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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拥有数不胜数的咖啡店，但位于静安区的这家无疑是其中最“任性”的——它只供应4种咖啡，且一天只营业4个小时。
“有什么咖啡？”
“我们有拿铁咖啡、卡布奇诺咖啡、浓缩咖啡和美式咖啡。”
但如果客人问“有哪几种咖啡”，店员就会突然失去对话能力，愣在那里。
在“爱咖啡”，提供的咖啡并不特别，特别的是这里的8名店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星星的孩子”，自闭症患者。
在这里，喝咖啡无须付钱，顾客都是提前报名并经过一定培训的志愿者。“准确地说，这里不是普通的咖啡店，而是‘自闭症实践基地’。”咖啡馆的创始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今年63岁的曹小夏说。
一
10年前，曹小夏创办了公益项目“天使知音沙龙”——给自闭症孩子上音乐课。10年间，她跟100多名自闭症儿童打过交道，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爱咖啡”里的8名店员，也是从十五六岁、有一定交流能力的学员里挑选出来的。
在专业咖啡师眼中，教这些孩子与教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自闭症患儿行为刻板，这一特性却使他们在冲调咖啡时显得更加严谨——称出15.1克咖啡粉，萃取29秒，得到30毫升的咖啡液。
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冲调一杯咖啡，而是服务于形形色色的人。
中专教师肖兰被请来为孩子们上礼仪课，教他们打翻咖啡时要说“对不起”，上咖啡的时候要把咖啡杯放在桌上，而不是递到顾客手中，对方道谢时要记得回一句“不客气”。
仅仅教他们微笑、鞠躬，并说“欢迎光临”，肖兰就用了80分钟。他们拖着长音，缓慢地吐出这4个字，却经常是发出问候，就忘记动作。即便在肖老师面前记得烂熟，一旦在咖啡馆，换了对话的环境和人，他们还是常常忘记。
客人问：“能续杯吗？”
他们会反问：“什么是续杯？”
“就是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还是再来两杯？”
“他们的大脑储存了很多汉字，却不能理解这些字符的含义。”曹小夏说，“将他们放在这样的‘小社会’里，是为了帮他们丰富语言，提高与人交流的能力。”
二
每天，会有20多位顾客到这里喝咖啡。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自闭症患者，会像面对四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声音不自觉地放轻，有些人甚至会帮店员拖地、端盘子。有时，店员端上来的咖啡会洒出来，浸湿托盘里的纸巾；几个人同时点单，有的订单会被忘记，如果点单时间过长，店员有可能转身就走了……面对这些，顾客表现出特别的容忍。
这可不是曹小夏想要的。“要像对待普通的服务员那样要求他们。”曹小夏说，“不要爱护过度。”她要求顾客适当地设置一些障碍，比如问店员“我要的奶包你为什么没拿”“我的搅拌棍呢”，来提高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
曾有店员向一个女顾客提出拉手的请求，却没有被拒绝。曹小夏发现后立即提醒对方，应该直接拒绝孩子的请求，就像拒绝任何一位陌生异性唐突的牵手请求一样。
曹小夏和家长深知，走出这间特殊的咖啡店，他们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社会，过分的宽容会让探索失去意义。
让包括曹小夏和自闭症患儿家长在内的许多人发愁的是，自閉症患儿长大后，生活空间会越来越小。告别义务教育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面临无学可上、无处就业的窘境。
曹小夏见过一些成年自闭症患者长期被圈养在家中，行为问题日益严重，导致暴力和自残的行为。家长无法想象自己离世之后，孩子怎样生活，甚至有家长产生了“带着孩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
迄今为止，已有4000多人报名来当“顾客”。“来过这里，你就知道自闭症是什么了。”曹小夏说。人们越了解自闭症，自闭症患者受到的歧视、阻碍就会越少。或许有一天，这些人能从自己封闭的小世界里走出来，融入更大的世界。
三
10年前创办“天使知音沙龙”时，曹小夏只是想用音乐来抚慰痛苦的家长。但她没想到，当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那些自闭症患儿竟然安静了下来。
后来，这些孩子能够走上舞台，随着音乐跳舞。
慢慢地，他们表现出对同伴的牵挂，哪怕只是见面后简单地问声好，对他们而言，也是很大的进步。他们还打破以往不肯与人触碰、拥抱、眼神交流的禁忌，成为能够彼此配合演出的伙伴。
由此，曹小夏相信，自闭症患者的情况是能够被改善的。她带着自闭症孩子去各地演出。以往，这些孩子到了新环境就会焦虑，有的人会不停地爬楼梯或找厕所。但久而久之，原本的刻板行为被慢慢纠正了——他们到新环境之后不会紧张地大叫；如果演出时间发生变化，他们也能够耐心等待。
现在，咖啡店给了她更多的信心。短短几十天，多数店员已经能主动走向顾客，熟练地完成点单流程，并试着跟顾客交谈。就连在咖啡馆以外的场合，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有显著的提升。从前，店员元元找不到包只会原地乱转，不停地说“丢了、丢了”，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会冷静地说：“没关系，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去发失物招领（启事）。”
四
每天都有自闭症患者的父母在咖啡店外徘徊，他们也想为自己的孩子寻一条出路。
曹小夏只能拒绝。“实践基地”能容纳的自闭症患者非常有限，她不能随意接纳陌生的自闭症患儿。在她心里，这8个孩子想要真正寻找一份普通的全职工作，至少还需要在这里进行两年左右的“实习”。
与充满希望的“8”相对的，是一个更加庞大的、令人担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群体。2014年，据《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中的推算，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而大龄自闭症患者的就业，还在民间自行探索阶段。
曹小夏也关注过国外的大龄自闭症患者就业的问题。刻板的行为模式使自闭症患者擅长做一些程式化的工作，但曹小夏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帮孩子们解决所谓的出路问题。
这份“不妥协”给了自闭症患儿及其家长以希望。
曹小夏一边请老师给咖啡店的孩子上课，一边筹建自闭症学校，她还跟上海市的一些咖啡店商谈，希望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到真正的咖啡店里实习。
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咖啡店打烊后，店员元元会迅速地换掉工作服，背好双肩包，跟其他孩子一一道别，然后快速步入地铁站。他从容地掏出手机扫码进站，融入乘地铁的人流中，没有人会察觉他的不同。对绝大多数自闭症患者的家长来说，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孩子最好的模样。
（吴 迪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6月13日，本刊节选）
“有什么咖啡？”
“我们有拿铁咖啡、卡布奇诺咖啡、浓缩咖啡和美式咖啡。”
但如果客人问“有哪几种咖啡”，店员就会突然失去对话能力，愣在那里。
在“爱咖啡”，提供的咖啡并不特别，特别的是这里的8名店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星星的孩子”，自闭症患者。
在这里，喝咖啡无须付钱，顾客都是提前报名并经过一定培训的志愿者。“准确地说，这里不是普通的咖啡店，而是‘自闭症实践基地’。”咖啡馆的创始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今年63岁的曹小夏说。
一
10年前，曹小夏创办了公益项目“天使知音沙龙”——给自闭症孩子上音乐课。10年间，她跟100多名自闭症儿童打过交道，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爱咖啡”里的8名店员，也是从十五六岁、有一定交流能力的学员里挑选出来的。
在专业咖啡师眼中，教这些孩子与教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自闭症患儿行为刻板，这一特性却使他们在冲调咖啡时显得更加严谨——称出15.1克咖啡粉，萃取29秒，得到30毫升的咖啡液。
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冲调一杯咖啡，而是服务于形形色色的人。
中专教师肖兰被请来为孩子们上礼仪课，教他们打翻咖啡时要说“对不起”，上咖啡的时候要把咖啡杯放在桌上，而不是递到顾客手中，对方道谢时要记得回一句“不客气”。
仅仅教他们微笑、鞠躬，并说“欢迎光临”，肖兰就用了80分钟。他们拖着长音，缓慢地吐出这4个字，却经常是发出问候，就忘记动作。即便在肖老师面前记得烂熟，一旦在咖啡馆，换了对话的环境和人，他们还是常常忘记。
客人问：“能续杯吗？”
他们会反问：“什么是续杯？”
“就是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还是再来两杯？”
“他们的大脑储存了很多汉字，却不能理解这些字符的含义。”曹小夏说，“将他们放在这样的‘小社会’里，是为了帮他们丰富语言，提高与人交流的能力。”
二
每天，会有20多位顾客到这里喝咖啡。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自闭症患者，会像面对四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声音不自觉地放轻，有些人甚至会帮店员拖地、端盘子。有时，店员端上来的咖啡会洒出来，浸湿托盘里的纸巾；几个人同时点单，有的订单会被忘记，如果点单时间过长，店员有可能转身就走了……面对这些，顾客表现出特别的容忍。
这可不是曹小夏想要的。“要像对待普通的服务员那样要求他们。”曹小夏说，“不要爱护过度。”她要求顾客适当地设置一些障碍，比如问店员“我要的奶包你为什么没拿”“我的搅拌棍呢”，来提高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
曾有店员向一个女顾客提出拉手的请求，却没有被拒绝。曹小夏发现后立即提醒对方，应该直接拒绝孩子的请求，就像拒绝任何一位陌生异性唐突的牵手请求一样。
曹小夏和家长深知，走出这间特殊的咖啡店，他们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社会，过分的宽容会让探索失去意义。
让包括曹小夏和自闭症患儿家长在内的许多人发愁的是，自閉症患儿长大后，生活空间会越来越小。告别义务教育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面临无学可上、无处就业的窘境。
曹小夏见过一些成年自闭症患者长期被圈养在家中，行为问题日益严重，导致暴力和自残的行为。家长无法想象自己离世之后，孩子怎样生活，甚至有家长产生了“带着孩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
迄今为止，已有4000多人报名来当“顾客”。“来过这里，你就知道自闭症是什么了。”曹小夏说。人们越了解自闭症，自闭症患者受到的歧视、阻碍就会越少。或许有一天，这些人能从自己封闭的小世界里走出来，融入更大的世界。
三
10年前创办“天使知音沙龙”时，曹小夏只是想用音乐来抚慰痛苦的家长。但她没想到，当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那些自闭症患儿竟然安静了下来。
后来，这些孩子能够走上舞台，随着音乐跳舞。
慢慢地，他们表现出对同伴的牵挂，哪怕只是见面后简单地问声好，对他们而言，也是很大的进步。他们还打破以往不肯与人触碰、拥抱、眼神交流的禁忌，成为能够彼此配合演出的伙伴。
由此，曹小夏相信，自闭症患者的情况是能够被改善的。她带着自闭症孩子去各地演出。以往，这些孩子到了新环境就会焦虑，有的人会不停地爬楼梯或找厕所。但久而久之，原本的刻板行为被慢慢纠正了——他们到新环境之后不会紧张地大叫；如果演出时间发生变化，他们也能够耐心等待。
现在，咖啡店给了她更多的信心。短短几十天，多数店员已经能主动走向顾客，熟练地完成点单流程，并试着跟顾客交谈。就连在咖啡馆以外的场合，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有显著的提升。从前，店员元元找不到包只会原地乱转，不停地说“丢了、丢了”，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会冷静地说：“没关系，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去发失物招领（启事）。”
四
每天都有自闭症患者的父母在咖啡店外徘徊，他们也想为自己的孩子寻一条出路。
曹小夏只能拒绝。“实践基地”能容纳的自闭症患者非常有限，她不能随意接纳陌生的自闭症患儿。在她心里，这8个孩子想要真正寻找一份普通的全职工作，至少还需要在这里进行两年左右的“实习”。
与充满希望的“8”相对的，是一个更加庞大的、令人担忧的自闭症谱系障碍群体。2014年，据《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中的推算，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而大龄自闭症患者的就业，还在民间自行探索阶段。
曹小夏也关注过国外的大龄自闭症患者就业的问题。刻板的行为模式使自闭症患者擅长做一些程式化的工作，但曹小夏不想用这样的方式帮孩子们解决所谓的出路问题。
这份“不妥协”给了自闭症患儿及其家长以希望。
曹小夏一边请老师给咖啡店的孩子上课，一边筹建自闭症学校，她还跟上海市的一些咖啡店商谈，希望让这些孩子有机会到真正的咖啡店里实习。
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咖啡店打烊后，店员元元会迅速地换掉工作服，背好双肩包，跟其他孩子一一道别，然后快速步入地铁站。他从容地掏出手机扫码进站，融入乘地铁的人流中，没有人会察觉他的不同。对绝大多数自闭症患者的家长来说，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孩子最好的模样。
（吴 迪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6月13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