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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政府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一揽子计划,有效遏制住了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但经济回升势头还不稳定。从国际环境看,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均呈现复苏迹象,但主要经济指标仍喜忧参半。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释放出大量流动性,为世界经济复苏平添变数。从国内形势看,出口仍面临困难,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日益加大。同时,随着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通胀预期增加。目前,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如何?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是否有重大转向?国内投资、消费能否持续增长?进出口何时恢复增长?财税政策重点是否有重大变化?针对这些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厚、麦格理企业融资部亚洲区主席罗安君、渣打银行亚洲区研究主管关家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等专家学者为我国经济应对“后危机时代”指点迷律,传授秘笈,解题支招。
市场交易是自主交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指出,当前经济格局发展中的两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个问题是国有资本在很多竞争性领域的进入,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浙江省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台州地区,2008年以来也制定了引进国企、央企的计划,这种情况到处都有。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宏观调控的救市措施,使得国企得到了大量的资金,而小企业融资困难则在持续。
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要通过改革,转变政府支持的方式,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介入微观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自主交易,授命交易就不是自主交易了。
面对这种情势,有些民营企业家很消极,认为钱也赚够了,不想再去辛苦了;有的则不投资实业经济,而是也去搞投机,想赚些快钱;还有的则漂洋过海想离开,这个潮流是非常大的。另外则有的比较极端,主动去傍大款、傍大官,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这都是等而下之的办法,都不是好的状况,必须要扭转。企业家要有利益自觉,通过搞好企业,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另外企业家也要有公民精神、公民意识。
关注世界经济努力形成新增长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麦格理企业融资部亚洲区主席罗安君、渣打银行亚洲区研究主管关家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最近几年,随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金融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未来两到三年世界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绿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正在进行的先导性战略安排等新动向,中国对此应密切关注并对国际上可能出现花样翻新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有所准备,应针对新情况制定发展战略。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摆脱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步入复苏轨道。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本轮金融危机已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转移,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摆脱衰退的主要力量。与经济重心转移相对应的是,已有一些初步迹象显示全球金融重心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当前金融重心的转移趋势更加明显,已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中介服务是通过亚洲市场而非纽约和伦敦市场进行,亚洲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债市及股市的融资量快速增加,显示金融活动和证券市场中心开始逐渐向亚洲转移。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是中国需要首要关注的一个新变化,这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一个客观制约因素,未来两到三年之内中国不要指望世界经济马上回升并带动出口大幅增长。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不可能出现2003年至2007年高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全球金融危机使企业、居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大大缩水,没有钱来推动投资、消费了。该国要推动经济增长一是依靠新的生产力提高,二是发国债,而这需要时间且发债融资也不可能是无限的。
除低速增长外,世界经济的新动向还包括走上复苏轨道以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倍受关注,以及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已在进行后危机时代的先导性战略安排,包括以新能源为代表的能源革命、低碳经济和相关的先进技术,力求在领航产业、先进技术、国际竞争和道德评判上占领制高点。事实上,英国已经将低碳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其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世界经济已出现上述新变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按部就班、按照以前应对危机的一些短期思考制定发展战略,就一定会落后。对未来一定会出现的花样翻新、不绝于耳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我们要有所准备,一定要有跨越危机的思考,才能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上述新变化,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保持在9%至10%之间。在2012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很大,但增速会低于10%,平均值可能在8.5%至9%之间。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市场化改革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指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与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两股非市场化力量支撑了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投资高增长,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和强劲复苏。但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还需要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经历了迅速而强有力的V型复苏,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年初的预期,2010年一季度还会略高一些。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快速、强劲复苏,可以说是非市场化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此,推动这一轮经济复苏的非市场化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这种冲动在过去10多年改革中曾受严格约束,但经济刺激计划释放甚至鼓励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干快上以“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二是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释放了国有银行压抑已久的扩张冲动,而恢复额度管理的可能性又促使它们要抓住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时间“窗口”。
这两股非市场化力量的“一拍即合”,造就了银行信贷的“井喷”。由此,不仅完成了与财政资金的配套,而且还超额满足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可以说,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高增长支撑了这一轮经济复苏。
然而,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用非市场化力量推动经济增长,还导致了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确实,经济刺激计划把政府投资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既有利于控制市场风险,也可减少对非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但是,获得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可以对投资方向进行自主决策,并不局限于经济刺激计划“划定”的领域。以房地产业为例,近期国有企业一再成为各地土地拍卖市场上的“地王”,造成了房地产的“国进民退”。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并不是按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结果。因为,国有企业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既能优先得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又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作为后盾及不惧怕事后可能暴露的市场风险,这是改革不彻底的必然结果。国有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率低下,如同“劣币驱逐良币”,因预算软约束而敢于承担风险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驱逐了必须控制风险才能生存的民营企业。其实,导致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内在动力不足都是“内生的”。
从长期来看,如果继续依靠敢于冒险的国有企业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不仅无法解决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等问题,而且政府还必须保证未来要为冒险买单,对遭遇不幸的国有企业进行施救。与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相比,以政府财力和银行资金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将增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风险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再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未来经济工作重点是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并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这一转变。
改革重点之一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以退出为主,在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另一是要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让非国有经济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
改革重点之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垄断行业,中国金融业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效率相当低下,不足以充分调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过去一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表现显示其公司治理层面改革还没有触及到其原有的经营行为,原有的经营行为方式很容易复归,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融为一体。所以,当前我们不仅要推进国有银行的深化改革,而且还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重点之三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好服务型政府。一方面,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另一方面,要改革土地等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变地方政府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激励。如果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和土地,那么地方政府当然会积极支持工厂建设,也愿意推高土地价格。
这一轮危机催生的改革有明确的目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此实用主义的动机,比理想主义的动机更能取得实效。
市场交易是自主交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指出,当前经济格局发展中的两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个问题是国有资本在很多竞争性领域的进入,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浙江省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台州地区,2008年以来也制定了引进国企、央企的计划,这种情况到处都有。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宏观调控的救市措施,使得国企得到了大量的资金,而小企业融资困难则在持续。
这些问题的解决,根本上要通过改革,转变政府支持的方式,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介入微观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自主交易,授命交易就不是自主交易了。
面对这种情势,有些民营企业家很消极,认为钱也赚够了,不想再去辛苦了;有的则不投资实业经济,而是也去搞投机,想赚些快钱;还有的则漂洋过海想离开,这个潮流是非常大的。另外则有的比较极端,主动去傍大款、傍大官,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这都是等而下之的办法,都不是好的状况,必须要扭转。企业家要有利益自觉,通过搞好企业,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另外企业家也要有公民精神、公民意识。
关注世界经济努力形成新增长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麦格理企业融资部亚洲区主席罗安君、渣打银行亚洲区研究主管关家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最近几年,随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金融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未来两到三年世界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绿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正在进行的先导性战略安排等新动向,中国对此应密切关注并对国际上可能出现花样翻新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有所准备,应针对新情况制定发展战略。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摆脱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步入复苏轨道。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本轮金融危机已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转移,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已成为全球摆脱衰退的主要力量。与经济重心转移相对应的是,已有一些初步迹象显示全球金融重心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当前金融重心的转移趋势更加明显,已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中介服务是通过亚洲市场而非纽约和伦敦市场进行,亚洲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债市及股市的融资量快速增加,显示金融活动和证券市场中心开始逐渐向亚洲转移。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是中国需要首要关注的一个新变化,这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一个客观制约因素,未来两到三年之内中国不要指望世界经济马上回升并带动出口大幅增长。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不可能出现2003年至2007年高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全球金融危机使企业、居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大大缩水,没有钱来推动投资、消费了。该国要推动经济增长一是依靠新的生产力提高,二是发国债,而这需要时间且发债融资也不可能是无限的。
除低速增长外,世界经济的新动向还包括走上复苏轨道以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倍受关注,以及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已在进行后危机时代的先导性战略安排,包括以新能源为代表的能源革命、低碳经济和相关的先进技术,力求在领航产业、先进技术、国际竞争和道德评判上占领制高点。事实上,英国已经将低碳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其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世界经济已出现上述新变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按部就班、按照以前应对危机的一些短期思考制定发展战略,就一定会落后。对未来一定会出现的花样翻新、不绝于耳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我们要有所准备,一定要有跨越危机的思考,才能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上述新变化,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保持在9%至10%之间。在2012年至2015年的“十二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很大,但增速会低于10%,平均值可能在8.5%至9%之间。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市场化改革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指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与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两股非市场化力量支撑了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投资高增长,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和强劲复苏。但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还需要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经历了迅速而强有力的V型复苏,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年初的预期,2010年一季度还会略高一些。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快速、强劲复苏,可以说是非市场化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此,推动这一轮经济复苏的非市场化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这种冲动在过去10多年改革中曾受严格约束,但经济刺激计划释放甚至鼓励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干快上以“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二是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释放了国有银行压抑已久的扩张冲动,而恢复额度管理的可能性又促使它们要抓住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时间“窗口”。
这两股非市场化力量的“一拍即合”,造就了银行信贷的“井喷”。由此,不仅完成了与财政资金的配套,而且还超额满足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可以说,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高增长支撑了这一轮经济复苏。
然而,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用非市场化力量推动经济增长,还导致了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确实,经济刺激计划把政府投资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既有利于控制市场风险,也可减少对非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但是,获得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可以对投资方向进行自主决策,并不局限于经济刺激计划“划定”的领域。以房地产业为例,近期国有企业一再成为各地土地拍卖市场上的“地王”,造成了房地产的“国进民退”。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并不是按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结果。因为,国有企业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既能优先得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又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作为后盾及不惧怕事后可能暴露的市场风险,这是改革不彻底的必然结果。国有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率低下,如同“劣币驱逐良币”,因预算软约束而敢于承担风险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驱逐了必须控制风险才能生存的民营企业。其实,导致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内在动力不足都是“内生的”。
从长期来看,如果继续依靠敢于冒险的国有企业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不仅无法解决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等问题,而且政府还必须保证未来要为冒险买单,对遭遇不幸的国有企业进行施救。与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相比,以政府财力和银行资金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将增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风险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再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未来经济工作重点是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并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这一转变。
改革重点之一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以退出为主,在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另一是要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让非国有经济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
改革重点之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垄断行业,中国金融业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效率相当低下,不足以充分调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过去一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表现显示其公司治理层面改革还没有触及到其原有的经营行为,原有的经营行为方式很容易复归,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融为一体。所以,当前我们不仅要推进国有银行的深化改革,而且还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重点之三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好服务型政府。一方面,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另一方面,要改革土地等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变地方政府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激励。如果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和土地,那么地方政府当然会积极支持工厂建设,也愿意推高土地价格。
这一轮危机催生的改革有明确的目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此实用主义的动机,比理想主义的动机更能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