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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上个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从1958年11月开始，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时会议录音我更谨慎，录音都经毛泽东事先同意。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一个《决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一律不准录音。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介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摘自《百年潮》)
上个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从1958年11月开始，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时会议录音我更谨慎，录音都经毛泽东事先同意。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一个《决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一律不准录音。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介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