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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对富人增税。但加重亿万富翁税负并不足以解决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
就像喜剧团体蒙提•派森塑造的那个总想打击犯罪的“主教”那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姗姗来迟，加入到国会关于债务危机的争论中。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炮轰美国政府的文章，大意是像他自己这样的亿万富翁正在受到美国政客的“娇惯”。文章发表之前，共和党已经把增税推迟到下一次大选之后。
巴菲特认为应该提高“超级富豪”的税负，这既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也是出于削减公共债务的考虑。他去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不到700万美元，大约是他收入的17%。但他的后台员工要缴纳36%的所得税。这是一个越来越广泛的问题。1992年，美国挣钱最多的400名富豪总收入为169亿美元，缴纳了29.2%的所得税。如今，他们的收入为909亿美元，缴21.5%的所得税。
富人的税负更低是因为资本利得和附带权益的税率较低。如巴菲特所说，“那些以钱生钱的人”获得的待遇优于那些“靠工作挣钱的人”。巴菲特这样说，实际上是赞同了在佛罗伦萨银行业（以及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世界普遍认同的宗教金钱观念，这种金钱观在当代又得到了伊斯兰教金融从业者的重新解读。人是有生命的，而金钱没有，因此看重金钱而不看重人是错误的，因为这样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这是一个有力、甚至赏心悦目的论点，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不能仅仅因为某一观点符合古老的道德观念，就认为它能成为可行的资本主义财政政策。实际上，经济学的骄傲就在于它把这种道德观念抛在一边。一边站在基督教的立场，认为向“不会开花结果”的金钱支付利息是罪恶的，一边站在凯恩斯主义的立场，认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节省开支是无效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前后不一。
对效率和公平的要求向来是矛盾的，但两者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同步了。在是否维持工党提出的对与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人群征税50%的问题上，英国联合政府产生了分歧。不论是支持保守党（主张取消这一高税率），还是支持自由民主党（主张保留高税率，或者用别的政策代替），这一政策带来的税收都少得令人吃惊：每年只有大约30亿英镑。
巴菲特的建议还有一点不足。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对富人增税。但加重亿万富翁税负并不足以解决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怒气来自中上层中产阶级，他们感到银行家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从他们身上不劳而获。更确切地说，这是怀疑自己被掠夺了的中产阶级的一场罢税，采纳巴菲特的建议实际上可能恶化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对那400名超级富豪以35%的最高所得税率征税，将会增加120亿美元的税收。如果以50%的税率征税，能够增加260亿美元税收——但从英国维持这一高税率的难度来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财政赤字以万亿美元计的时代，对超级富豪课以重税，只能解决财政平衡八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的问题。对年收入达到50万美元或者100万美元的人增税，能够起到一点作用。但余下的负担就都落在那些怒火日益高涨的上层中产阶级身上了。
对富人的征税金额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巴菲特本人已经敦促富人捐出一半财富用于慈善。这使得社会不公平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难堪，但它恶化了富豪的政治影响力问题。
文斯•凯布尔(Vince?Cable)和其他一些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建议，用豪宅税来代替或补充50%的所得税率，这表明事态发展已超出了巴菲特所料。这一建议带有20世纪中期的色彩。它标志着，公众的眼光不再只盯着富人的收入，还盯着他们的财产。
就像喜剧团体蒙提•派森塑造的那个总想打击犯罪的“主教”那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姗姗来迟，加入到国会关于债务危机的争论中。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炮轰美国政府的文章，大意是像他自己这样的亿万富翁正在受到美国政客的“娇惯”。文章发表之前，共和党已经把增税推迟到下一次大选之后。
巴菲特认为应该提高“超级富豪”的税负，这既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也是出于削减公共债务的考虑。他去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不到700万美元，大约是他收入的17%。但他的后台员工要缴纳36%的所得税。这是一个越来越广泛的问题。1992年，美国挣钱最多的400名富豪总收入为169亿美元，缴纳了29.2%的所得税。如今，他们的收入为909亿美元，缴21.5%的所得税。
富人的税负更低是因为资本利得和附带权益的税率较低。如巴菲特所说，“那些以钱生钱的人”获得的待遇优于那些“靠工作挣钱的人”。巴菲特这样说，实际上是赞同了在佛罗伦萨银行业（以及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世界普遍认同的宗教金钱观念，这种金钱观在当代又得到了伊斯兰教金融从业者的重新解读。人是有生命的，而金钱没有，因此看重金钱而不看重人是错误的，因为这样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这是一个有力、甚至赏心悦目的论点，但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不能仅仅因为某一观点符合古老的道德观念，就认为它能成为可行的资本主义财政政策。实际上，经济学的骄傲就在于它把这种道德观念抛在一边。一边站在基督教的立场，认为向“不会开花结果”的金钱支付利息是罪恶的，一边站在凯恩斯主义的立场，认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节省开支是无效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前后不一。
对效率和公平的要求向来是矛盾的，但两者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同步了。在是否维持工党提出的对与年收入15万英镑以上人群征税50%的问题上，英国联合政府产生了分歧。不论是支持保守党（主张取消这一高税率），还是支持自由民主党（主张保留高税率，或者用别的政策代替），这一政策带来的税收都少得令人吃惊：每年只有大约30亿英镑。
巴菲特的建议还有一点不足。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对富人增税。但加重亿万富翁税负并不足以解决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怒气来自中上层中产阶级，他们感到银行家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从他们身上不劳而获。更确切地说，这是怀疑自己被掠夺了的中产阶级的一场罢税，采纳巴菲特的建议实际上可能恶化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对那400名超级富豪以35%的最高所得税率征税，将会增加120亿美元的税收。如果以50%的税率征税，能够增加260亿美元税收——但从英国维持这一高税率的难度来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财政赤字以万亿美元计的时代，对超级富豪课以重税，只能解决财政平衡八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的问题。对年收入达到50万美元或者100万美元的人增税，能够起到一点作用。但余下的负担就都落在那些怒火日益高涨的上层中产阶级身上了。
对富人的征税金额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巴菲特本人已经敦促富人捐出一半财富用于慈善。这使得社会不公平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难堪，但它恶化了富豪的政治影响力问题。
文斯•凯布尔(Vince?Cable)和其他一些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建议，用豪宅税来代替或补充50%的所得税率，这表明事态发展已超出了巴菲特所料。这一建议带有20世纪中期的色彩。它标志着，公众的眼光不再只盯着富人的收入，还盯着他们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