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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稚新老人是“前清例授国子监”阎树成的后代，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军旅生涯和革命业绩，已载人大型文献《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一书。20余年来，我俩同住一个军队营院，朝夕相处，素有深交。他既是我指点迷津的兄长，又是切磋学问的战友。猴年来临，他仍将屈原《离骚》的两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定为晚年的座右铭，自相勖勉。
扪心自问“三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市委召开的“三讲”教育动员会上提出，希望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这三个问题触动了阎老的心弦。他在国防大学第四干休所任党支书时，主动地围绕江泽民所提三个问题，对照检查自己入党65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是非曲直，并建议老党员回顾成长历史，自觉地想一想这三个问题，寄托对党的无限深情。
于是，我问阎老：“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三个问题呢?”他说：我生来幼稚无知，一波三折，没有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哪有我的今天！1921年7月1日，阎稚新出生于黄河之滨的山西临县。1936年冬15岁时，经地下党员介绍，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翌年4月考入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8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9月加入“民先队”，10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历任连、营、团、师至正军领导职务。荣获二级红星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模范政治工作者称号。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里，多次负伤，立有战功，被评为二等甲级残疾军人，事绩载人《中国残疾名人辞典》。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战俘遣返和解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总政治部和军队院校工作，参与制订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及军队领导制度，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教学科研。在建国初期军队领导制度大争论中，总政表彰阎稚新从起草政工条例到修改政工条例，都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反江青而惨遭迫害，饱尝专政劳改和骨肉分离之苦，至平反落实政策达十年之久。
我听了阎老的回忆，心潮起伏，深为感动。他经历过几多狂风暴雨，却依然胸怀坦荡，没有丧失理想、信念与激情，始终坚持“探究历史务必求真，研究学问决不人云亦云”的科学精神，依然斗志昂扬，牢记“两个务必”。耄耋之年，他仍自强不息，常常扪心自问：“入党为什么?现在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回顾生平功过是非，悲欢离合，给后代子孙作个交待。
“李大钊研究”不停步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光辉一生的自我写照，影响极其深远。10年前，阎老将此名言写成横幅赠我，作为座右铭，我至今乐不忘怀。有一次，我直率地问他：“你为什么长期倾注大量的精力，从事李大钊研究?”
阎老激动地告诉我：1940年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我19岁，担任山西霍县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大队长叛变，将我武装扣押，内定枪杀活埋，我与一同被扣的宣教干事、连政治指导员三人，高声朗读《共产党人》和《烈士传》，决心学习李大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榜样。我们还商定了三条“刑场仪式”：一是由我发表讲演，二是集体唱《国际歌》，三是高呼三个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决死队万岁!同时为拉回部队，我们秘密策划武装暴动，但被叛徒发觉，将我们武装押送出境。不久，武装暴动成功，打死叛徒大队长，部队凯旋。这次在李大钊精神鼓舞下经历的生死考验，成为他老年来研究李大钊的感情基础和巨大动力。
离休前后，阎老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李大钊和冯玉祥》、《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与他人合著)，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好评。日本信州大学教授后藤野子来信说：“阎稚新先生的《李大钊和冯玉祥》著作，我认真地拜读了。关于李大钊的研究，远自2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阎稚新先生敢于向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挑战，而且取得了如此漂亮的成果，是非常可喜的!”英国名牌学府剑桥大学、法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德国世界图书博览会，先后将阎老写的书刊收藏和展出。阎老的论文《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以“开天辟地——首传马列真谛，李陈相约建党”、“巨人握手——缔结联合战线，促成国共合作”、“文韬武略——指导五原誓师，策应北伐战争”为内容，载人大型文献《中国共产党党建宝典》。他还如数家珍，给我讲述了李大钊的历史功勋。李大钊协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培养建军骨干。1955年我军授衔时，有5位元帅、3位大将、9位中将、8位少将，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下，36位正军职以上高级干部，都出身于黄埔军校。李大钊不愧为我党开创军事运动与军队政治工作的伟大先驱。他仅“而立之年”，手无寸铁，白手起家，分化瓦解北洋军队70万，掌握和领导了成连、成营、成团、成旅甚至成师的正规军队，在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郑州，并在清涧、渭华、门头沟起义中，建立了辉煌战功。他影响和团结了50名西北军高级将领，先后组织指导过著名起义30次，扩大我军达20万之众。他还为建党建军建国，培养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领袖人物。1949年，毛泽东由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深情地说：“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生命线的求索》新作问世
新世纪来临之际，阎老关于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结集问世，书名是《生命线的求索——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及亲历记》(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这是阎老倾注毕生精力，体现其人生境界的一部力作，融学术性与实践性于一炉，不少研究成果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原总政治部老首长李德生、刘志坚、史进前、华楠，为该书题词、作序、题写书名和审稿指导。史进前副主任在序言中从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高度评价：
一是浓厚的历史感。该书不仅挖掘了自夏、商、周以来历代军事思想精华，首次论证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渊源关系，而且深入研究了李大钊的军事活动与军事思想，追溯了北伐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填补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史的空白。二是追记了建国初期对军队领导制度的大争论，以及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行为的经验教训。三是作者既拥有得天独厚的亲身经历，又占有珍贵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全书以我党几代领导人物为重点，以各个历史时期为轴线，内容曲折生动，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生命线的求索》问世后，军内外反映强烈，好评如潮。此书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披露了作者参加遣返朝鲜战争战俘、上书余秋里和杨尚昆要求为谭政报告恢复署名篇名、为薄一波起草关于为山西新军和牺盟会平反而给邓小平和党中央的报告等事件之内情；并“详述了作者主持或参与编写《军队政治工作条例》、《战役学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卷之经过，其中确认毛泽东为修改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写下的大量篇幅和内容，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调研，为研究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堪称经典的法规和著作的问世，是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此书对军队政治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不少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如《一次制止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行为的斗争》，是作者专门为配合“三讲教育”和反腐败斗争而作，受到中央组织部“三讲”办公室的重视。总政组织部指出：所送材料很及时，很宝贵，只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才能写出来。并将其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历史资料》纪检分册。书中《军魂与生命线——永恒的主题》一章，作者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决不能有任何淡化、削弱和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奥秘和真谛全在于此!”这是作者针对苏联解体和苏军崩溃的教训和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有感而发。通读全书，读者不难窥见，一位革命60多年的八旬老人仍笔耕不辍，历经一波三折而出版此书的良苦用心。
著名学界泰斗、中科院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读了《生命线的求索》一书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生命线的求索》是一本学者的著作，写得很严谨，亲历记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资料很宝贵，有些我也需要。
2004年春节期间，当我告别阎老时，他又拿出他新近在《求是》等报刊上发表的《黄克诚对我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我在薄一波和陈赓首长领导下工作的片段回忆》等篇文章给我。他脸上流露了成功的喜悦，高兴地对我说：“余热生辉，笔耕不辍，探索真理，奋斗不息!”
扪心自问“三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高州市委召开的“三讲”教育动员会上提出，希望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这三个问题触动了阎老的心弦。他在国防大学第四干休所任党支书时，主动地围绕江泽民所提三个问题，对照检查自己入党65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是非曲直，并建议老党员回顾成长历史，自觉地想一想这三个问题，寄托对党的无限深情。
于是，我问阎老：“你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三个问题呢?”他说：我生来幼稚无知，一波三折，没有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哪有我的今天！1921年7月1日，阎稚新出生于黄河之滨的山西临县。1936年冬15岁时，经地下党员介绍，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翌年4月考入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8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9月加入“民先队”，10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历任连、营、团、师至正军领导职务。荣获二级红星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模范政治工作者称号。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里，多次负伤，立有战功，被评为二等甲级残疾军人，事绩载人《中国残疾名人辞典》。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战俘遣返和解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总政治部和军队院校工作，参与制订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及军队领导制度，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教学科研。在建国初期军队领导制度大争论中，总政表彰阎稚新从起草政工条例到修改政工条例，都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反江青而惨遭迫害，饱尝专政劳改和骨肉分离之苦，至平反落实政策达十年之久。
我听了阎老的回忆，心潮起伏，深为感动。他经历过几多狂风暴雨，却依然胸怀坦荡，没有丧失理想、信念与激情，始终坚持“探究历史务必求真，研究学问决不人云亦云”的科学精神，依然斗志昂扬，牢记“两个务必”。耄耋之年，他仍自强不息，常常扪心自问：“入党为什么?现在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回顾生平功过是非，悲欢离合，给后代子孙作个交待。
“李大钊研究”不停步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光辉一生的自我写照，影响极其深远。10年前，阎老将此名言写成横幅赠我，作为座右铭，我至今乐不忘怀。有一次，我直率地问他：“你为什么长期倾注大量的精力，从事李大钊研究?”
阎老激动地告诉我：1940年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我19岁，担任山西霍县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大队长叛变，将我武装扣押，内定枪杀活埋，我与一同被扣的宣教干事、连政治指导员三人，高声朗读《共产党人》和《烈士传》，决心学习李大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榜样。我们还商定了三条“刑场仪式”：一是由我发表讲演，二是集体唱《国际歌》，三是高呼三个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决死队万岁!同时为拉回部队，我们秘密策划武装暴动，但被叛徒发觉，将我们武装押送出境。不久，武装暴动成功，打死叛徒大队长，部队凯旋。这次在李大钊精神鼓舞下经历的生死考验，成为他老年来研究李大钊的感情基础和巨大动力。
离休前后，阎老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李大钊和冯玉祥》、《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与他人合著)，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好评。日本信州大学教授后藤野子来信说：“阎稚新先生的《李大钊和冯玉祥》著作，我认真地拜读了。关于李大钊的研究，远自2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阎稚新先生敢于向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挑战，而且取得了如此漂亮的成果，是非常可喜的!”英国名牌学府剑桥大学、法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德国世界图书博览会，先后将阎老写的书刊收藏和展出。阎老的论文《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以“开天辟地——首传马列真谛，李陈相约建党”、“巨人握手——缔结联合战线，促成国共合作”、“文韬武略——指导五原誓师，策应北伐战争”为内容，载人大型文献《中国共产党党建宝典》。他还如数家珍，给我讲述了李大钊的历史功勋。李大钊协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培养建军骨干。1955年我军授衔时，有5位元帅、3位大将、9位中将、8位少将，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以下，36位正军职以上高级干部，都出身于黄埔军校。李大钊不愧为我党开创军事运动与军队政治工作的伟大先驱。他仅“而立之年”，手无寸铁，白手起家，分化瓦解北洋军队70万，掌握和领导了成连、成营、成团、成旅甚至成师的正规军队，在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会师郑州，并在清涧、渭华、门头沟起义中，建立了辉煌战功。他影响和团结了50名西北军高级将领，先后组织指导过著名起义30次，扩大我军达20万之众。他还为建党建军建国，培养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领袖人物。1949年，毛泽东由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深情地说：“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生命线的求索》新作问世
新世纪来临之际，阎老关于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结集问世，书名是《生命线的求索——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及亲历记》(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这是阎老倾注毕生精力，体现其人生境界的一部力作，融学术性与实践性于一炉，不少研究成果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原总政治部老首长李德生、刘志坚、史进前、华楠，为该书题词、作序、题写书名和审稿指导。史进前副主任在序言中从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高度评价：
一是浓厚的历史感。该书不仅挖掘了自夏、商、周以来历代军事思想精华，首次论证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渊源关系，而且深入研究了李大钊的军事活动与军事思想，追溯了北伐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填补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史的空白。二是追记了建国初期对军队领导制度的大争论，以及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行为的经验教训。三是作者既拥有得天独厚的亲身经历，又占有珍贵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全书以我党几代领导人物为重点，以各个历史时期为轴线，内容曲折生动，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生命线的求索》问世后，军内外反映强烈，好评如潮。此书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披露了作者参加遣返朝鲜战争战俘、上书余秋里和杨尚昆要求为谭政报告恢复署名篇名、为薄一波起草关于为山西新军和牺盟会平反而给邓小平和党中央的报告等事件之内情；并“详述了作者主持或参与编写《军队政治工作条例》、《战役学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卷之经过，其中确认毛泽东为修改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写下的大量篇幅和内容，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调研，为研究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堪称经典的法规和著作的问世，是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此书对军队政治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思想深刻，见解独到，不少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如《一次制止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行为的斗争》，是作者专门为配合“三讲教育”和反腐败斗争而作，受到中央组织部“三讲”办公室的重视。总政组织部指出：所送材料很及时，很宝贵，只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才能写出来。并将其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历史资料》纪检分册。书中《军魂与生命线——永恒的主题》一章，作者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我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决不能有任何淡化、削弱和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奥秘和真谛全在于此!”这是作者针对苏联解体和苏军崩溃的教训和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有感而发。通读全书，读者不难窥见，一位革命60多年的八旬老人仍笔耕不辍，历经一波三折而出版此书的良苦用心。
著名学界泰斗、中科院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读了《生命线的求索》一书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生命线的求索》是一本学者的著作，写得很严谨，亲历记是别人不能代替的，资料很宝贵，有些我也需要。
2004年春节期间，当我告别阎老时，他又拿出他新近在《求是》等报刊上发表的《黄克诚对我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我在薄一波和陈赓首长领导下工作的片段回忆》等篇文章给我。他脸上流露了成功的喜悦，高兴地对我说：“余热生辉，笔耕不辍，探索真理，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