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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朱启臻，1957年1月出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现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农民、农村发展等问题研究。
提起中国农村，人们总想起“人多地少”。最近，“谁来种地”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这让许多人突然意识到，中国农村已悄然发生变化，“有地没人种”的问题已摆上台面。
无人种地威胁粮食安全
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95.7%。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2011年末，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匮乏、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等严重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专家朱启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2011年，他在新著《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中，将“农民不愿种地”列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就是劳动力严重老龄化。201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57岁，现在估计要到60岁了。这对农业发展是个潜在的危机。”
年轻人不愿种地，老人又种不动，大片耕地被抛荒；一些农村年轻人虽然在打工同时兼顾耕种，但种地的热情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庄稼成熟后无人收割的现象。中国粮食安全由此受到了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久前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
职业农民不是“老板”
朱启臻说，早在2005年，农业部就提出了培养职业农民。这几年，职业农民这个词越来越热。记者请他给职业农民下个定义，他却讲了一段经历。
2010年，在山东栖霞调研的朱启臻来到一家农户。夫妇两人前几年曾进城打工，后来儿女们也相继进城。老两口干了几年，觉得挺辛苦，且很怀念务农的日子，就辞工回乡种植自己的5亩果树，每亩地年入七千到一万，生活不错。后来，外出打工的邻里、亲戚想把果园无偿转让给他们种，但老两口依然只种5亩。在他们看来，两个人最多也就能种好5亩果园，再多干不过来。朱启臻问他们为什么不雇人，他们说：“疏花、疏果、套袋是苹果园管理最需要劳动力的环节，雇人怎么保证种出最好的苹果？疏花的时候，一簇苹果花有七八朵，我给自己干肯定是用心留下最好的一朵，让它长出最好的苹果。雇别人干就没那么用心了，随便给你留一朵，兴许就是最差的。”
在朱启臻看来，这老两口就是典型的职业农民。他们有种地经验，实实在在经营农地，产品上市销售，收入全靠农业。这些特点放到一起，就是职业农民，而且是典型的家庭农场。
记者有些诧异：“只有5亩地也能叫职业农民？”朱启臻说，记者和许多人一样，陷入了一个误区。“现在，人们崇尚规模经营，动辄上万亩的耕地规模，老板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是雇工劳动。他们的农场只能叫雇工农场，或者说是农业企业。表面上，他们赚的是卖农产品的钱，但实际上收入来自资本。还有把农民的耕地租过来，再返租给农户，这些人都不是职业农民。”那些为雇工农场、农业企业打工的人，也不是职业农民。“他们是工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是靠工资，而不是农业生产和经营。对多数人而言，为别人种地和为自己种地，投入的心血是不一样的。”朱启臻说。
职业农民就是以农业为职业的劳动者，典型的职业农民是家庭农场主。“职业农民保持了传统农户的所有优点，他们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会精心耕种并保护土地，即使自己不种了，也要留给后人种。他们不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时那样搞短期行为，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耕种。”
职业农民需要国家扶持
虽然国家多次强调培养职业农民的重要性，但在朱启臻看来，一些地方政府却成了职业农民发展之路上的障碍。“有些地方政府觉得，一说现代农业就是要规模化、机械化，一些官员也认为规模越大越光鲜，并将其看成自己的政绩。”于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农业领域的“招商引资”，倾向于将土地集中给工商资本，甚至“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把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用机器排挤农民，让农民进城务工，加剧空心村的形成，然后拆了农民的房子，让农民上楼，名义上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实际上是既消灭了农村，又把农业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在朱启臻看来，这种方式是要土地而不要农民的做法，培养不出真正的职业农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空话。
“职业农民需要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扶持。首先，他们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没有一定的土地规模，新型职业农民就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也就没有吸引力。因此，土地流转是必要的。在各种土地流转形式中，自然、自发、自愿流转是流转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流转方式。凡是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往往都因高昂的地价致使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其次，政府要对职业农民进行扶持，给他们补贴和技术支持，提供产前和产后的完善社会化服务；第三，将来应该有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规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经营农业，就像欧洲的一些国家规定，想当农民，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合理科学地利用耕地。”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很多实质上的职业农民，但大多都是自发形成的。朱启臻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县100个，在福建、江苏、河南等地都取得了很好的经验，2014年试点县将扩大到300个，除了国家试点县，很多省市还选择了省级试点县进行试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仅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也受到农民的青睐。朱启臻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最典型的形式是家庭农场，因此，要通过对家庭农场的扶持，使其成为未来多种形式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发展空间和载体。
（延伸阅读）
美国职业农民，干的是技术活
本刊驻美国特派记者 吴成良
美国农业的收入很不错，安心务农。2012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到访艾奥瓦州的一家农场。当时，本刊记者参与报道。2013年，记者再度回访，农场主金伯利回忆说，当时习主席问他，是否希望家族继续经营农业，他说儿子有兴趣接班，孙子也可能是农场的第七代传人。金伯利的儿子小金伯利告诉记者，他喜欢从事农业，但他研究生毕业时，父亲还不想“退休”，他就先在艾奥瓦州大豆协会工作，平时偶尔回家帮忙。由于采用机械化耕作，4000英亩农场平时只有老金伯利一人打理，农忙时才请两三个帮手。
小金伯利告诉记者，艾奥瓦州的全职农民年收入基本都在5万至7万美元，有些职业农民年收入可达到10万至25万美元。这比城市普通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高。美国人当职业农民，主要出于兴趣。农场里一般都配备大型粮仓，农民们使用生物技术培育出种子，播种机由卫星定位导航，将每个地块的土质和往年产出数据输入进去，设备会自动决定该播多少种子，该施多少肥。一些采用了先进传感器和移动技术的智能农场，农场主可以一边度假，一边通过网络监控田间地头情况，种地完全成为一种高科技的“技术活”。
朱启臻，1957年1月出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现任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农民、农村发展等问题研究。
提起中国农村，人们总想起“人多地少”。最近，“谁来种地”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这让许多人突然意识到，中国农村已悄然发生变化，“有地没人种”的问题已摆上台面。
无人种地威胁粮食安全
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大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95.7%。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2011年末，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匮乏、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等严重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专家朱启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2011年，他在新著《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中，将“农民不愿种地”列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就是劳动力严重老龄化。201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57岁，现在估计要到60岁了。这对农业发展是个潜在的危机。”
年轻人不愿种地，老人又种不动，大片耕地被抛荒；一些农村年轻人虽然在打工同时兼顾耕种，但种地的热情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庄稼成熟后无人收割的现象。中国粮食安全由此受到了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久前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
职业农民不是“老板”
朱启臻说，早在2005年，农业部就提出了培养职业农民。这几年，职业农民这个词越来越热。记者请他给职业农民下个定义，他却讲了一段经历。
2010年，在山东栖霞调研的朱启臻来到一家农户。夫妇两人前几年曾进城打工，后来儿女们也相继进城。老两口干了几年，觉得挺辛苦，且很怀念务农的日子，就辞工回乡种植自己的5亩果树，每亩地年入七千到一万，生活不错。后来，外出打工的邻里、亲戚想把果园无偿转让给他们种，但老两口依然只种5亩。在他们看来，两个人最多也就能种好5亩果园，再多干不过来。朱启臻问他们为什么不雇人，他们说：“疏花、疏果、套袋是苹果园管理最需要劳动力的环节，雇人怎么保证种出最好的苹果？疏花的时候，一簇苹果花有七八朵，我给自己干肯定是用心留下最好的一朵，让它长出最好的苹果。雇别人干就没那么用心了，随便给你留一朵，兴许就是最差的。”
在朱启臻看来，这老两口就是典型的职业农民。他们有种地经验，实实在在经营农地，产品上市销售，收入全靠农业。这些特点放到一起，就是职业农民，而且是典型的家庭农场。
记者有些诧异：“只有5亩地也能叫职业农民？”朱启臻说，记者和许多人一样，陷入了一个误区。“现在，人们崇尚规模经营，动辄上万亩的耕地规模，老板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是雇工劳动。他们的农场只能叫雇工农场，或者说是农业企业。表面上，他们赚的是卖农产品的钱，但实际上收入来自资本。还有把农民的耕地租过来，再返租给农户，这些人都不是职业农民。”那些为雇工农场、农业企业打工的人，也不是职业农民。“他们是工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是靠工资，而不是农业生产和经营。对多数人而言，为别人种地和为自己种地，投入的心血是不一样的。”朱启臻说。
职业农民就是以农业为职业的劳动者，典型的职业农民是家庭农场主。“职业农民保持了传统农户的所有优点，他们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会精心耕种并保护土地，即使自己不种了，也要留给后人种。他们不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时那样搞短期行为，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耕种。”
职业农民需要国家扶持
虽然国家多次强调培养职业农民的重要性，但在朱启臻看来，一些地方政府却成了职业农民发展之路上的障碍。“有些地方政府觉得，一说现代农业就是要规模化、机械化，一些官员也认为规模越大越光鲜，并将其看成自己的政绩。”于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农业领域的“招商引资”，倾向于将土地集中给工商资本，甚至“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把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用机器排挤农民，让农民进城务工，加剧空心村的形成，然后拆了农民的房子，让农民上楼，名义上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实际上是既消灭了农村，又把农业推向了危险的境地。”在朱启臻看来，这种方式是要土地而不要农民的做法，培养不出真正的职业农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空话。
“职业农民需要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扶持。首先，他们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没有一定的土地规模，新型职业农民就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也就没有吸引力。因此，土地流转是必要的。在各种土地流转形式中，自然、自发、自愿流转是流转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流转方式。凡是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往往都因高昂的地价致使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其次，政府要对职业农民进行扶持，给他们补贴和技术支持，提供产前和产后的完善社会化服务；第三，将来应该有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规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经营农业，就像欧洲的一些国家规定，想当农民，必须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合理科学地利用耕地。”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很多实质上的职业农民，但大多都是自发形成的。朱启臻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县100个，在福建、江苏、河南等地都取得了很好的经验，2014年试点县将扩大到300个，除了国家试点县，很多省市还选择了省级试点县进行试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不仅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也受到农民的青睐。朱启臻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最典型的形式是家庭农场，因此，要通过对家庭农场的扶持，使其成为未来多种形式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发展空间和载体。
（延伸阅读）
美国职业农民，干的是技术活
本刊驻美国特派记者 吴成良
美国农业的收入很不错，安心务农。2012年初，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到访艾奥瓦州的一家农场。当时，本刊记者参与报道。2013年，记者再度回访，农场主金伯利回忆说，当时习主席问他，是否希望家族继续经营农业，他说儿子有兴趣接班，孙子也可能是农场的第七代传人。金伯利的儿子小金伯利告诉记者，他喜欢从事农业，但他研究生毕业时，父亲还不想“退休”，他就先在艾奥瓦州大豆协会工作，平时偶尔回家帮忙。由于采用机械化耕作，4000英亩农场平时只有老金伯利一人打理，农忙时才请两三个帮手。
小金伯利告诉记者，艾奥瓦州的全职农民年收入基本都在5万至7万美元，有些职业农民年收入可达到10万至25万美元。这比城市普通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高。美国人当职业农民，主要出于兴趣。农场里一般都配备大型粮仓，农民们使用生物技术培育出种子，播种机由卫星定位导航，将每个地块的土质和往年产出数据输入进去，设备会自动决定该播多少种子，该施多少肥。一些采用了先进传感器和移动技术的智能农场，农场主可以一边度假，一边通过网络监控田间地头情况，种地完全成为一种高科技的“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