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沿革与私家收藏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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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系对诸如谱牒、族系录、族志、宗簿、宗系谱、家乘、家牒、家史、家志、世录、世谱、世牒、世传、世系录、世家谱、支谱、枝分谱、帝系、玉牒、辨宗录、系谱、图谱、谱略、血脉谱、源派谱、大同谱、大成谱、氏族要状、房从谱、维城录、谱录、祖谱、联宗谱、渊源录、源流考、传芳集、清芬志、先德传、房谱、会谱、统谱、通谱、统宗谱、宗世谱、总谱等的泛称。
  
  一
  
  家谱是宗法社会中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是家族的档案资料、百科全书,也是我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人文价值。1999年版《辞海》“家谱”条目解释为“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前人对家谱的理解是“家之有谱,所以辨氏族、详世系、别支派、系服属推亲以及疏沿流以溯源,使人人有承先收族之思,故曰‘宗谱’也”(汪定风:《新安柯氏宗谱序》),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古今士大夫必详其谱系者,所以辨昭穆、别亲疏,俾其后裔起尊祖敬宗之念,敦孝友雍睦之行,繇是善积之多而庆流之远也”(王禧:《常州董墅王氏宗谱序》);“谱也者,所以溯水木之本源,别亲疏之真伪,表扬功德、垂训后昆,尽孝弟而敦伦常也”(王维坤:《泾县郭峰王氏世谱序》)。
  家谱的内容包括序文、凡例、世系世表、源流、宗派字辈、荣恩、像赞、别传、墓志、墓图、族产、祠堂、祠规、家法族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传记、艺文著述、契约文书、书院义塾、领谱字号、修谱名目、捐助、谱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图表,即记载始祖、始迁祖以来的本家族历代先祖名录,这是确认是否是家谱的重要标志。前人曾把家谱的体例划分为七个主要类别,依次为:
  一、 谱系
  原生身以肇本始,繇封国以并姓氏。
  溯源流以承发派,提始迁以明大宗。
  会统序以束总要,立图系以辨本支。
  分各支以别藩衍,载迁徙以防散失。
  二、 援据
  先之以皇王之纪载,次之以圣贤之经传。
  次之以诸子之辩论,次之以史纲之事迹。
  次之以郡志之采摘,次之以野史之补遗。
  三、 人物
  忠孝尽为人之道,节义明夫妇之论。
  儒硕继道脉之正,乡贤表风教之体。
  科第彰发身之楷,武功奋勋绩之最。
  词苑焕人文之贲,隐逸蹈潜德之光。
  术艺见旁通之能,仙释徵超世之迹。
  四、 实徵
  诰敕膺宠命之光,状牒发委任之繇。
  传赞暨平生之节,碑文记功绩之大。
  祝颂见德寿之高,别号标志趋之雅。
  状志定履历之素,祭挽尽死生之情。
  五、 著作
  著述发经传之旨趋,奏疏见忠尽之恳诚。
  议论取闻见之折中,序记纪建白之翔实。
  诗赋著心声之博雅,简书遍纳交之情谊。
  六、 礼俗
  宗制准国法为义,祠祀繇礼义定制。
  尊卑以昭穆为序,收族主亲厚立本。
  礼节按时序举行,祭仪适丰俭立则。
  风教务身先作倡,敦俗慎偷薄下趋。
  七、 事产
  畿省州县定居方疆域之殊,
  祠宗书院作承先启后之法。
  牌匾坊额赐第宅旌封之恩,
  坟墓祀田显先德世守之业。
  姓氏名地示奕叶流泽之长,
  里社乡塾端重本养蒙之实。
  


  这样的分类多见之于安徽地区家谱,在清末、民国的泾县《郭峰王氏世谱》、贵池《礼和曹氏宗谱》等均有相同版本刊载。又如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同治八年刻本,十二卷首一卷)“序例”云:“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列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墓谱次之;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录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说法有别,实际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
  中国家谱由来久远,溯其端绪,几乎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同时。在传世的甲骨文中,还保留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家谱实物,如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序号为209的甲骨;商周有一些带有原始家谱性质的青铜彝器,如现藏于辽宁博物馆三件同时出土于易州的“商三句兵”;汉代也留下些带有家谱性质的石碑,如“三老碑”;敦煌遗书中还保留了一些唐代家谱残页。数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宋代是中国家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赵宋凭才学取士,不矜门胄,家谱的功能从以往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编纂方式也由过去主要由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著名学者欧阳修、苏洵分修《欧阳氏谱图》、《苏氏族谱》,总结前人修谱例则,另创谱法,或直书,或横缀,世称欧、苏体,最为后人推崇,从而奠定了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格局。
  
  二
  
  明清两朝,在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下,私家修谱蔚然成风。这个时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浙、皖、湘、赣、鄂、粤、闽、川等地区,几乎姓姓修谱,族族有谱,而且一修再修,连绵不断,迄民国,有些家谱已续修过二十余次。整个中国,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民百姓,从乡村到城市,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从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到目不识丁的山野村夫,无论老幼都对家谱怀有崇敬心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家谱的影响。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全民性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文化行为,是宣示血统荣耀的一种本能追求。很多家谱仿照正史、方志的纂修方式,体例日趋完备,内容更加丰满。
  


  伴随着大规模修谱活动的持续展开,社会上出现了带商业性质的、以替人修谱获取钱财的“谱师”、“谱匠” 专业群体。一些小户人家受财力的限制,往往聘请粗识文字的乡村塾师捉刀,家谱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内中不乏冒宗乱祖、妄加攀附以粉饰门阀者,在这种情况下,本以传信之谱,反成传疑之源,故而为严肃学者所不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修家谱本身没有史料价值,也不会降低家谱作为传统历史文献的重要地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往往将家谱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和理解,充分利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成果来鉴别家谱中的记载,扬长避短,去伪存真。顾炎武、钱大昕、王夫之、纪昀、章学诚、魏禧、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罗香林等学者在治学中,常参考使用家谱中的资料,以补正史之不足。如周星诒在《黄氏续录》(康熙四十二年刻本,五卷首一卷,黄炳辑)中跋云:“丁卯岁,内兄李仲牧为予购书福州,有带卖人以零星小书数十种写账求售,寄邵武,属定去取。账外皆庸劣俗本,以此书定名尚古,姑圈出,属代购之,初不知为何书也。及捆载以来,价仅百许文,审为主一先生所辑,体例谨雅,早为江夏一家故,而有关浙东文献,因跋而藏之。今年有文孝年谱之辑,检出以备,则足备采录者凡数十事。”(《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陈先行等整理)
  


  张炜先生在专著《尘封的珍书异刊》中有一篇《〈北岭徐氏宗谱〉中的世博会文献》,通过对《北岭徐氏宗谱》(光绪十年刊本,八册)中记载的徐荣村咸丰元年(1851年)在伦敦世博会以自己的“荣记湖丝”参展并一举荣获金银大奖的史实,把中国与世博会的渊源一下子前推了16年。他说:“《北岭徐氏宗谱》为后人保留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关于中国参加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并获奖的第一手文献,更是弥足珍贵,这套家谱也因此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近代谱牒中的珍藏品。”家谱对正史之补正,于此可见一斑。
  
  三
  
  中国家谱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以后恐怕也不可能会有,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从目前已知的1949年前编印的中国家谱原件来统计,主要收藏在大陆,最多的是上海,约17000种;其次为北京,约8000余种;浙江、河北、吉林、安徽、湖南、广东等省收藏均超过千种,四川、广西、湖北、河南、江苏、山西、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天津等省市收藏也在百种以上。台湾、香港收藏1949年前编印的家谱也有数百种。国外收藏中国家谱较多的主要是日本与美国,日本约1700种(其中东洋文库800余种,日本国会图书馆400余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00余种),美国约2000种(其中哥伦比亚大学1000余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500余种,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200余种)。以上大都是公藏家谱。此外还有大量散落、保藏在民间的家谱。浙江大学孙达人教授在《论族谱与传统史学》中认为:“我相信一旦查清了公私收藏,中国现存族谱的数量肯定将大大超过正史和地方志的总和。也许还可以与整个传统文献的总量等比多少。”据江西研究家谱的学者估计,仅江西一省民间家族收藏的家谱就超过40000种;浙江嵊州市图书馆裘友人在《浅谈家谱的收集、开发与利用》中也说:“据估计,嵊州市在民国时期至少有200多个族姓,藏有数万册家谱。”这些估计有待商榷,但也可见民间私藏的家谱数量极为可观。
  这一部分民间私藏的家谱就是收藏的来源与基础!
  收藏总是物以稀为贵,家谱尽管存世量不少,但单个品种通常刻印很少,甚至只有孤本,没有哪一门类的印刷品能拥有如家谱这般“种类多、单一稀”的特征,既有大众化的基础,又有精而善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家谱的收藏前途大可乐观。
  在早期,家谱收藏虽没有正式纳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之内,没有出现以家谱为特色的收藏家,这主要与家族对家谱的严格管理、秘不示人及对家谱是“民间无用之族谱”、“毋庸采取” (清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旨意)、“一家之言”的认识有关,但也并非没有藏家涉及。清初的黄虞稷(1629~1691年),在他的《千顷堂书目·谱系》中就收录了70部家谱。其他一些私家藏书书目如钱曾《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也是园书目》,徐学乾《传是楼书目》,王远闻《孝慈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金檀《文瑞堂书目》,汪宪《振绮堂书目》,叶德辉《观古堂书目》等也都专门设有“谱牒”、“谱系”等类目,记载了各自收藏的数量不等的家谱。上海图书馆藏本康熙四十二年刻本《黄氏续录》、[清]潘志万手抄本《秀水朱氏家乘》、[清]钦其宝辑稿本《钦氏遗谱》中就有周星诒、莫棠、顾济乾、蒋澍学、吴大等学者题跋,显然也是曾经他们收藏过的。
  民国时期,毕竟不再是封建社会,宗法思想受到了动摇,社会上出现了流散出来的家谱,如古籍一样沦为商品。民国16年铅印本《关中清麓丛书目录》就刊载了几部待售的家谱,明码标价,以官堆纸、粉连纸、毛边纸来决定价格。北京图书馆受馆长梁启超先生“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新资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看法的影响,于1928年致函社会各界征集家谱;而美国与日本也开始趁我国社会动荡之际大量掠夺家谱。郑振铎(1898~1958年)先生《劫中得书续记·序》记载:“美国哈佛及国会诸图书馆,对于‘家谱’、‘方志’尤为着意收购,所得已不在少数,尽有孤本秘籍入藏于其库中。”有鉴于此,先生“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然为力所限,每有见之而不能救者”。查郑振铎先生《西谛书目》,收录有家谱22种。郑振铎先生是大学者、大藏书家,讲究藏书的版本及资料性,他所收藏的家谱,有些是很普通的清末、民国的本子,甚至还是残本,能成他的插架之物,一是为不使民族精粹流失异邦,另外也显然是家谱里面的资料得到了他的青睐。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1900~1978年),是客家研究的开拓者,平生十分重视对家谱的研究,极勤于谱牒书籍之搜求,每有所闻,必想方设法,或洽借录副,或斥资购取。他从1930年开始着手征集客家谱乘,并在广东各地报章上刊登《征集客家史料启示》,1932年5月之前,他就完成了《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的搜集,这些研究成果后来都收录在《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里。他的弟子何广教授曾为之整理其所藏谱牒资料,得族谱87种、家谱28种,另与谱牒有关之资料30种,谱牒研究论著21种,宗亲会同乡会刊物40种,共206种,251册。(见《家谱与中国文化》中何广撰《罗香林教授及其所藏谱牒目录》)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1899~1967年),最大爱好也是研究家谱,曾特在新居开辟一室,沉醉于搜集的家谱中。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看他姓家谱,而不修自家家谱,潘先生笑而不答。为此,有人送联云: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这副对联,对于家谱收藏者来说,实在是很好的写照。窃以为,这一联或出自潘先生自己的手笔,要么也出自谱牒研究者。没有那份心得,是难于写出如此传神的心态来的!
  自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家族的宗族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海外华人对寻根的迫切意识以及全社会对家谱文化的日益重视,曾一度荒芜、无人问津的谱牒研究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出版,《中国家谱总目》的立项,层次各异的谱牒协会、研究中心的相继兴起,全球各地寻根网站迭现,均体现了家谱这一文化载体渐从民间走向社会,为公众服务,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和潘光旦、罗香林等人的研究、收藏环境相比,现在的条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说民间收藏品市场上常有家谱交易、一些家族放弃禁止家谱外传的族规主动将家谱送到图书馆保存,就是一些有很大影响力的拍卖公司也堂而皇之地把家谱搬上了拍场,并得到了收藏家及公藏单位的一再追捧。1998年5月中国书店春拍,一部清乾隆开化纸刊本、六卷四册的《宛平查氏支谱》,从3500元的起拍价竞价至10120元的高位; 1998年6月上海博古斋春拍,民国14年崇孝堂铅印本《上海曹氏族谱》四卷四册,也从2000元拍到了5200元;1999年6月朵云轩春拍,民国时期木活字本一箱6册《程氏家谱》拍到了1540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认为:家谱收藏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
  
  四
  
  谱牒学是一门大学问,大学科,它的内涵、变迁、学术价值决不是我所能讲清楚、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只是通俗地从收藏、鉴赏等角度来加以阐述。
  旧家谱(指1949年以前)虽属于古籍范畴,但又不尽同于古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媒体一般不会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刊本感兴趣,而家谱则不同,只要一进入记者的眼球,就洋洋大观,做出大文章,包括一些搞文史的所谓专家,也能指指点点,说确实是古本,不是赝品,文物价值、资料价值非常高,等等。这类例子很多,只要有兴趣,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会看到类似的数百上千条报道。这至少说明目前对于宗族、家谱之类不加分析一概斥之为封建残余之极“左”思潮虽已渐行渐远,但因对家谱不熟悉、不了解,以至于人为地给它蒙上神秘面纱、动辄冠以“首次发现”、“解开某人身世谜团”等溢美之词的现象仍旧存在,似乎成了当今宣传的主流,窃以为这对家谱收藏及研究仍是不利的。
  再比如,古籍收藏以版本为主,资料为辅,而家谱收藏则以资料为主,版本为辅(上海图书馆陈建华先生在《宋以来私修家谱的功能与纂修体例》中说:“中国传统史学在封建社会里具有强烈的‘资治’与‘致用’的特征,家谱当然也不能脱其窠臼,甚至可以认为,在中国以往的史著中还没有其他著作比家谱更直截了当地强调‘致用’性。”“致用”,则非资料莫为);古籍多刻本,活字本少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清末以前古籍56787种,活字本仅340种),家谱多活字本,刻本反倒稀见(以《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为例,著录木活字本3683种,刻本仅127种)。如果有心把古籍与家谱作个比较,还真能做一番文章出来。所以,家谱收藏既能部分仿效于古籍收藏,但却又不能完全照搬。家谱收藏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王鹤鸣先生在《从家谱看炎黄子孙的寻根情结》一文中认为家谱具有文物价值、资料价值、教化功能、寻根价值等。这个观点具有时代性,把前人的理解提升到了新的层次。而我们现在的家谱收藏,主要还是体现在资料价值、文物价值上,传统的寻根价值及教化功能反而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家谱的收藏、鉴赏,以我的理解,可分为很多种系列,我在拙稿《血统的荣耀—家谱藏谈》中把这些系列分为单一姓氏家谱、稀姓家谱、合姓家谱、复姓家谱、地域性家谱、彩绘家谱、红印家谱、红纸印家谱、钞本家谱、建国初期家谱、清乾隆朝以前活字本家谱、名人家谱、少数民族家谱、玉牒、边缘谱牒、附属品、新修家谱、自由组合系列家谱等18项。当然,这是不可能包涵全部的,所以在最后还设有“自由组合系列家谱”这一项,目的是想说明,凭藏品的本质和丰富的想象,还可以衍生出很多系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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