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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评论数据化时代带来的负面生活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信息大爆炸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可视的好处。如果非要批评它的弊端，势必会遭到数据控以及无数理工男的口水围攻与围观。得益于无数技术研发者的努力，我们才能够站在堆积成山的数据上，站着说话不腰疼地点评他们打拼而来的所谓便利化生活。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可以轻松查找迎合自己口味的美食；当我们想了解100年前的电影与书籍，数字图书馆上应有尽有；当我们旅途中需要向导，GPS可以轻松解决。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科技革命带来的数据化生活，可以从方方面面为其正名。
然而，它带来的弊端却并不显而易见。越是在这样的阶段，我们便越需要敏锐的感知，以便发现那些跟随科技悄悄潜入生活的蠕虫。这些蠕虫一点一点侵蚀人类思想的大脑，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就像在温水中的青蛙。
第四空间
在已经到来的数据化时代里，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都成为承载数据的有效途径。网络日志、社交网络、互联网搜索索引及大规模电子商务等每天都在各类平台上产生大量的数据。IDC最新的数字宇宙研究结果是，预计到2020年，世界上的数据存储总额将达到35ZB（1ZB等于一万亿GB字节）。
与交互式互联网、信息大爆炸相连产生的是后期资本主义的大众消费特性，由物质性消费转向精神层面的娱乐信息消费。
年轻人开始利用新兴的技术从那些傲慢的学者与长者那里，夺得了一个有限的言论空间——“第四空间”。文化学者朱大可将公共空间氛围三个理论级位，即传统的以古典集权政治为控制轴心的垂直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以及简历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根据他的观察，在传统空间复辟与知识精英的空间缩小之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意见空间在形成。
然而，“第四空间”在拒绝集权权威的同时，一并拒绝了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规训与主导。一支另类的以赚人眼球的草根队伍迅速崛起。他们的成分复杂，领域分散，最终的指向却万宗归一，即话语权的主导。这片话语阵地还未摆脱处女之身，给了草根与底层民众无限的遐想。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当作家，却没人愿意当读者的时代。数据的产生基于人类表达与交往的主观意愿的同时，又反过来催生数据的无限繁殖，试图在宣泄情感、表达意见的同时，掌控着话语权力。
娱乐至死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无奈地写道：“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句用于评价电视节目的论断，鬼使神差地也在预示着数据化时代人类生活的最终状态。
在对信息的渴望与对发布数据的冲动，最终构建了对数据的消费习惯与生活空间消费的潮流，进而演变出相关的社会万象。值得关注的是，公共平台上最具人气的往往是政坛的边角料、商界的打情骂俏以及哪个明星脚臭之类的八卦新闻，而罕见精英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严肃评论。
朱大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互联网时代人类生活的空心化：“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是公共知识分子丧失话语平台，进而集体退出了社会议事空间，而人民则以无名氏身份执掌了互联网话语权，人民主宰互联网的时代降临了。游戏—娱乐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终于，在数据时代里，中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的娱乐消费模式能够齐肩并进。
因此，数据的规模化生产，并未给人类生活与社会文化带来更多的价值，反而导向了一种零度价值的空间生活和精神消费泡沫。在普遍追求娱乐快感以刺激大脑中枢时，娱乐也在偷偷溶解我们的自主意识。这种溶解便是“把反抗、颠覆和原创的力道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
然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失去自我的人们在眼花缭乱的数据面前，逐渐变得迷惘，继而产生焦虑。有研究表明，Windows的用户，平均每小时会切换窗口37次。
淹没在海量数据中产生的孤独与焦虑感，反过来将加深受众对信息的依赖。最典型的是手机依赖症：一段时间手机铃声不响，就会下意识地看一下铃声设置是否正确；经常把别人的手机铃声当成自己的手机在响，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美国知名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看到了互联网的黏性，“这种焦虑有一种惯性，令人长时间精神分散、恍惚游离，从而对日常交流倾注越来越少的感情。此外，下线之后，还会害怕信息被遗漏，感觉和世界脱轨，产生一种新的孤立不安。心理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新的信息，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机会或威胁，对它作出及时的反应，可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快感，这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在一次次得到加强之后，可能上瘾。”
一方面我们在数据时代的精神消费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却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孤独的存在和强大。
越来越密集的数据成为人类与自然生活之间的巨大屏障，是这些数据将我们的眼睛牢牢锁在各种屏幕前，而无暇顾及窗外的美好。人类也将在消费的娱乐的同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痛苦。这也就是朱大可所谓的“痛苦是娱乐的最后形态”。
失重的暴力
各种数据接收设备的依赖症正在蔓延，而信息中的情绪也会传染给信息的接受者，负面情绪的传导力与感染力更强。网上发生的多起围攻事件，已经在警示负面情绪的强大，而那些围攻事件的发起者最终成为这个数据时代的平民英雄，他们重复前人的路，被群体建庙塑像，奉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那些来自草根的意见领袖们常常为赢得关注，抛出惊世言论，而无需证实，便已得到转发和传播，在受众的大脑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其100多年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就曾指出所谓平民时代的荒谬性：“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禁坛。”最终，这些新兴的“网络暴民”掌握第四空间的话语权，而更多的网民依然处于潜在的失语状态。
新兴技术貌似在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平民与开放的空间，这来自互联网技术搭建平台所造就的“广场效应”。在这个广场上，貌似人人皆可畅所欲言。而事实上，除了那些平民偶像，如前所言人人都想当作家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言论将淹没在数据的浩瀚烟海里。我们的生活变成生产无用数据的自说自话。
不管科技如何造就了一种失重的生活，数据革命依然会如期而至。我们需要正视数据垃圾，并学会夺回自主权。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可以轻松查找迎合自己口味的美食；当我们想了解100年前的电影与书籍，数字图书馆上应有尽有；当我们旅途中需要向导，GPS可以轻松解决。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科技革命带来的数据化生活，可以从方方面面为其正名。
然而，它带来的弊端却并不显而易见。越是在这样的阶段，我们便越需要敏锐的感知，以便发现那些跟随科技悄悄潜入生活的蠕虫。这些蠕虫一点一点侵蚀人类思想的大脑，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就像在温水中的青蛙。
第四空间
在已经到来的数据化时代里，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都成为承载数据的有效途径。网络日志、社交网络、互联网搜索索引及大规模电子商务等每天都在各类平台上产生大量的数据。IDC最新的数字宇宙研究结果是，预计到2020年，世界上的数据存储总额将达到35ZB（1ZB等于一万亿GB字节）。
与交互式互联网、信息大爆炸相连产生的是后期资本主义的大众消费特性，由物质性消费转向精神层面的娱乐信息消费。
年轻人开始利用新兴的技术从那些傲慢的学者与长者那里，夺得了一个有限的言论空间——“第四空间”。文化学者朱大可将公共空间氛围三个理论级位，即传统的以古典集权政治为控制轴心的垂直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以及简历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根据他的观察，在传统空间复辟与知识精英的空间缩小之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意见空间在形成。
然而，“第四空间”在拒绝集权权威的同时，一并拒绝了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规训与主导。一支另类的以赚人眼球的草根队伍迅速崛起。他们的成分复杂，领域分散，最终的指向却万宗归一，即话语权的主导。这片话语阵地还未摆脱处女之身，给了草根与底层民众无限的遐想。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当作家，却没人愿意当读者的时代。数据的产生基于人类表达与交往的主观意愿的同时，又反过来催生数据的无限繁殖，试图在宣泄情感、表达意见的同时，掌控着话语权力。
娱乐至死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无奈地写道：“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句用于评价电视节目的论断，鬼使神差地也在预示着数据化时代人类生活的最终状态。
在对信息的渴望与对发布数据的冲动，最终构建了对数据的消费习惯与生活空间消费的潮流，进而演变出相关的社会万象。值得关注的是，公共平台上最具人气的往往是政坛的边角料、商界的打情骂俏以及哪个明星脚臭之类的八卦新闻，而罕见精英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严肃评论。
朱大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互联网时代人类生活的空心化：“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事变，是公共知识分子丧失话语平台，进而集体退出了社会议事空间，而人民则以无名氏身份执掌了互联网话语权，人民主宰互联网的时代降临了。游戏—娱乐精神就此迅速取代了政治，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终于，在数据时代里，中国公民与美国公民的娱乐消费模式能够齐肩并进。
因此，数据的规模化生产，并未给人类生活与社会文化带来更多的价值，反而导向了一种零度价值的空间生活和精神消费泡沫。在普遍追求娱乐快感以刺激大脑中枢时，娱乐也在偷偷溶解我们的自主意识。这种溶解便是“把反抗、颠覆和原创的力道转移到日常生活的愉悦之中。”
然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失去自我的人们在眼花缭乱的数据面前，逐渐变得迷惘，继而产生焦虑。有研究表明，Windows的用户，平均每小时会切换窗口37次。
淹没在海量数据中产生的孤独与焦虑感，反过来将加深受众对信息的依赖。最典型的是手机依赖症：一段时间手机铃声不响，就会下意识地看一下铃声设置是否正确；经常把别人的手机铃声当成自己的手机在响，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美国知名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看到了互联网的黏性，“这种焦虑有一种惯性，令人长时间精神分散、恍惚游离，从而对日常交流倾注越来越少的感情。此外，下线之后，还会害怕信息被遗漏，感觉和世界脱轨，产生一种新的孤立不安。心理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新的信息，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机会或威胁，对它作出及时的反应，可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快感，这是一种原始的本能，在一次次得到加强之后，可能上瘾。”
一方面我们在数据时代的精神消费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却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孤独的存在和强大。
越来越密集的数据成为人类与自然生活之间的巨大屏障，是这些数据将我们的眼睛牢牢锁在各种屏幕前，而无暇顾及窗外的美好。人类也将在消费的娱乐的同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痛苦。这也就是朱大可所谓的“痛苦是娱乐的最后形态”。
失重的暴力
各种数据接收设备的依赖症正在蔓延，而信息中的情绪也会传染给信息的接受者，负面情绪的传导力与感染力更强。网上发生的多起围攻事件，已经在警示负面情绪的强大，而那些围攻事件的发起者最终成为这个数据时代的平民英雄，他们重复前人的路，被群体建庙塑像，奉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那些来自草根的意见领袖们常常为赢得关注，抛出惊世言论，而无需证实，便已得到转发和传播，在受众的大脑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在其100多年前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就曾指出所谓平民时代的荒谬性：“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禁坛。”最终，这些新兴的“网络暴民”掌握第四空间的话语权，而更多的网民依然处于潜在的失语状态。
新兴技术貌似在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平民与开放的空间，这来自互联网技术搭建平台所造就的“广场效应”。在这个广场上，貌似人人皆可畅所欲言。而事实上，除了那些平民偶像，如前所言人人都想当作家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言论将淹没在数据的浩瀚烟海里。我们的生活变成生产无用数据的自说自话。
不管科技如何造就了一种失重的生活，数据革命依然会如期而至。我们需要正视数据垃圾，并学会夺回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