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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属于“世界人”，这不仅是指他们的职业特性是得满世界飞，更是指他们娴熟掌握一国或是多国语言，具备与他国人顺畅并深入交流的能力。那么，外交官的外语水平是如何锻造出来的呢？
近日，由中国资深外交官周晓沛主编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出版发行，书中19位中国外交官、专家、学者和记者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从不同年代、多个侧面及别样视角，聚焦两国关系和民间交往，反映中苏关系跌宕起伏和中俄关系平稳发展的错综历程。其中，多位外交官都在文章中谈到了自己年轻时期学习俄语的辛苦，读来十分受教。
为练发音做了个手术
俄语中发音难倒了许多学俄语的人，学生时代的外交官们也不例外。曾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大使的周晓沛高中开始学俄语，他觉得最难的地方，是怎么也发不出卷舌音“P”。 老师教了一个窍门，在发音前加一个“得”字，变成“得儿”。全班同学都乐了，反反复复喊“得儿”，慢慢也都学会了。不过，老师要求以后一定要去掉“得”字，只发“儿”音，无论男生、女生，同学们都扯开嗓门使劲练，而且相互比赛，看谁“儿”得长。
中国前驻俄罗斯使馆参赞、驻塔吉克斯坦大使傅全章的方法最“绝”。
1960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外国语校园俄语系。可发音难题随即显露出来，有的音如п和H区分不开，有的音如P压根发不出来。他很苦恼，打算向系里的辅导员提出了转入北京大学文学系的申请报告。辅导员见他在班上成绩并不落人后，拒绝了他的申请。
傅全章想起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当时他还在襁褓中，母亲发现他舌系带短，舌尖翘不起来，于是就大胆用缝制衣服的剪刀将舌系带剪短，这样保证了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无障碍地发音。傅全章灵光一闪——现在学俄语遇到的发音困难是否仍与此有关呢？他到海淀医院口腔科一查，医生确认还是舌系带短的问题，于是很快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几天以后，困扰他好苦的P音自然地发出来了，傅全章高兴得如同重生一样。1965年夏天，他顺利毕业，以不错的成绩提前分配到外交部，次年进入苏欧司苏联处工作。
练口语，人人都是老师
曾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副社长的盛世良认为，要掌握外语的口语和惯用语，增强语感，应该到母语国生活，最好是住在百姓家中，两耳不闻汉语声，起码待上一年半载。
1978年，他首次到莫斯科分社当记者，去了才知道，无论在国内的翻译水平有多好，对俄罗斯人类来说，自己的俄语水平就是一个字，“差！”于是，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俄语。无论到哪里，随身带书报，随时找人聊；参加记者会，硬着头皮提问；到苏联朋友家做客，磕磕巴巴地介绍中国情况，交流政治笑话；遇到俄文单词，做成卡片，向守门的民警、修电传机的塔斯社技师、排队买香肠的退休老太请教。
当时莫斯科分社工作地点是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使馆每星期放一两部俄语原版片，需要自告奋勇者给不懂俄语的外交官同声传译。盛世良大喜，因为这可是千金难买的锻炼口译的机会啊！于是他积极地揽下了任务。为了不出洋相，他在口译头几部片子前，尽可能找来文学剧本浏览一下，或是到电影院把片子先看一遍。几年练下来，即使事先不知道内容的影片，也能得心应手了。
练口语，最重要的素质是“脸皮厚”，周晓沛大使按照老师的要求买了一面小镜子，天天对着书上的口型练习发音。他经常一大早跑到北大俄文楼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围没人，对着镜子大喊大叫。为了尽快跟上班里的同学，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是在文革动乱期间，他也偷偷继续学习俄语。
练阅读，重坚持
盛世良学习外语的精神可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家境贫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读大学时，根本没钱买12块钱一本的《俄汉大辞典》。但为了学习怎么办呢？他只好一遇到一个生词就到班上唯一有大辞典的同学那里看一眼，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看一眼就得记住。这样，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记忆力。
大学离盛世良家有5公里，周末晚上回家，9分钱的电车一般是舍不得坐的，步行回家的路程中，每过一盏灯就看一个本周学的单词，背到下一盏灯再看下一个。到家时，不仅生词全记住了，富余时间还把本周学的俄文诗也背熟了。
盛世良的外文阅读与翻译能力其实只要能坚持，人人都能学会，但如他那样多年如一日地，却是不多。文革开始不久后，他与其他俄文翻译经常三更半夜地叫回办公室，翻译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寄回的苏共党刊《共产党人》或《政治学习》，里边有洋洋一两万字的“恶毒反华”文章。当时没有复印机，只好一人一页，正反两面合2000余汉字。“无产阶级司令部”心急火燎地催着要，分秒必争，久而久之，盛世良练出了每小时译1000汉字的速度。
1974年到1975年，盛世良在房山干校待了一年，最大的损失是被电刨削掉三根手指头，最大的收获是在“斗私批修”之余，利用工间休息看完了妻子与同事送的三捆书中的一小半。
这一尺多高的俄文书对他起到的作用，他称为“虽不立竿见影，倒也疗效绵长”。他记得1964年10月他参加工作不久，他一个人翻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全文——在《真理报》上密密麻麻的一整版，共计1.2万汉字。他整整花了三天的时间，翻译得昏天暗地。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从房山干校回到工作岗位后，功力见长，同样是葛罗米柯的发言，也是洋洋万言，他觉得他的语言变得平易浅显了。他明白，不是那位外交部长变了，而是自己变了，不断地学习让他的俄文理解能力一不留神升了一级。
学习就是挑战自我
学习语言是一项“学无止境”的事，可能在中国国内外语学得不错的人，出了国立马觉得云里雾里了。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难忘1955年在苏联留学的岁月。刚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由于在国内只学了一年俄语，更缺少实践，听和讲都很困难，一堂课下来只能听懂几句甚至几个字，搞得晕头转向。而且上课没有固定课本，老师也不印讲稿，这就增加了中国留学生们的学习难度。
怎么办？根据老同学的经验，听不懂也要听，硬着头皮听；多看俄文报纸，提高阅读能力；多和苏联人接触，大胆地讲，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他们会帮你纠正；坚持听俄语新闻广播，提高听力水平。经过半年的学习，基本上解决了语言问题。
周晓沛大使的例子正说明了“语言”这门功课不仅要学，更要实践。
周晓沛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工作。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他被安排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图实行。让他有点失望地是，当时领导安排他管资料档案，他觉得自己真是“大材小用”——原以为自己苦练俄语多年，到外交部能当高级翻译。但当他参加了一次边界谈判之后，急着做翻译的愿望就被抑制下来了。
当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是做谈判记录，可是他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话。周晓沛这才明白，谈判翻译与课堂翻译完全似乎两码事，不仅语速快，而且双方唇枪舌剑，对即席翻译的要求极高。他一下子服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学。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他都留在办公室补课。谈判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視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他查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地范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他看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被看做“毒草”，周晓沛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才拿出来看。
近日，由中国资深外交官周晓沛主编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出版发行，书中19位中国外交官、专家、学者和记者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从不同年代、多个侧面及别样视角，聚焦两国关系和民间交往，反映中苏关系跌宕起伏和中俄关系平稳发展的错综历程。其中，多位外交官都在文章中谈到了自己年轻时期学习俄语的辛苦，读来十分受教。
为练发音做了个手术
俄语中发音难倒了许多学俄语的人，学生时代的外交官们也不例外。曾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大使的周晓沛高中开始学俄语，他觉得最难的地方，是怎么也发不出卷舌音“P”。 老师教了一个窍门，在发音前加一个“得”字，变成“得儿”。全班同学都乐了，反反复复喊“得儿”，慢慢也都学会了。不过，老师要求以后一定要去掉“得”字，只发“儿”音，无论男生、女生，同学们都扯开嗓门使劲练，而且相互比赛，看谁“儿”得长。
中国前驻俄罗斯使馆参赞、驻塔吉克斯坦大使傅全章的方法最“绝”。
1960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外国语校园俄语系。可发音难题随即显露出来，有的音如п和H区分不开，有的音如P压根发不出来。他很苦恼，打算向系里的辅导员提出了转入北京大学文学系的申请报告。辅导员见他在班上成绩并不落人后，拒绝了他的申请。
傅全章想起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当时他还在襁褓中，母亲发现他舌系带短，舌尖翘不起来，于是就大胆用缝制衣服的剪刀将舌系带剪短，这样保证了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无障碍地发音。傅全章灵光一闪——现在学俄语遇到的发音困难是否仍与此有关呢？他到海淀医院口腔科一查，医生确认还是舌系带短的问题，于是很快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几天以后，困扰他好苦的P音自然地发出来了，傅全章高兴得如同重生一样。1965年夏天，他顺利毕业，以不错的成绩提前分配到外交部，次年进入苏欧司苏联处工作。
练口语，人人都是老师
曾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副社长的盛世良认为，要掌握外语的口语和惯用语，增强语感，应该到母语国生活，最好是住在百姓家中，两耳不闻汉语声，起码待上一年半载。
1978年，他首次到莫斯科分社当记者，去了才知道，无论在国内的翻译水平有多好，对俄罗斯人类来说，自己的俄语水平就是一个字，“差！”于是，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俄语。无论到哪里，随身带书报，随时找人聊；参加记者会，硬着头皮提问；到苏联朋友家做客，磕磕巴巴地介绍中国情况，交流政治笑话；遇到俄文单词，做成卡片，向守门的民警、修电传机的塔斯社技师、排队买香肠的退休老太请教。
当时莫斯科分社工作地点是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使馆每星期放一两部俄语原版片，需要自告奋勇者给不懂俄语的外交官同声传译。盛世良大喜，因为这可是千金难买的锻炼口译的机会啊！于是他积极地揽下了任务。为了不出洋相，他在口译头几部片子前，尽可能找来文学剧本浏览一下，或是到电影院把片子先看一遍。几年练下来，即使事先不知道内容的影片，也能得心应手了。
练口语，最重要的素质是“脸皮厚”，周晓沛大使按照老师的要求买了一面小镜子，天天对着书上的口型练习发音。他经常一大早跑到北大俄文楼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围没人，对着镜子大喊大叫。为了尽快跟上班里的同学，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是在文革动乱期间，他也偷偷继续学习俄语。
练阅读，重坚持
盛世良学习外语的精神可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家境贫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读大学时，根本没钱买12块钱一本的《俄汉大辞典》。但为了学习怎么办呢？他只好一遇到一个生词就到班上唯一有大辞典的同学那里看一眼，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看一眼就得记住。这样，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记忆力。
大学离盛世良家有5公里，周末晚上回家，9分钱的电车一般是舍不得坐的，步行回家的路程中，每过一盏灯就看一个本周学的单词，背到下一盏灯再看下一个。到家时，不仅生词全记住了，富余时间还把本周学的俄文诗也背熟了。
盛世良的外文阅读与翻译能力其实只要能坚持，人人都能学会，但如他那样多年如一日地，却是不多。文革开始不久后，他与其他俄文翻译经常三更半夜地叫回办公室，翻译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寄回的苏共党刊《共产党人》或《政治学习》，里边有洋洋一两万字的“恶毒反华”文章。当时没有复印机，只好一人一页，正反两面合2000余汉字。“无产阶级司令部”心急火燎地催着要，分秒必争，久而久之，盛世良练出了每小时译1000汉字的速度。
1974年到1975年，盛世良在房山干校待了一年，最大的损失是被电刨削掉三根手指头，最大的收获是在“斗私批修”之余，利用工间休息看完了妻子与同事送的三捆书中的一小半。
这一尺多高的俄文书对他起到的作用，他称为“虽不立竿见影，倒也疗效绵长”。他记得1964年10月他参加工作不久，他一个人翻译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全文——在《真理报》上密密麻麻的一整版，共计1.2万汉字。他整整花了三天的时间，翻译得昏天暗地。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从房山干校回到工作岗位后，功力见长，同样是葛罗米柯的发言，也是洋洋万言，他觉得他的语言变得平易浅显了。他明白，不是那位外交部长变了，而是自己变了，不断地学习让他的俄文理解能力一不留神升了一级。
学习就是挑战自我
学习语言是一项“学无止境”的事，可能在中国国内外语学得不错的人，出了国立马觉得云里雾里了。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难忘1955年在苏联留学的岁月。刚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时，由于在国内只学了一年俄语，更缺少实践，听和讲都很困难，一堂课下来只能听懂几句甚至几个字，搞得晕头转向。而且上课没有固定课本，老师也不印讲稿，这就增加了中国留学生们的学习难度。
怎么办？根据老同学的经验，听不懂也要听，硬着头皮听；多看俄文报纸，提高阅读能力；多和苏联人接触，大胆地讲，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他们会帮你纠正；坚持听俄语新闻广播，提高听力水平。经过半年的学习，基本上解决了语言问题。
周晓沛大使的例子正说明了“语言”这门功课不仅要学，更要实践。
周晓沛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工作。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他被安排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图实行。让他有点失望地是，当时领导安排他管资料档案，他觉得自己真是“大材小用”——原以为自己苦练俄语多年，到外交部能当高级翻译。但当他参加了一次边界谈判之后，急着做翻译的愿望就被抑制下来了。
当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是做谈判记录，可是他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话。周晓沛这才明白，谈判翻译与课堂翻译完全似乎两码事，不仅语速快，而且双方唇枪舌剑，对即席翻译的要求极高。他一下子服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学。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后，他都留在办公室补课。谈判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視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他查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地范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他看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被看做“毒草”，周晓沛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才拿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