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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总是容易受到刺激。
比如，房价降不下來的一个原因，被发现原来是“房叔”们太多了，而且动辄10几、几十套。比如，在农民工露宿街头而死时，一个政府的大楼被曝花了40亿。比如，近日有一份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
这是一个在欧美已彻底无法想象的数字。因为这样“社会”早就滑向崩溃的边缘了，穷人根本不可能再陪富人、政府一起玩，或者准确地说，被别人玩。
也许我们更能吃苦耐劳。
当然，这个数字是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发布的，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不代表“官方意见”—自2000年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12后（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数值），统计局就再也没有发布过相关的数字了，具体原因只能猜测。
有很多人在公共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回应这些刺激性的事件。有一种声音不能再忽略：“如果有官员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为什么要服从他的领导？”这样的官员就应该立马下台！但问题是如何让这样的官员下台？
十八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高度。而前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于政府治理的权威从哪儿来的严肃问题。或者说，如何证明，老百姓对包括法律、制度实施在内的政府治理有进行“服从”的政治义务呢？
对于政府治理的权力来源，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曾有经典的回答，那就是它得到了人民的“同意”。因为大家同意政府进行治理，同意某些法律或制度的制定，所以从这种同意中，就产生了服从政府治理的政治义务。“同意”就是大家对政府进行治理的授权，对应的就是民主政治。
这种理念非常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没有A的同意，B当然不能治理A，否则就是强行统治了。问题只是在于，第一，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在一份声明之类的东西上表示过同意；第二，即使B对A的治理获得了A的同意，那也只能证明当B治理时，他是有程序合法性的，但并不能证明他的治理本身有实质合法性。
这是“同意论”的一个漏洞，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缺陷：保证你有选票，但不保证社会的公平。印度和菲律宾等正是如此。当然，没有选票，情况往往更糟，故民主的缺陷从来不是否定民主的理由，而只是在说明除了民主，还需要别的东西。
针对这一漏洞，有一个补救办法。美国政治学家汉娜·皮特金发现，“同意”在另一重意义上，可以脱离开“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同意”而指向这一点：当政府是什么性质时，一个理性的人势必会给予的那种同意。
就此而言，政府的治理有没有合法性，有没有可以让人民服从的权威，看的就是它是什么性质—如果是一个尊重宪法、法律、人民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推进善政的政府，那么，人民就有义务服从它的治理，如果不是，再多人“同意”也没用，像当年的希特勒政权，尽管是民主选举上台，但是从性质上是不合法的。
这种看法不能取代“同意论”，否则无法保证政府的治理会真的尊重人民的权利或会一直如此。但它可以对 “同意论”构成有益的补充。
这给中国的启示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在追求政府治理的权威，而推进民主政治和维护社会公正成为最具标识性、考验性的内容。反腐属于权力体系的自我清理，只是一个开始。
比如，房价降不下來的一个原因，被发现原来是“房叔”们太多了，而且动辄10几、几十套。比如，在农民工露宿街头而死时，一个政府的大楼被曝花了40亿。比如，近日有一份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
这是一个在欧美已彻底无法想象的数字。因为这样“社会”早就滑向崩溃的边缘了，穷人根本不可能再陪富人、政府一起玩，或者准确地说，被别人玩。
也许我们更能吃苦耐劳。
当然，这个数字是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发布的，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不代表“官方意见”—自2000年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12后（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数值），统计局就再也没有发布过相关的数字了，具体原因只能猜测。
有很多人在公共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回应这些刺激性的事件。有一种声音不能再忽略：“如果有官员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为什么要服从他的领导？”这样的官员就应该立马下台！但问题是如何让这样的官员下台？
十八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高度。而前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于政府治理的权威从哪儿来的严肃问题。或者说，如何证明，老百姓对包括法律、制度实施在内的政府治理有进行“服从”的政治义务呢？
对于政府治理的权力来源，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曾有经典的回答，那就是它得到了人民的“同意”。因为大家同意政府进行治理，同意某些法律或制度的制定，所以从这种同意中，就产生了服从政府治理的政治义务。“同意”就是大家对政府进行治理的授权，对应的就是民主政治。
这种理念非常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没有A的同意，B当然不能治理A，否则就是强行统治了。问题只是在于，第一，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在一份声明之类的东西上表示过同意；第二，即使B对A的治理获得了A的同意，那也只能证明当B治理时，他是有程序合法性的，但并不能证明他的治理本身有实质合法性。
这是“同意论”的一个漏洞，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缺陷：保证你有选票，但不保证社会的公平。印度和菲律宾等正是如此。当然，没有选票，情况往往更糟，故民主的缺陷从来不是否定民主的理由，而只是在说明除了民主，还需要别的东西。
针对这一漏洞，有一个补救办法。美国政治学家汉娜·皮特金发现，“同意”在另一重意义上，可以脱离开“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同意”而指向这一点：当政府是什么性质时，一个理性的人势必会给予的那种同意。
就此而言，政府的治理有没有合法性，有没有可以让人民服从的权威，看的就是它是什么性质—如果是一个尊重宪法、法律、人民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推进善政的政府，那么，人民就有义务服从它的治理，如果不是，再多人“同意”也没用，像当年的希特勒政权，尽管是民主选举上台，但是从性质上是不合法的。
这种看法不能取代“同意论”，否则无法保证政府的治理会真的尊重人民的权利或会一直如此。但它可以对 “同意论”构成有益的补充。
这给中国的启示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在追求政府治理的权威，而推进民主政治和维护社会公正成为最具标识性、考验性的内容。反腐属于权力体系的自我清理，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