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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经济发展的潜力与现实
1.我市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我市的经济增速为17.4%，高于全国经济增速7个百分点，属于“超高速”增长。进入“十二五”后，我市经济增速一路下行，由“超高速”进入“高速”。与全国经济增速相比，“十二五”期间，我市的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经济增速。“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我市经济增速为9%，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经济增速2.3个百分点。目前，我市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五大战略机遇叠加的“窗口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虽然我市的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经济增速，但高出的幅度在收窄，说明我市尚没有把发展机遇转变为发展现实，尚没有把经济发展潜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现实。
2.任重更需会作为。“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我市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元台阶。按照北京、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推理，2017年我市经济总量将突破2万亿元，但2016年我市经济总量为17885.39亿元，尚有2000多亿元的缺口。当前，我市应通过经济总量的跃升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我市未来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增长潜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现实，就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任务重，需要会作为。会作为就是要处理好破与立、稳与进、速度与质量等对立统一关系，自觉培养对经济运行的洞察力。遇到问题，多个角度思考，避免“盲人摸象”；处理问题，善于牵住“牛鼻子”，找准突破路径。
二、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1.经济结构升级的压力大是突出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市经济结构升级取得突破性进展。2011年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4∶52.5∶46.1；2012年为1.3∶51.7∶47；2013年为1.3∶50.6∶48.1；2014年为1.3∶49.4∶49.3；2015年为1.3∶46.7∶5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50%。“十二五”期间，我市第一产业占比由1.4%下降到1.3%，第二产业占比由52.5%下降到46.7%，第三产业占比由46.1%增长到52%。“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
从表象上看，我市与全国同步在2015年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50%，但实际上2013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就已经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为8.6∶39.8∶51.6。虽然2016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全国水平2.4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占比与第二产业占比之差为9.2个百分点，而全国第三产业占比与第二产业占比之差为11.8个百分点，仍低于全国水平。纵观“十二五”时期和2016年，我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上海相比，不论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还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增速，我市均低于上海的水平。与北京相比，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规模尚小。可见，我市的经济结构与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位置不匹配，所以，经济结构升级的压力大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2.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是薄弱环节。2011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5%，同年经济增速为16.4%。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同年经济增速为13.8%。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5%，同年经济增速为12.5%。2014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8%，同年经济增速为10%。2015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同年经济增速为9.3%。纵观“十二五”时期，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从全国看，“十二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虽然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但就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与经济增速相比较，我市低于全国的水平。当前，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薄弱环节。
三、今后五年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1.以壮大实力为主要方向。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总量，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壮大我市经济发展实力，对确保我市在2020年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至关重要。从现实情况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做大经济总量，不仅有利于我市消除库存和过剩产能，降低金融债务杠杆，控制金融风险，补齐科技、生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诸多短板，也有利于我市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搞好民生建设、兜住民生底线，还有利于我市减轻结构调整的陣痛。
2.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因此，壮大我市经济发展实力，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做到活学活用。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理念也必须更新。理念决定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决定成效大小。当下，我市要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环境中辨识出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遇，让新发展理念指导我市决策的精准和管理的精细，指导我市在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不断壮大经济发展实力，不断提升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竞争优势。
3.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我市要把创新作为壮大我市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驱动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向科技创新聚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战略要求，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进而实现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进而壮大我市经济发展实力，让创新打造并夯实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高梯度”的位置和基础。 4.以“稳”中求“进”为目标。“稳”是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是要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只有“稳”才能够为“进”创造条件，同时只有“进”才能够为“稳”提供保证；要以“稳”促“进”，以“进”获“稳”；“稳”是基础，“进”是结果。所以，单纯地追求“稳”和单纯地追求“进”，都不是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内容，“稳”中求“进”应有效地成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同时力量要向“进”侧重，以不断提升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优势为重要检验标准。
5.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路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速度调整，迫切要求经济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优化。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发展的主线，就是我市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路径。我市要从供给结构切入，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要扩大我市有效的服务供给，通过提高我市供给结构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我市经济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升级不仅会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求、进而增强我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还有利于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实现更高层次的增长。
6.以优化发展环境为抓手。首先发展环境决定我市的资本规模。我市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而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必然要求有充足的资本，只有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才能吸引其他要素的流入，完成要素的组合，进而不断扩大分工与协作的范围。优化发展环境，是实现我市持续发展的保证条件。其次，发展环境决定我市的技术条件。技术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因为一定的技术条件对于优化要素组合和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因此，能否优化我市的发展环境决定着我市能否具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决定着我市经济运行能否高质量和高效益。
7.以完善功能为要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我市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更具有多样性。从结构性方面看，2016年初步核算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但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也低于广东和江苏等兄弟省市，基本处在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而我市在城市功能上表现为生产功能强，而服务功能、文化功能、生活功能弱。从整体性方面看，由于城市的整体功能是由其内在结构决定的，我市各种功能尚未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整体，导致我市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并未发挥出与直辖市地位相匹配的作用，并未打造出与直辖市规模相适应的人口流、智力流、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能力。必须高质量实现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功能定位，功能是我市发展之本。
8.以“海河文化”为支撑。“海河文化”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逐渐形成，在继承黄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開放、先行、吸纳、重工、坚韧、创新等特质。当下，要不断丰富“海河文化”内涵、特别是创业、创新的内涵，进而支撑我市创业创新的动力建设。创业创新的动力一旦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将会形成一条主线把其他的文化内涵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具有时代感的文化整体。因此，丰富“海河文化”内涵、进一步强化“海河文化”内涵中创业、创新的特质，使“海河文化”形成一个具有时代感的文化整体，进而支撑我市以质为帅之“进”、以效益为目标之“进”、经济结构优化之“进”、增加居民收入之“进”、创新发展之“进”、协调发展之“进”、绿色发展之“进”、开放发展之“进”、共享发展之“进”，完善功能之“进”、防风险之“进”，以天津之“为”实现天津之“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朱 健
1.我市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我市的经济增速为17.4%，高于全国经济增速7个百分点，属于“超高速”增长。进入“十二五”后，我市经济增速一路下行，由“超高速”进入“高速”。与全国经济增速相比，“十二五”期间，我市的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经济增速。“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我市经济增速为9%，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经济增速2.3个百分点。目前，我市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五大战略机遇叠加的“窗口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虽然我市的经济增速高于全国经济增速，但高出的幅度在收窄，说明我市尚没有把发展机遇转变为发展现实，尚没有把经济发展潜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现实。
2.任重更需会作为。“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我市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元台阶。按照北京、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推理，2017年我市经济总量将突破2万亿元，但2016年我市经济总量为17885.39亿元，尚有2000多亿元的缺口。当前，我市应通过经济总量的跃升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我市未来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增长潜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现实，就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任务重，需要会作为。会作为就是要处理好破与立、稳与进、速度与质量等对立统一关系，自觉培养对经济运行的洞察力。遇到问题，多个角度思考，避免“盲人摸象”；处理问题，善于牵住“牛鼻子”，找准突破路径。
二、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1.经济结构升级的压力大是突出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市经济结构升级取得突破性进展。2011年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4∶52.5∶46.1；2012年为1.3∶51.7∶47；2013年为1.3∶50.6∶48.1；2014年为1.3∶49.4∶49.3；2015年为1.3∶46.7∶5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50%。“十二五”期间，我市第一产业占比由1.4%下降到1.3%，第二产业占比由52.5%下降到46.7%，第三产业占比由46.1%增长到52%。“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
从表象上看，我市与全国同步在2015年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50%，但实际上2013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就已经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为8.6∶39.8∶51.6。虽然2016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全国水平2.4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占比与第二产业占比之差为9.2个百分点，而全国第三产业占比与第二产业占比之差为11.8个百分点，仍低于全国水平。纵观“十二五”时期和2016年，我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上海相比，不论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还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增速，我市均低于上海的水平。与北京相比，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规模尚小。可见，我市的经济结构与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位置不匹配，所以，经济结构升级的压力大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2.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是薄弱环节。2011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5%，同年经济增速为16.4%。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同年经济增速为13.8%。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5%，同年经济增速为12.5%。2014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8%，同年经济增速为10%。2015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同年经济增速为9.3%。纵观“十二五”时期，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从全国看，“十二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虽然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但就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与经济增速相比较，我市低于全国的水平。当前，居民收入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薄弱环节。
三、今后五年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1.以壮大实力为主要方向。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总量，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壮大我市经济发展实力，对确保我市在2020年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至关重要。从现实情况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做大经济总量，不仅有利于我市消除库存和过剩产能，降低金融债务杠杆，控制金融风险，补齐科技、生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诸多短板，也有利于我市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搞好民生建设、兜住民生底线，还有利于我市减轻结构调整的陣痛。
2.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因此，壮大我市经济发展实力，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做到活学活用。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理念也必须更新。理念决定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决定成效大小。当下，我市要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环境中辨识出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机遇，让新发展理念指导我市决策的精准和管理的精细，指导我市在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不断壮大经济发展实力，不断提升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竞争优势。
3.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我市要把创新作为壮大我市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驱动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向科技创新聚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战略要求，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进而实现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进而壮大我市经济发展实力，让创新打造并夯实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高梯度”的位置和基础。 4.以“稳”中求“进”为目标。“稳”是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是要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只有“稳”才能够为“进”创造条件，同时只有“进”才能够为“稳”提供保证；要以“稳”促“进”，以“进”获“稳”；“稳”是基础，“进”是结果。所以，单纯地追求“稳”和单纯地追求“进”，都不是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内容，“稳”中求“进”应有效地成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同时力量要向“进”侧重，以不断提升我市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优势为重要检验标准。
5.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路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速度调整，迫切要求经济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优化。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发展的主线，就是我市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路径。我市要从供给结构切入，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要扩大我市有效的服务供给，通过提高我市供给结构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我市经济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升级不仅会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求、进而增强我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还有利于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实现更高层次的增长。
6.以优化发展环境为抓手。首先发展环境决定我市的资本规模。我市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而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必然要求有充足的资本，只有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才能吸引其他要素的流入，完成要素的组合，进而不断扩大分工与协作的范围。优化发展环境，是实现我市持续发展的保证条件。其次，发展环境决定我市的技术条件。技术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因为一定的技术条件对于优化要素组合和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因此，能否优化我市的发展环境决定着我市能否具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决定着我市经济运行能否高质量和高效益。
7.以完善功能为要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分工越来越细，客观上要求我市的城市功能更加完善，更具有多样性。从结构性方面看，2016年初步核算我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但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也低于广东和江苏等兄弟省市，基本处在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而我市在城市功能上表现为生产功能强，而服务功能、文化功能、生活功能弱。从整体性方面看，由于城市的整体功能是由其内在结构决定的，我市各种功能尚未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整体，导致我市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并未发挥出与直辖市地位相匹配的作用，并未打造出与直辖市规模相适应的人口流、智力流、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能力。必须高质量实现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功能定位，功能是我市发展之本。
8.以“海河文化”为支撑。“海河文化”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逐渐形成，在继承黄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開放、先行、吸纳、重工、坚韧、创新等特质。当下，要不断丰富“海河文化”内涵、特别是创业、创新的内涵，进而支撑我市创业创新的动力建设。创业创新的动力一旦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将会形成一条主线把其他的文化内涵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具有时代感的文化整体。因此，丰富“海河文化”内涵、进一步强化“海河文化”内涵中创业、创新的特质，使“海河文化”形成一个具有时代感的文化整体，进而支撑我市以质为帅之“进”、以效益为目标之“进”、经济结构优化之“进”、增加居民收入之“进”、创新发展之“进”、协调发展之“进”、绿色发展之“进”、开放发展之“进”、共享发展之“进”，完善功能之“进”、防风险之“进”，以天津之“为”实现天津之“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