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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别宁都
1933年4月16日，金维映骑着她的枣红马走在去宁都的山路上。胜利县离宁都100多公里，只要策马快走，很快就能到达，但这一次她走得很艰难。漫山遍野的红杜鹃火一样燃烧着，要在平时，金维映总会下马去采摘一束带走。但这一次，她无意于此。因为她的情绪此时很低沉，心情很郁闷。
宁都有邓小平在，邓小平是3月调到宁都的，而这次她不是与邓小平去小聚，是去参加批判邓小平的会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后不久，邓小平到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挨批的原因是因为他搞了游击战术，即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0月，原本守卫在那里的红军独立第3师奉命调往别处，广东国民党陈济堂部队乘虚朝“会、寻、安”方面扑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邓小平就放弃寻乌县城，开展游击战争。邓小平的游击战术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原则的实际运用。因此就被说成“纯粹防御路线”，并被扣上“江西罗明路线”的大帽子。
金维映心情忧郁地来到宁都，见邓小平的房门紧闭。旁人告诉她，邓小平已被带到批判会场去了。
这一次的批斗会议在宁都梅江河畔的七里村召开，会议的议题是：揭发批判以邓小平为首的“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参加会议的是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政军负责人，共200多人。
参加这种会议，金维映面对的是令她难堪的局面，为此她作了思想准备。但让金维映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次批斗会上，邓小平竟由“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跃升为所谓“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她看到在邓小平等四人被重新定性的一刹间，四人都愕然地说不出话来，连台下的200多个与会者也都目瞪口呆了。大家不明白，受人尊敬的“四大金刚”之一的邓小平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不管人们有什么想法，邓小平等四人还是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被批判了一次又一次，时间长达7天，并被卸掉了手枪，最后他们的职务也全被解除了。在这7天里，金维映如坐针毡，人们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她，看她是什么反应。
邓小平被示以最严重的警告处分，先是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然后又被责令到宁都的一个农村接受改造。
金维映在邓小平被批判后，感到非常的痛苦，虽然夫妻两人为了工作不能住在一起，但是两人有着很深的感情。金维映深信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这些天里，金维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组织上等着她的态度，看她对丈夫邓小平的“错误”有没有认识，能不能“划清界线”。
金维映心里阵阵发痛，好几次她都不愿去开会，她受不了，但是不去开会就意味着有对抗情绪，所以她只能强打精神去会场。走在路上她总被人指指点点，邓小平得知这些，为自己让妻子受到牵连而难过。
金维映来看邓小平，邓小平见金维映憔悴的脸色，知道她受到牵连，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压力非常大，就对她说：“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你才能得到继续工作的机会。”
后来他们离婚了。在关押邓小平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金维映看着邓小平毅然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心情十分沉重。邓小平签完字抬起头来时，看到金维映脸色苍白，强忍着眼泪走出门去，步履有点乱。
一路上她在想，难道我和他就这么分手了吗?但是，不离婚我又能怎样做呢?
1933年6月中旬，邓小平到胜利县的赖村区接受劳动改造，金维映则被调往瑞金。
瑞金扩红
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从叶坪迁往下肖村杨会蓬私宅。金维映调往瑞金后也在这里居住和办公。院子外有一个河塘，风景很优美。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有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陈云、陆定一、李坚贞、邓颖超、王首道、毛泽东等。
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李维汉。金维映调到瑞金后在中组部担任组织科长。
第二年，金维映与37岁的李维汉结了婚。对李维汉，金维映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就认识。当时李维汉是江苏省委书记，金维映在李维汉直接领导下工作。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初期，前线对物资、粮食、经费的需求直线上升，尤其是兵源问题十分突出。
在此严酷的情况下，金维映被中央任命为瑞金突击队长，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经过金维映领导的突击队艰苦不懈的努力，在一个月内瑞金的扩红任务不但按时完成，还超额70多名。到1934年1月4日，实际扩红2000名，共超额500人，受到中央的表彰。
1月4日，瑞金召开扩红总结大会，金维映在会上作了全面总结。她客观地指出这次突击扩红的成功，有4个原因：第一是开展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第二是开展了群众斗争；第三是真正运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把一切问题都提到了群众的面前，实行了群众路线；第四是各区乡村的突击队长不断地得到调整和改善。她说在突击运动开始时，突击队对下级的指示，还常是一般的笼统的，在工作中有些平均主义、包办主义的错误，但是以后都逐渐地改变了。工作也能抓住重心了，检查工作也快了，个人负责制度也建立了。
金维映在客观分析了扩红工作的经验和原因后，主动请缨，提出在今后半个月中再扩红700名。并且做好离队战士的工作，动员他们返回部队。
在总结会上，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代表中央军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金维映和瑞金突击队以高度的评价和赞誉，项英向扩红突击队的有功之臣和先进模范发了奖品，金维映第一个上台领奖。奖品是鞋、袜子、毛巾、帽子、牙膏。授奖后，李维汉做了结论。
瑞金超额完成扩红任务的消息传遍了中央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它不但推动了各地扩红工作的深入进行，而且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保卫苏区的巨大热情，对于中央苏区的政治、军事斗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红色中华》报1月7日以《把光荣牌送给优胜的瑞金突击队》为题，详细报道了瑞金扩红的优异成绩和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它用“伟大的成功，光荣的成功”、“一个重大的意义”来高度评价瑞金的扩红工作。在光荣榜上，金维映排在第二，排第一的是李维汉。三天后，即1月10日，《红色中华》刊登了《党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再次特别表彰了金维映在扩红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其中说：“中央决定把金维映、毛泽覃、谢名仁、罗迈(李维汉)等扩红先进模范领导代表的事迹，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放在各种小册子上、会议与报纸上，以解释与宣传他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扩红总结会结束后，金维映又不顾疲劳，振作精神，率领突击队到各乡做扩红工作，她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到1月15日，10天中又向前线输送了710名新兵。《红色中华》在1月19日头版头条再次报道了瑞金扩红工作再创佳绩的消息。
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5月，经过半年多的战争，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到中间阶段，战事十分危急。尽管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仍不能有效阻挡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在残酷的阻击战中，红军减员惨重，战斗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在此情况下，中央苏区开展了“红五月”扩红活动，又一次掀起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保卫红色政权的热潮。
同上一次相比，这次扩红任务更为艰巨，工作难度也更大。然而，金维映知难而进，“利用各种方法深入到群众中去作激烈的宣传鼓动”，“利用每一次深入的宣传鼓动来告诉广大群众关于目前的战争形势与他们的地位和任务”。她以旺盛的精力和火一样的热情，“做了艰苦的鼓动与说服群众工作，具体地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形，细心地研究了领导艺术，真正能够抓住每一个中心环节去推动突击工作”。在金维映具体领导和督促下，从5月1日到27日，不到一个月就获得了最好成绩，向部队输送了3200名新战士，超过计划数1000多名，成为完成任务最好的一个县份。再次受到中央的表扬。
5月底，《红色中华》记者然之，特地专访了金维映，请她谈谈扩红工作的经验。金维映很谦虚，她没有谈自己，只是列举了下面几个区的扩红工作，并作了详细的介绍。5月30日，《红色中华》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登了专访金维映的文章《瑞金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中的宝贵经验》，还刊发了瑞金第二次超额完成扩红任务的通讯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金维映领导的突击队的肯定与褒扬。
6月2日，瑞金召开红五月扩红总结会，朱德总司令和李维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金维映作了总结报告，她回顾了第二次扩红工作的基本情况，明确指出：“这一次的成功比去年十二月的那次突击成功还要大，还要光荣。”接着金维映通报表扬了基层单位的扩红工作，总结了扩红工作的显著特点和宝贵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要求。然后朱德总司令讲话，他高度称赞瑞金扩红工作是对保卫苏区的重大贡献，朱德总司令还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金维映赠送了绣有“三月计划一月超过”的奖旗。李维汉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特别指出，“瑞金在这次突击中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任何的县份，甚至超过了福建省和其他省份所完成的数目”，“瑞金在这一次突击中是最终走上了模范县的道路”。
6月3日，《红色中华》以《瑞金终于走上模范县的道路》为题，用整个版面详细报道了总结会的盛况，称赞瑞金在红五月扩红中“取得了最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光荣例子。党中央中革军委都称它为模范县，并奖了优胜旗”。
金维映由此成为苏区扩红的一面旗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