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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0—2017年的中小企业数据，将899家中小企业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研究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创新成果有负向影响，与对成熟期中小企业的影响一致，但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中小企业创新起正向激励作用，且对成长期企业的正向效果大于衰退期企业。按照企业性质回归，发现税收优惠对成熟期国有企业及成长期与衰退期非国有企业创新有显著积极效应。因此，为使税收优惠更高效地促进企业创新，应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及产权性质。
关键词：税收优惠;所得税;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5-0040-05
引言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之际，依靠传统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已难有突破，唯有将增长动力转为创新驱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供给质量才是当务之急。而创新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主体部分——中小企业，因此如何让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更积极地展开，是众多学者关注并研究的一大课题。为了激励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国家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对于税收优惠是否对企业创新有所帮助，学术界内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如周海涛、张振刚（2015）[1];张信东、贺亚楠、马小美（2014）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激励作用[2];而Cappelen et al.（2012）[3]，胡凯、吴清（2018）则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4];李维安等（2016）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将税收优惠作为税盾[5];林洲钰、林汉川、邓兴华（2013）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倒U关系，即超出临界值时，税收优惠反而抑制企业创新[6];安同良等（2009）认为，企业会利用优惠政策，欺骗政策制定者[7];Yang et al.（2016）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负向作用[8]。
因此，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尚不能明确;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因企业的规模、行业、产权性质、年龄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差异化的影响。本文在参考了众多文献后，选取了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性地分析所得税优惠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影响效果。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丰富了税收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数据及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增加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以使得研究具有更多层次，从而方便对政策的制定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对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的运营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如现金流的差异，管理侧重的不同等，自然对政策的受用效果不可一概而论。马玉琪等人（2017）的研究也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存在异质性[9]。因此，本文有充足的依据来判定税收优惠对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效果。
首先，成熟期的企业相较于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有更为成熟的经营模式与明朗的市场前景，因此能收获稳定的正向经营现金流。而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创新的途径之一在于弥补企业因创新而付出的成本，这一作用对于缺少稳定现金流的企业来说有更明显的刺激作用，而对现金流可支配度更高的成熟期企业而言是削弱了其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税收优惠政策对成长期和衰退期有较明显的激励作用。
其次，成长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相比有更高的创新意愿。进入衰退期的企业销售额下滑，经营风险显著上升，内部制度往往呈现僵化的状态，机器设备折损较多，缺少支持创新的能力[10]。而成长期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资金的紧张与较大的风险，但成长期企业的创新成果有利于其较低税赋，减少成本并利于融资。因此，成长期企业有比衰退期企业更高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税收优惠政策对成长期企业的激励作用大于对衰退期企业的激励作用。
最后，因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模式和资源禀赋上的不同[11]，会造成税收优惠政策对两类型企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税收优惠政策对属性不同的企业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及来源
本文想要研究税费负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故选取我国上市中小企业2010—2017年的年报数据及专利数据为样本，共899个样本公司。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被解释变量每年授权专利发明数进行了1%和99%百分位的缩尾（Winsorize）处理。原始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数据为手动推导，数据分析使用软件Stata 15.1。
（二）变量的选择及定义
1.被解释变量。目前，如何衡量企业的创新成果，较为普遍的方法是使用企业的專利授权项数，如储德银、纪凡、杨姗（2017）[12]，李林木、汪冲（2017）[13]，刘行、赵健宇（2019）[14]等人均采取专利数来度量企业创新成果。而企业被授权的专利又分为发明授权，实用新型授权，外观设计授权。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三者的定义，其中发明专利是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代表了企业的技术探索力，具有更高的创造性。同时，考虑到专利申请到授权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使用滞后一年期的发明授权专利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成果。
2.解释变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截至2019年6月我国推出的针对创新的89项税收优惠政策中，大部分为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本文中的税收优惠主要考虑所得税部分，同时借鉴马伟红（2011）的计算方法，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自然对数=Ln[利润总额×（名义所得税税率-实际所得税税率）][15]。其中，名义所得税税率为25%。
3.控制变量。参考Tan（2015）[16]，周海涛、张振刚（2016）[17]，陈远燕、何明俊、张鑫媛（2018）[18]的研究，将企业年龄、规模、流动比率、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和流动性约束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符号和取值如表1所示。 4.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明确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参考Dickinson（2011）[19]及陈红、张玉等人（2019）[20]的划分方法，因本文选取的是上市的中小企业，可认为其已渡过初创期，所以本文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成长期的企业其经营净现金流可正可负，同时其投资净现金流为负，融资净现金流为正;成熟期企业其经营净现金流为正，投资净现金流为负，融资净现金流为负;经营净现金流和投资净现金流同时为正的企业为衰退期，经营、投资、融资净现金流都为负的企业也为衰退期。同时，参考企业年龄，当企业经营和投资净现金流为负，融资净现金流为正且企业年龄大于10为衰退。剩余现金流组合方式的企业为淘汰企业如表2 所示。而淘汰企业因主要数据缺失严重，数据异常值较多，故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效果，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Iit=β0+β1Tit+β2ageit+β3sizeit+β4saleit+β5mit+β6lcit+β7curit+εit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小企业的年授权发明专利均值为4.546，偏低，说明中小企业普遍创新成果较少。税收优惠均值为16.269，标准差为1.286，普遍来说，中小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差别不大。企业年龄、规模和销售费用率的标准差都较小，分别为0.458、0.87和0.472。管理费用率、流动性约束和流动比率标准差较大，各企业在管理，现金流及变现能力方面差异较大。
（二）模型选择
首先采用F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个体效应不存在的原假设，即不能使用混合回归;其次使用修正的Hausman检验，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随后，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存在序列相关性及异方差，为排除两者影响，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1988）的方法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同时，此方法也能够处理缺失值，适用于本文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三）回归分析
1.整体回归及分生命周期阶段回归。首先，对整理好的中小企业数据进行整体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括号内为t值。整体回归结果显著，其中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系数为-0.160，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负，表明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即每当税收优惠提高1%，专利授权量会降低0.16%。控制变量基本显著，企业年龄、规模越大，企业创新成果越多，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及流动比率与企业创新成果有负相关关系。其次，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内，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对企业创新的边际系数分别为2.347和0.352，即税收优惠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成果激励效果更加明显。因此，与假设H1假设H2相符。
2.国有及非国有企业的分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表5显示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结果，控制变量在此不再标出回归系数。由回归结果可知，国有企业的观测量小于非国有企业，其在成长期和衰退期税收优惠都对企业创新有负面作用。
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的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创新成果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成长期的系数大于衰退期的系数，与前文假设H1及假设H2依旧相同。且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与假设H3相符。
四、稳健性检验
更换多维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将企业属性设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作用显著，且成长期系数大于衰退期系数，假设H1、假设H2依旧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用了中小企业2010—2017年的年报数据，通过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界定，划分出淘汰期企业，因这些企业的数据缺失值及异常值较多，将其删除后剩余899家中小企业为本文研究的样本企业。再通过对整体样本的回归得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通过进一步讨论，对不同生命阶段的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税收优惠对成长期企业及衰退期企业的创新成果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且对成长期企业具有更强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成熟期企业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税收优惠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国有企业在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创新成果与税收优惠呈负相关关系，在成熟期有显著正效应，而非国有企业恰与其相反。
根據本文的分析结果，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整体的创新是没有激励作用的。为了使政策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或许可以考虑结合企业本身的生命周期阶段和产权性质针对性地给予优惠，如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优惠力度;对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进行评估，给予成长期企业更多的优惠;对国有企业及成熟期企业应谨慎使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考虑“产学研”合作、政府补贴等其他措施进行创新激励。
参考文献：
[1] 周海涛，张振刚.政府研发资助方式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5，（12）.
[2] 张信东，贺亚楠，马小美.R&D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分析——基于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研究[J].当代财经，2014，（11）.
[3] Cappelen A.，A.Raknerud，M.Rybalka.The Effects of R&D Tax Credits on Patenting and Innovations[J].Research Policy，2012，（2），334-345. [4] 胡凯，吴清.R&D 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J].财经研究，2018，（4）.
[5] 李维安，李浩波，李慧聪.创新激励还是税盾——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究[J].科研管理，2016，（11）： 61-70.
[6] 林洲钰，林汉川，邓兴华.所得税改革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3，（3）：111-123.
[7] 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 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J].经济研究，2009，（10）.
[8] Yang Y.，Li S.C.，Zhao F.M.Study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J] 2016 Conference Proceedings.Orlando，2016：1012-1022.
[9] 马玉琪，扈瑞鹏，赵彦云.财税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义倾向得分法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2）：143-149.
[10] 任佩瑜，余伟萍，杨安华.基于管理熵的中国上市公司生命周期与能力策略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76-82.
[11] 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15，（1）：75-86.
[12] 储德银，纪凡，杨珊.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产出[J].税务研究，2017，（4）.
[13] 李林木，汪冲.税费负担、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来自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7，（11）：11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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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红，张玉，刘东霞.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9，（3）：187-200.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ome Tax Preferenc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WANG Jin-ping，WANG Bo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899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rom 2010 to 2017，it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come tax incentives o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Studies have shown that，in general，income tax incentive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se enterprises，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s in the mature period.The positive effect of growth compani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mpanies in shake-out.Further regressions found that the tax incentives for 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in mature perio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and the tax incentives for non-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and decline period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Therefore，in order to make tax incentives more efficient to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the life cycle stage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tax incentives;income tax;enterprise life cycle
收稿日期：2020-09-07
作者简介：王金平（1996-），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数量经济研究;王波（1960-），男，江西抚州人，教授，博士，从事系统工程、数量经济研究。
关键词：税收优惠;所得税;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5-0040-05
引言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之际，依靠传统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已难有突破，唯有将增长动力转为创新驱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供给质量才是当务之急。而创新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主体部分——中小企业，因此如何让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更积极地展开，是众多学者关注并研究的一大课题。为了激励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国家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对于税收优惠是否对企业创新有所帮助，学术界内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如周海涛、张振刚（2015）[1];张信东、贺亚楠、马小美（2014）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激励作用[2];而Cappelen et al.（2012）[3]，胡凯、吴清（2018）则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并不显著[4];李维安等（2016）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将税收优惠作为税盾[5];林洲钰、林汉川、邓兴华（2013）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倒U关系，即超出临界值时，税收优惠反而抑制企业创新[6];安同良等（2009）认为，企业会利用优惠政策，欺骗政策制定者[7];Yang et al.（2016）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负向作用[8]。
因此，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尚不能明确;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因企业的规模、行业、产权性质、年龄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差异化的影响。本文在参考了众多文献后，选取了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性地分析所得税优惠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影响效果。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丰富了税收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数据及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增加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以使得研究具有更多层次，从而方便对政策的制定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对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的运营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如现金流的差异，管理侧重的不同等，自然对政策的受用效果不可一概而论。马玉琪等人（2017）的研究也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存在异质性[9]。因此，本文有充足的依据来判定税收优惠对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效果。
首先，成熟期的企业相较于成长期与衰退期企业有更为成熟的经营模式与明朗的市场前景，因此能收获稳定的正向经营现金流。而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创新的途径之一在于弥补企业因创新而付出的成本，这一作用对于缺少稳定现金流的企业来说有更明显的刺激作用，而对现金流可支配度更高的成熟期企业而言是削弱了其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税收优惠政策对成长期和衰退期有较明显的激励作用。
其次，成长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相比有更高的创新意愿。进入衰退期的企业销售额下滑，经营风险显著上升，内部制度往往呈现僵化的状态，机器设备折损较多，缺少支持创新的能力[10]。而成长期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资金的紧张与较大的风险，但成长期企业的创新成果有利于其较低税赋，减少成本并利于融资。因此，成长期企业有比衰退期企业更高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税收优惠政策对成长期企业的激励作用大于对衰退期企业的激励作用。
最后，因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管理模式和资源禀赋上的不同[11]，会造成税收优惠政策对两类型企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税收优惠政策对属性不同的企业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及来源
本文想要研究税费负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故选取我国上市中小企业2010—2017年的年报数据及专利数据为样本，共899个样本公司。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被解释变量每年授权专利发明数进行了1%和99%百分位的缩尾（Winsorize）处理。原始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数据为手动推导，数据分析使用软件Stata 15.1。
（二）变量的选择及定义
1.被解释变量。目前，如何衡量企业的创新成果，较为普遍的方法是使用企业的專利授权项数，如储德银、纪凡、杨姗（2017）[12]，李林木、汪冲（2017）[13]，刘行、赵健宇（2019）[14]等人均采取专利数来度量企业创新成果。而企业被授权的专利又分为发明授权，实用新型授权，外观设计授权。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三者的定义，其中发明专利是一种新的技术方案，代表了企业的技术探索力，具有更高的创造性。同时，考虑到专利申请到授权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使用滞后一年期的发明授权专利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成果。
2.解释变量。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截至2019年6月我国推出的针对创新的89项税收优惠政策中，大部分为所得税优惠政策。因此，本文中的税收优惠主要考虑所得税部分，同时借鉴马伟红（2011）的计算方法，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自然对数=Ln[利润总额×（名义所得税税率-实际所得税税率）][15]。其中，名义所得税税率为25%。
3.控制变量。参考Tan（2015）[16]，周海涛、张振刚（2016）[17]，陈远燕、何明俊、张鑫媛（2018）[18]的研究，将企业年龄、规模、流动比率、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和流动性约束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符号和取值如表1所示。 4.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明确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参考Dickinson（2011）[19]及陈红、张玉等人（2019）[20]的划分方法，因本文选取的是上市的中小企业，可认为其已渡过初创期，所以本文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成长期的企业其经营净现金流可正可负，同时其投资净现金流为负，融资净现金流为正;成熟期企业其经营净现金流为正，投资净现金流为负，融资净现金流为负;经营净现金流和投资净现金流同时为正的企业为衰退期，经营、投资、融资净现金流都为负的企业也为衰退期。同时，参考企业年龄，当企业经营和投资净现金流为负，融资净现金流为正且企业年龄大于10为衰退。剩余现金流组合方式的企业为淘汰企业如表2 所示。而淘汰企业因主要数据缺失严重，数据异常值较多，故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效果，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Iit=β0+β1Tit+β2ageit+β3sizeit+β4saleit+β5mit+β6lcit+β7curit+εit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小企业的年授权发明专利均值为4.546，偏低，说明中小企业普遍创新成果较少。税收优惠均值为16.269，标准差为1.286，普遍来说，中小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差别不大。企业年龄、规模和销售费用率的标准差都较小，分别为0.458、0.87和0.472。管理费用率、流动性约束和流动比率标准差较大，各企业在管理，现金流及变现能力方面差异较大。
（二）模型选择
首先采用F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个体效应不存在的原假设，即不能使用混合回归;其次使用修正的Hausman检验，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随后，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存在序列相关性及异方差，为排除两者影响，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1988）的方法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同时，此方法也能够处理缺失值，适用于本文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三）回归分析
1.整体回归及分生命周期阶段回归。首先，对整理好的中小企业数据进行整体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括号内为t值。整体回归结果显著，其中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系数为-0.160，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负，表明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即每当税收优惠提高1%，专利授权量会降低0.16%。控制变量基本显著，企业年龄、规模越大，企业创新成果越多，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及流动比率与企业创新成果有负相关关系。其次，在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内，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对企业创新的边际系数分别为2.347和0.352，即税收优惠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成果激励效果更加明显。因此，与假设H1假设H2相符。
2.国有及非国有企业的分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表5显示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结果，控制变量在此不再标出回归系数。由回归结果可知，国有企业的观测量小于非国有企业，其在成长期和衰退期税收优惠都对企业创新有负面作用。
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的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创新成果为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成长期的系数大于衰退期的系数，与前文假设H1及假设H2依旧相同。且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与假设H3相符。
四、稳健性检验
更换多维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将企业属性设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作用显著，且成长期系数大于衰退期系数，假设H1、假设H2依旧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用了中小企业2010—2017年的年报数据，通过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界定，划分出淘汰期企业，因这些企业的数据缺失值及异常值较多，将其删除后剩余899家中小企业为本文研究的样本企业。再通过对整体样本的回归得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通过进一步讨论，对不同生命阶段的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税收优惠对成长期企业及衰退期企业的创新成果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且对成长期企业具有更强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成熟期企业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税收优惠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国有企业在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创新成果与税收优惠呈负相关关系，在成熟期有显著正效应，而非国有企业恰与其相反。
根據本文的分析结果，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整体的创新是没有激励作用的。为了使政策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或许可以考虑结合企业本身的生命周期阶段和产权性质针对性地给予优惠，如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优惠力度;对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进行评估，给予成长期企业更多的优惠;对国有企业及成熟期企业应谨慎使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考虑“产学研”合作、政府补贴等其他措施进行创新激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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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ppelen A.，A.Raknerud，M.Rybalka.The Effects of R&D Tax Credits on Patenting and Innovations[J].Research Policy，2012，（2），334-345. [4] 胡凯，吴清.R&D 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的专利产出[J].财经研究，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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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come Tax Preferenc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WANG Jin-ping，WANG Bo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899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rom 2010 to 2017，it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come tax incentives o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Studies have shown that，in general，income tax incentive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se enterprises，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s in the mature period.The positive effect of growth compani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ompanies in shake-out.Further regressions found that the tax incentives for 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in mature perio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and the tax incentives for non-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rowth and decline period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Therefore，in order to make tax incentives more efficient to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the life cycle stage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tax incentives;income tax;enterprise life cycle
收稿日期：2020-09-07
作者简介：王金平（1996-），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数量经济研究;王波（1960-），男，江西抚州人，教授，博士，从事系统工程、数量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