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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白俄罗斯记者、作家，生于1948年。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仅《锌皮娃娃兵》等六七部。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一宣布，著名翻译家高莽家里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因为新一届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只有寥寥数本。而高莽，正是早年间翻译其作品的译者之一。他在上世纪90年代翻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
事实上，《锌皮娃娃兵》中文版扉页上的作家漫画像都出自高莽之手。这位俄罗斯文学翻译界的泰斗，也是位丹青高手，笔下曾绘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多位俄国作家。
高莽见过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1989年11月，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其中就有她。“当时的她是代表团里最年轻的，没出过几本书。”20多年过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些文字还让老人印象深刻。“她写得太真实、悲恸了。”高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真人、真事、真话
在见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之前，高莽就曾听过这个名字。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作品面世后，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一致为之叫好，认为这本书从新的角度审视了伟大而艰苦的苏联卫国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颇负盛名的作家康德拉季耶夫读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刻在《文学报》上发表文章。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这位作者，因为她替男性完成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我不是写战争，而是战争中人的心灵、情感。”《战争中没有女性》正是这样。这本书发表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关于那场残酷战争已有数以千计的作品，但都是男人写男人。超过100万参加过二战的苏联女兵都被忘记了，连她们自己都缄默不语。为了顺利地嫁人，这些上过前线的女伞兵、坦克兵、重机枪手甚至改掉个人档案，主动抛弃战士的身份，成为一个个普通的母亲、祖母。
唯一去找她们、去追问40年前战争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仔细地与她们交谈，询问每一个细节，那些讲述出来的故事，“她们自己的家人、朋友都不知道，对世人来说，更是闻所未闻”。一个女人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她几十年来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因为鸡肉使她联想到人肉。她说，一场战役结束后，看见双方被打死的人，是件可怕的事。年纪轻轻的，像土豆似的撒满大地……
高莽回忆，“来华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向大家讲了怎么写这本书的。她说自己用4年的时间，跑了200多个城镇与农村，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笔录了与她们的谈话。”在高莽看来，这种写作方式和阿列克谢耶维奇所用的文体非常新鲜。“她用的词叫‘文献文学’，有点像纪实文学，都是真人、真事、真话。”
苏俄文学有书写真实的传统。当代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在苏联时期长大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深受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当过兵，在乌克兰服役期间结婚生子。退役后，父亲就带着一家人回到家乡白俄罗斯的小村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祖父是一名乡村教师，父母也继承这一职业，都当了老师。长大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度非常纠结，不知道该选择教书还是著文。
1967年到1972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明斯克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
从来都是个独自前行的人
按照俄罗斯文豪普希金的说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或讲）出来，是力所不能及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她的写作于是独辟蹊径，没有任何虚矫的文学修辞，也没有什么忌讳，大量的直接引语和心理描写，把生猛刺心的事实在只言片语中展现，格外有冲击力。这名女作家确实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只关注“真”，而非“美”，读者阅读时，体验可能也并不是那么舒服，《纽约时报》就曾评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
高莽所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倒和这种文风稍显不同。“她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讲起话来，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过。”
1999年年末，高莽在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第七期上，读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部新作《锌皮娃娃兵》。这篇纪实文学作品让高莽心潮翻滚，“她写出了阿富汗战争时苏联部队的内幕，不同阶层官兵的心态和他们在阿富汗令人发指的行径。”
其实，在写这部作品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那是写《战争中没有女性》和另一部战争题材作品《最后的见证者》的“后遗症”。“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正视磕碰后流鼻血的孩子，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时，她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 从1979年到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间长达10年，比卫国战争的时间长1倍，越到后期，阿列克谢耶维奇越能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冲击。
1985年，在一个汽车站，阿列克谢耶维奇遇到了一个小兵。那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剃着光头，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这种异常举动让周围人侧目。小兵旁边的军官解释：“他精神失常了，从去喀布尔开始就乱挖，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铁锨、叉子……”他说着，小兵在旁边懵懵懂懂地仰起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在那个小兵脸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1988年9月，阿列克谢耶维奇跟着作家组去了喀布尔，看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更多的对话。她说：“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后来便有了《锌皮娃娃兵》。
阿富汗战争中，苏方的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这些人当中，主要是一些20岁左右的青年。《锌皮娃娃兵》就是几十篇相关者的陈述，有幸存者，有遗孀，有母亲。对这部作品，高莽有如此评价：“如果先前她的作品里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那么这部作品开始，她走上了另一条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她的立场就是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
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争议也由此而来。当时在明斯克，父母们把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次次告上法庭，他们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相片，还有各种勋章，哭喊道：“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明白，人有情感、有立场，她理解那些人“自己的真实”。可正如她所说：我从来都是个独自前行的人。她追求的是另一种真相：“真实要反映在文献中。那什么是文献上的真相呢？”最终，她用卡夫卡的话给出了答案：“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
非虚构文学的一次胜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的写作从未离开苏联，事实也如此，她笔下关注的始终是发生在苏联的重大事件。
1993年，围绕苏联解体后的自杀未遂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版了《陶醉于死亡的人》。1997年，又出版了《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她冒着核辐射的危险，用3年时间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灾难幸存者，梳理那次震惊世界的核事故真相。
也许，正是这份厚重感让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青睐。他们给她的授奖词是：“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而上一个打动诺贝尔的苏联作家，也是厚重历史的书写者——写下《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
一直以来，诺奖偏好于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获奖的情况是凤毛麟角。在上百年的诺奖历史中，仅有德国史学巨擘特奥多尔·蒙森等少数几位。上一次非虚构文学的得奖，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53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以二战为主题的回忆录《不需要的战争》。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次得奖，被很多人视为一次非虚构文学的胜利。中国的作家及评论家如梁鸿、毕飞宇、邱华栋等先后发声，认为今年诺奖的选择一定会激励作家更加严肃地面对现实，把目光聚焦于国家社会正在经历的重大事件。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自己的书是编年史，是我所遇到的和与他们同行的几代人的百科全书……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信仰什么？他们怎样去希望，又如何没能成为幸福的人。”她曾担心：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现在，她应该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