。
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觉醒，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浪潮。鲁迅在经过痛苦的沉默期之后，以《狂人日记》为标志，以揭露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的吃人本质为目标，以《呐喊》（《狂人日记》为其首篇）《彷徨》中的小说和《坟》《热风》等等论文杂文为载体，充分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征服着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心。
如，他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狂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灯下漫笔》）
又如，他写道：“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到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二十五》）
又如，他写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元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依据烂熟的话：古已有之。”“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可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客座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忽然想到[四]》）
又如，他写道：“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那方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病后杂谈》）
像这样通彻、深刻的文字，构成了鲁迅创作和论述（以杂文为主）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果说，狂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体现了鲁迅对于封建制度及其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反思和批判的广度，那么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则体现了鲁迅的革命性反思和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即揭出本质，昭示人心。这自然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成为一大亮色，一声强音。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8）12-0060-05
一、基本史实
距今整整一百年的时候，时任教育部佥事的周树人，应友人钱玄同之邀，于1918年4月创作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其刊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杂志上，署名“鲁迅”。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中国现代文学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出现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从此，鲁迅作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耀眼存在。从教育史乃至教育学的角度上来说，《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狂人形象意义重大，其深远影响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二、时机条件
（一）时势造英雄
狂人的产生，首先是时势使然。
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1918年。
在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家族帝制，然而中国人民依然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种种封建思想伺机复辟，冯国璋、徐世昌先后执掌的北洋政府在诸方军阀相争相杀的局势下穷于应付。孙中山继续为走向共和的近代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到处奔走。李大钊则在报刊上频频发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组织起“新民学会”等社团，为唤起民众、改造中国进行艰苦的探索。陈独秀等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当时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帝国主义列强为战后分赃跃跃欲试。列宁率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全世界无产者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广受鼓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各种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的宣扬和争辩也甚为活跃。
在这样的社會大潮中，鲁迅经历了由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生活经历，体察到底层民众的悲苦境遇，经过弃医从文的复杂心路历程，又经过教生物、迎革命、剪发辫、逛书肆、抄古碑、研佛经等等漫长而痛苦的沉默期，终于在钱玄同等友人的劝说、鼓励之下，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仁密切合作，并奋笔将“狂人”描画出来，可以说势所必至、水到渠成。
（二）借鉴与创新
鲁迅（1918年后的常用笔名。周樟寿是他出生时所取的学名。1898年赴南京求学，改名周树人。）饱经家境困苦后，立志“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南京和日本东京、仙台的求学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学识，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风雨如磐”的祖国现实有了真切的感受，这使他将自己的升沉荣辱与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紧紧联系在一起。幻灯片上“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愚弱的国民”影像持久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他要拿起笔。他要改造国民性。他创办文艺刊物《新生》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他留下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为代表的精神探索和文化探索的足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人而排众数”，是他在探索中提炼出的重要命题，其精神内核成为后来“狂人”形象中的重要元素。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个性张扬的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方法，则成为后来他从事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思想上的重要资源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借鉴。鲁迅后来回顾自己早年的探索历程时谈到，“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所有这些都为鲁迅写出《狂人日记》等作品奠定了基础。
（三）实践检验——百年以来的读者接受效应：文学之典范、教育的强音
《狂人日记》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形式出现，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新文学作品。它的内容是强烈地反封建，形式则直接借鉴了俄国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艺术不用背景的描写手法（即白描手法）。研究者中又有进而归纳出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手法为象征主义。最重要的是，从发表后的效果（直至100年后的今天）充分验证了——它对旧的东西确实能起革命的作用、摧毁的作用。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正如鲁迅自己所论述的那样，“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相比较，“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从教育的意义上说，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鲁迅作品，长久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至于《狂人日记》等鲁迅作品在青少年读者中被广泛阅读、接受的程度，不啻为教育事业发展史上最值得关注、最耐得分析的现象；即使放眼将来的教育发展进程，《狂人日记》等鲁迅作品在青少年的成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将是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狂人的文本意义——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分析
《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现联系鲁迅的思想发展轨迹，择其要者作扼要分析： 一是对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反思和批判——“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志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鲁迅对于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反思在离家乡外出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集中了他早期思考的成果。
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发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以更明确的观点反思和批判旧思想体系，和更猛烈的姿态“踹”向“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进而提炼出改造国民性等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重要命题。这一时期，鲁迅批判的矛头特别集中地对准了宋朝（及其以后）“那一班‘业儒’”（实际是指向以囿于时代历史局限，又被封建统治者有选择地改造过的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旧思想体系）。
如，他写道：“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國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子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我之节烈观》）
又如，他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閎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由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看镜有感》）
又如，他写道：“唐以后，自夸族旺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做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份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论“他妈的”》）
进入后期，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他对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反思不仅并未停歇，而且以更高的层次更理性更全面更深刻的进行之。其突出的表现，是他对历来尊孔现象的精辟分析。
如，他写道：“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有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就更加无用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成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地说法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迅各个时期对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反思和批判散见于他大量的杂文之中，其每一篇文章，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随着他思想层次的提高，也都越来越有力和精准。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年代里，左右着中国旧教育的方方面面，因此鲁迅通过狂人“踹”向“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脚”，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是对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本质的彻底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不久，吴虞即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引述《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还有《国语》《管子》《韩非子》，以及曾国藩《日记》等典籍所记载的古代儒教社会的吃人实例，得出他的论断——“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为《狂人日记》提供了有力的呼应。青年毛泽东是鲁迅《狂人日记》早期的读者之一，他在此后不久，针对赵五贞女士抗婚自杀之事，发表系列论文，尖锐深刻地揭露旧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吃人本质，其文意与鲁迅《狂人日记》达到了高度的相通和契合。 对封建旧思想体系本质的彻底揭露，最集中的表现依然是鲁迅源源不断地发表的论著之中。
魯迅在弃医从文之初，深感于列强的凶劣，当权者的腐败，国民的孱弱和旧思想体系的强大与顽固，奋笔写道：“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与忧患有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是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文化偏至论》）然而，他的呼吁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响应。辛亥革命虽然爆发了，推翻了帝制，但很快被封建复辟势力所败。袁世凯复辟帝制未果，军阀混战格局大乱，社会上种种“肤浅凡庸之事物”充斥，封建旧思想体系依旧强大与顽固，而“人国”却并未出现。
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觉醒，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浪潮。鲁迅在经过痛苦的沉默期之后，以《狂人日记》为标志，以揭露封建制度和旧思想体系的吃人本质为目标，以《呐喊》（《狂人日记》为其首篇）《彷徨》中的小说和《坟》《热风》等等论文杂文为载体，充分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征服着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心。
如，他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狂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灯下漫笔》）
又如，他写道：“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到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二十五》）
又如，他写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元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依据烂熟的话：古已有之。”“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可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客座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忽然想到[四]》）
又如，他写道：“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那方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病后杂谈》）
像这样通彻、深刻的文字，构成了鲁迅创作和论述（以杂文为主）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果说，狂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体现了鲁迅对于封建制度及其旧思想体系进行革命性反思和批判的广度，那么狂人“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则体现了鲁迅的革命性反思和批判所达到的深度，即揭出本质，昭示人心。这自然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上成为一大亮色，一声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