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市生长A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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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深圳市还叫做宝安县,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唯有眼看着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
  到了2019年,深圳GDP超过2.69万亿,将15个副省级城市放到全国所有城市中来看,深圳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两大直辖市,高居全国第三。平安金融中心、京基100、地王大厦、“三天一层楼”的国贸大厦……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象征着深圳速度与深圳创新,山和海则在远处淡化为墨蓝色的背景。
  2020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这一天,有无数媒体、平台将直播镜头对准了“深圳”,它们迫切地寻找一个最能代表“深圳气质”的场景,来讲述这座城市过去40年的成长经历。于是年轻又自信的主播们站到了粤海街道或是福田CBD前,他们身后是鳞次栉比的大厦高楼,和极具科技感的现代建筑群。
  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深圳确实是这样的——这里很新,这里的节奏够快,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高楼。有人形容,“在深圳,你根本意识不到有多少楼在盖,而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建完了。”从小渔村崛起为繁华大都市,深圳一路敢闯敢试,疾驶攀升,成就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经济奇迹。
  但楼宇大厦只是深圳的一个面向,如果我们走得再近一点,可能还会有更多发现。在深圳奋力生长的高楼脚下,有时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这里的天被居民戏称为“一线天”,楼被人们叫做“握手楼”,密集的街道房屋和店铺使手机导航无能为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每天早上从这里出发,再走到各自的岗位。它们没有出现在主播的镜头里,却是考察深圳城市生长的另一向度。
  1044个城中村是深圳的B面。只说其混乱是武断的,这里有一种来自草根的秩序——它是无数新深圳人落脚深圳的第一站,它不够精美,但不会遥不可及。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中村同样也在发生变化,它们都是深圳城市生长的真实印记。这一次,我们的记者在关注“高楼”的同时,也将目光投诸“草根”,我们观察到:深圳城中村的发展,从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综合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从视为“城市伤疤”,到更客观地看待其对于新来者的吸纳、包容作用,深圳正探索一条更具人性化的城市生长路径——西装或球鞋,都应在城市中寻求到更合宜的生长空间。
  2016年7月,知名科技媒体《连线》曾在深圳华强北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题为《深圳:硬件硅谷》的片子发布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全方位展示了深圳对创新创业助力的所有细节。影片引起不小反响,全球网友在评论区留下了自己对影片和深圳的看法,很多评论都惊异于深圳在科技和创业领域取得的成果,甚至称之为“未来城市”。
  一些核心指標的领先,让深圳“ 硬件硅谷”“创新之城”的名称来得颇有底气。2019年,深圳全市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等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连续16年全国城市排名第一,占全国总量的30.63%;甚至连“既非211也非985”的深圳大学,也稳定在了PCT申请教育机构榜前三,仅次于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力压麻省理工、南加州大学、哈佛大学。
  深圳同样也孕育了大批创新创业企业。当前,深圳拥有新经济领域独角兽企业超20家,其中估值最高的飞行器及飞行影像系统技术公司大疆科技,估值达到了 1518 亿元。此外,还有柔性屏解决方案服务商柔宇科技、人工智能全球性高科技企业优必选、华大智造、土巴兔、奥比中光、越海全球等各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观察或走访了华为、大疆、柔宇、越海全球、优必选在内的一系列独角兽企业以及多位硬件创业者,试图回答为何这些企业诞生和成长在深圳,以及深圳能为这些企业的创新提供什么帮助等一系列问题。但我们同样也听到了质疑的声音,比如,如何长久保持创新创业活力?深圳原本的优势条件是否正在逐渐丧失?当然,这是任何创新城市最终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深圳火热创新创业景象的B面。
  最终,我们看到,在深圳,较为完备的周边产业链,对人才的强大吸引能力,对速度和效率的执着,让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团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做尽可能的尝试。而这些年,深圳创业的确也经历了一个从寂静到喧哗火热,又重归平静的过程,到如今,各路创业者开始回归本质,各种孵化器、创客空间也在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他们都在为项目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努力,而这些都在微观层面推动着深圳这座城市继续生长。正如一位深圳创业者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提到的,“现在深圳这种状况,我觉得可以定义为虽然有创新的经验,也做出了初步的成果,但还需要形成一个生态,然后才能驱动更多科技企业出现,去跟别的湾区做进一步的竞争。”
  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显示了这座城市人口“五湖四海”的底色。从上世纪90年代起,深圳户籍人口占比一度低到20%,2000年左右甚至低到不超过20%。直至2002年以后,户籍人口占比才开始缓慢上升,2018年占比接近40%。
  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在盐田跑运输的货柜车司机,用影像记录深圳的摄影师周顺斌,深圳“打工文学”作家张伟明,为袁庚作传的记者涂俏,服务深圳女工及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创始人丁当,还有深圳的凉茶阿婆刘付英……
  他们年龄不同,来自不同地方,又落脚于深圳,可以说亲眼见证了40年来深圳发展的不同时期和沧桑巨变。但现实中,人们很少会从“见证者”或是“建设者”的高度来看待自己,他们不过也是为住房、工作、衣食而烦忧的普通人。
  听深圳人讲述自己的“往事”,我们时而听到他们略带沮丧的描述,“我带着冒险性质来深圳闯荡,做好了随时可以离开的准备。”深圳的车开得太快,有人在这里始终没能买得起自己的房,有人身边的朋友来了又走,这或许是每个深圳人都会遇到几次的生活B面,让人感到辛苦或犹疑。
  但在更长久的时间维度中,他们终于还是建立了新深圳人的身份认同。总有一些时刻,深圳人的身份再也毋庸置疑——比如将“最美深圳校服”的文章转到朋友圈的时候,比如终于还是将父母接到深圳过年的时候,比如习惯性地坐上那趟下班回家的地铁的时候。于是坚持留下来闯一闯的人,都会在柴米油盐中亲眼见证深圳40年的巨变沧桑。
  或许这才是深圳本来的样貌,有高楼大厦的昂扬,也有城中村的市井,有创新创业的激昂,也有创业路上的迷茫,有多元和包容,也有时而的孤独与疏离。但这座城市始终还在生长,以其独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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