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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得种树术，得以疗国贫。
——胡先
为什么要种树？
“为什么要种树？”这听起来简直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谁不知道种树好，该种树。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在种树了。今天人们可以说出诸如绿化祖国、改善环境、美化生活、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为人类提供生物资源等许多“种树”的好处。但细想想，其实人们通常说的都是树木和森林本身的价值。要知道，地球上的树原本不是人种出来的，相反，要是没有人类的出现，地球上的树会更多，长得也更好。实际上，“种树”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度消耗和无谓扼杀树木行为的一种补偿，而这种补偿往往多数出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达需要。因此“种树”又是一种完全受人思想和认识水平制约的行为。
种什么树谁说了算？
人们往往认为，不论我们出于何种目的，种树都是好事。其实不然，由于我们人类的“私心”和“无知”，种树引起的悲剧和灾难时有发生。远的不说，我们身边所见、所闻的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胡话”。
前几年，我在辽东半岛的一个滨海开发区目睹了上百棵树木群体死亡的惨烈景象。这是一座离海滩只有几百米的新建城市广场，广场上树着高高的水泥塑像，周围种植了上百棵云杉等原本生长在较高海拔山地上的裸子植物“幼树”。如果它们都能健康地活下来，数年后，这里将是一座气度非凡的“绿荫广场”，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枯死，剩下的也形容憔悴，没有了生气。让我感到不理解的并不是树木群体死亡的现实，而是指导种树的人竟然连“适地适树”这个植树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当我带着几分气询问当地林业部门的有关人员，为什么要种云杉时，得到的是比我气更粗的回答：“问领导去！”
北京西山的鹫峰到阳台山顶，是我以往常去“练腿”和看植物的“乐土”。后来由于移情别恋，有几年没走鹫峰后面的山路了。2007年4月下旬，当我再走这条老路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本在海拔700多米的半阴坡上生长的迎红杜鹃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致密的火炬树。众所周知，迎红杜鹃是北京山区原生的两种杜鹃花属植物之一，春季先叶开花，花红似火，景色十分壮美。火炬树是原产于北美洲的漆树科小乔木，由于秋季叶片脱落前叶色十分红艳，而且生长初期长势强健，繁殖能力极强。因此种火炬树既符合在北京大力发展红叶树种的精神，又可在北京的低山区强力生长，不仅在公路旁大种特种，而且被列为北京绿化荒山的几种特选树种之一。如果从保护和恢复原有自然植被的原则出发，外来树种根本不应该被引入有自然植被覆盖或自然植被被严重破坏后正在重建的山地，但现在火炬树却喧宾夺主地成了北京山区的“绿化”主力军。出现这种为“绿化山区”而人为造成 “外来物种入侵”，严重干扰和破坏山区天然植被恢复的现象，又该向谁去问责？
以上两个例子，虽然只是当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伟大运动中两个不和谐的音符，但类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由此我不禁想问：“种什么树谁说了算？”
为什么“适地适树”这么难？
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我第一次参加植树活动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3月中的一天，学校的操场上堆了很多已有两三米高的小树。老师为我们演示了一遍挖坑、浇水、放树苗、填土、再浇水的种树过程后，每人都去领了一棵树，扛回家去种。幸好我家有一个不小的院子，于是找了块空地，按老师教的方法，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种树”任务。但让我许多年都闹不明白的是，这棵不知名的小树虽然活了，却总也长不大，离它不远处一棵比它晚种了10年的泡桐树，已长到10米高了，它仍然只有3米高，像一个得了“呆小症”的“老小孩”。以后我又参加了许多次植树活动，但多数都像“处女作”那样，种的是“未知数（树）”：一不知是什么树种；二不知它们适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长发育；三不知它们将来的前途和影响。虽然我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可以推测，这种“种未知数（树）”的植树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是种树的指导者和参加者不懂或忽视了“适地适树”这项种树的基本原则。
说到“适地适树”，我不由得想到了达尔文和他的“自然选择”学说。今年适逢这位19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诞生200周年和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虽然近些年来人们对达尔文和他的理论已经逐渐淡漠了，但作为“适地适树”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我们还是应该牢记在心。
“适地适树”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包含了物种与其制约因素——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生态学关系。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树，我没有见到过具体数字，不敢断言，但关于中国树种的数量，却有大概的估计。据《中国树木志》记载：“我国树种资源极其丰富，在已发现的30000种种子植物中木本植物约有8000余种，其中乔木树种约2000余种，灌木树种约6000余种……”，树种的丰富，正说明我国地域的广阔和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因此掌握好“适地适树”原则尤其重要。
记得已故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院士，曾将自己比喻为“读天书的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鼻祖级人物胡先教授，在其即将赴国外留学时曾发出：“乞得种树术，得以疗国贫”的誓言。这些大科学家面对自己所研究的大自然，如此虔诚，实在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人定胜天”、“移山填海”的“雄心大志”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指挥着人们去“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因此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时，提倡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的“适地适树”原则很难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发生在北京公路边的一种“绿篱住绿帐篷”的怪现象，就是违背“适地适树”原则的典型事例。
众所周知，北京位于温带地区，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且多劲风，原生的“乡土树种”除油松、侧柏等少数常绿针叶树外，绝大多数都是冬季落叶的阔叶树种。本来阔叶树种在不适宜生长的冬季落叶，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反应，这样既可以防止冻害、减少水分散失，通过休眠休养生息，又可避免宽大的树叶上积存冰雪和阻挡强风而造成枝干折断，十分符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如果从人性出发，在温带城市中种植落叶阔叶树，既满足了人们在冬季对阳光的需求，又通过树木季相的景观变化，丰富了人们的视觉享受，何乐而不为。但不知何时起，北京的城市绿化标准中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四季常绿”标准。在此思想指导下，大力引进非本地分布的常绿树种和冷季型草坪成了园林绿化部门的重要任务。劳民伤财、污染视觉的“绿篱住绿帐篷”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和前面所说的“种未知数（树）”的植树现象相比，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对“适地适树”的原则更是一种公开的蔑视。
不种树也能“绿化祖国”吗？
既然如前面所说，“地球上的树原本不是人种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非要以“种树”这样一种方式绿化祖国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并不是反对植树造林。如果我们放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等传统观念，认真地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一下我们以往的植树造林活动，就会发现，我们往往混淆了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重人工林的建设，忽视天然林的恢复，甚至错误地不断以毁天然林造人工林的方式“绿化祖国”。结果是搞了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只有百分之十几，处于世界的下游水平，而且自然环境仍在不断恶化。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周围的百花山和海坨山等地，都看到过类似的天然林劫难：原本正处于植被自然演替初期阶段的茂密、幽深的白桦林和山杨与多种桦树的混交林，被整山、整山地砍伐掉了，连林下的灌木也不放过，就像给人剃光头似的，景象惨不忍睹。一问才知道，这是在进行“山林改造”。为营造人工用材林而清整山地，替代这些不成材的阔叶树的将是生长较快、材质较好的华北落叶松。当然，如果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在木材紧缺的前提下，营造用材林似乎无可非议，可能有多少公里长的铁轨和电线在翘首以待这批人工林提供的枕木和电线杆呢！但这样的“植树造林”，不但增加不了森林的覆盖率，反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刚刚开始重建的自然生态系统被人工生态系统取代，所殃及的不仅仅是被砍伐的树木本身，与这些树木息息相关的草本植物、苔藓、地衣、鸟类、兽类、昆虫、蜘蛛、两栖和爬行动物、真菌、细菌……都会被重新“洗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无法估量。得与失应该不难判断。
说到这儿，刚巧电视台播出了一条相关消息，令我更感到“理直气壮”。近来英国苏格兰高地上的一片历史较为悠久的天然林，引起了一些营林者的关注，一些人企图将它们砍掉，营造更有经济价值的人工林。但生物和环境专家们立即站出来反对，他们纷纷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论证保留这片天然林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一位科学家言简意赅的话，让我很受感动，他说：“帮助大自然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献给未来的礼物之一。”
近些年来，每当“山友”问我，北京周围哪一座山的植被最好时，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雾灵山！”为什么呢？因为这座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境内的燕山主峰，早在清朝初年就被划为清东陵的“后龙禁地”，得到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封山保护，不要说砍树，就连进山采药也要被杀头。虽然雾灵山在元代时就已被伐木者砍成了“童山”，但在无人类破坏、干扰的前提下，经过利于温带森林生长的气候条件抚育，天然植被得到了逐渐恢复。到清朝灭亡时，雾灵山已变成森林茂密幽深，处处鸟语花香，沟沟溪流不断的绿色宝库。虽然近百年来它又遭到伐木、战火、采药、营林和旅游等人为的破坏和干扰，但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份自然遗产还没有被荡尽，作为封山育林，天然林自然恢复的样板，仍有较高的示范价值。
除了雾灵山外，北京境内也有一些天然林恢复的典型，如延庆县西大庄科村的“弃耕还林”和门头沟区东山村的“封山育林”，虽然历史不长，但都已初见成效。当我走在西大庄科村旁茂密的核桃楸林中或走在通往东山村的山路上时，不仅对“绿化祖国”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对我国天然林的恢复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胡先
为什么要种树？
“为什么要种树？”这听起来简直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谁不知道种树好，该种树。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在种树了。今天人们可以说出诸如绿化祖国、改善环境、美化生活、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为人类提供生物资源等许多“种树”的好处。但细想想，其实人们通常说的都是树木和森林本身的价值。要知道，地球上的树原本不是人种出来的，相反，要是没有人类的出现，地球上的树会更多，长得也更好。实际上，“种树”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度消耗和无谓扼杀树木行为的一种补偿，而这种补偿往往多数出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达需要。因此“种树”又是一种完全受人思想和认识水平制约的行为。
种什么树谁说了算？
人们往往认为，不论我们出于何种目的，种树都是好事。其实不然，由于我们人类的“私心”和“无知”，种树引起的悲剧和灾难时有发生。远的不说，我们身边所见、所闻的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胡话”。
前几年，我在辽东半岛的一个滨海开发区目睹了上百棵树木群体死亡的惨烈景象。这是一座离海滩只有几百米的新建城市广场，广场上树着高高的水泥塑像，周围种植了上百棵云杉等原本生长在较高海拔山地上的裸子植物“幼树”。如果它们都能健康地活下来，数年后，这里将是一座气度非凡的“绿荫广场”，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枯死，剩下的也形容憔悴，没有了生气。让我感到不理解的并不是树木群体死亡的现实，而是指导种树的人竟然连“适地适树”这个植树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当我带着几分气询问当地林业部门的有关人员，为什么要种云杉时，得到的是比我气更粗的回答：“问领导去！”
北京西山的鹫峰到阳台山顶，是我以往常去“练腿”和看植物的“乐土”。后来由于移情别恋，有几年没走鹫峰后面的山路了。2007年4月下旬，当我再走这条老路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本在海拔700多米的半阴坡上生长的迎红杜鹃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致密的火炬树。众所周知，迎红杜鹃是北京山区原生的两种杜鹃花属植物之一，春季先叶开花，花红似火，景色十分壮美。火炬树是原产于北美洲的漆树科小乔木，由于秋季叶片脱落前叶色十分红艳，而且生长初期长势强健，繁殖能力极强。因此种火炬树既符合在北京大力发展红叶树种的精神，又可在北京的低山区强力生长，不仅在公路旁大种特种，而且被列为北京绿化荒山的几种特选树种之一。如果从保护和恢复原有自然植被的原则出发，外来树种根本不应该被引入有自然植被覆盖或自然植被被严重破坏后正在重建的山地，但现在火炬树却喧宾夺主地成了北京山区的“绿化”主力军。出现这种为“绿化山区”而人为造成 “外来物种入侵”，严重干扰和破坏山区天然植被恢复的现象，又该向谁去问责？
以上两个例子，虽然只是当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伟大运动中两个不和谐的音符，但类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由此我不禁想问：“种什么树谁说了算？”
为什么“适地适树”这么难？
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我第一次参加植树活动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3月中的一天，学校的操场上堆了很多已有两三米高的小树。老师为我们演示了一遍挖坑、浇水、放树苗、填土、再浇水的种树过程后，每人都去领了一棵树，扛回家去种。幸好我家有一个不小的院子，于是找了块空地，按老师教的方法，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种树”任务。但让我许多年都闹不明白的是，这棵不知名的小树虽然活了，却总也长不大，离它不远处一棵比它晚种了10年的泡桐树，已长到10米高了，它仍然只有3米高，像一个得了“呆小症”的“老小孩”。以后我又参加了许多次植树活动，但多数都像“处女作”那样，种的是“未知数（树）”：一不知是什么树种；二不知它们适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长发育；三不知它们将来的前途和影响。虽然我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可以推测，这种“种未知数（树）”的植树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是种树的指导者和参加者不懂或忽视了“适地适树”这项种树的基本原则。
说到“适地适树”，我不由得想到了达尔文和他的“自然选择”学说。今年适逢这位19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诞生200周年和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虽然近些年来人们对达尔文和他的理论已经逐渐淡漠了，但作为“适地适树”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我们还是应该牢记在心。
“适地适树”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包含了物种与其制约因素——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生态学关系。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树，我没有见到过具体数字，不敢断言，但关于中国树种的数量，却有大概的估计。据《中国树木志》记载：“我国树种资源极其丰富，在已发现的30000种种子植物中木本植物约有8000余种，其中乔木树种约2000余种，灌木树种约6000余种……”，树种的丰富，正说明我国地域的广阔和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因此掌握好“适地适树”原则尤其重要。
记得已故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院士，曾将自己比喻为“读天书的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鼻祖级人物胡先教授，在其即将赴国外留学时曾发出：“乞得种树术，得以疗国贫”的誓言。这些大科学家面对自己所研究的大自然，如此虔诚，实在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人定胜天”、“移山填海”的“雄心大志”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指挥着人们去“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因此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时，提倡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的“适地适树”原则很难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发生在北京公路边的一种“绿篱住绿帐篷”的怪现象，就是违背“适地适树”原则的典型事例。
众所周知，北京位于温带地区，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且多劲风，原生的“乡土树种”除油松、侧柏等少数常绿针叶树外，绝大多数都是冬季落叶的阔叶树种。本来阔叶树种在不适宜生长的冬季落叶，是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反应，这样既可以防止冻害、减少水分散失，通过休眠休养生息，又可避免宽大的树叶上积存冰雪和阻挡强风而造成枝干折断，十分符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如果从人性出发，在温带城市中种植落叶阔叶树，既满足了人们在冬季对阳光的需求，又通过树木季相的景观变化，丰富了人们的视觉享受，何乐而不为。但不知何时起，北京的城市绿化标准中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四季常绿”标准。在此思想指导下，大力引进非本地分布的常绿树种和冷季型草坪成了园林绿化部门的重要任务。劳民伤财、污染视觉的“绿篱住绿帐篷”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和前面所说的“种未知数（树）”的植树现象相比，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对“适地适树”的原则更是一种公开的蔑视。
不种树也能“绿化祖国”吗？
既然如前面所说，“地球上的树原本不是人种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非要以“种树”这样一种方式绿化祖国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并不是反对植树造林。如果我们放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等传统观念，认真地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一下我们以往的植树造林活动，就会发现，我们往往混淆了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重人工林的建设，忽视天然林的恢复，甚至错误地不断以毁天然林造人工林的方式“绿化祖国”。结果是搞了半个多世纪的植树造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只有百分之十几，处于世界的下游水平，而且自然环境仍在不断恶化。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周围的百花山和海坨山等地，都看到过类似的天然林劫难：原本正处于植被自然演替初期阶段的茂密、幽深的白桦林和山杨与多种桦树的混交林，被整山、整山地砍伐掉了，连林下的灌木也不放过，就像给人剃光头似的，景象惨不忍睹。一问才知道，这是在进行“山林改造”。为营造人工用材林而清整山地，替代这些不成材的阔叶树的将是生长较快、材质较好的华北落叶松。当然，如果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在木材紧缺的前提下，营造用材林似乎无可非议，可能有多少公里长的铁轨和电线在翘首以待这批人工林提供的枕木和电线杆呢！但这样的“植树造林”，不但增加不了森林的覆盖率，反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刚刚开始重建的自然生态系统被人工生态系统取代，所殃及的不仅仅是被砍伐的树木本身，与这些树木息息相关的草本植物、苔藓、地衣、鸟类、兽类、昆虫、蜘蛛、两栖和爬行动物、真菌、细菌……都会被重新“洗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无法估量。得与失应该不难判断。
说到这儿，刚巧电视台播出了一条相关消息，令我更感到“理直气壮”。近来英国苏格兰高地上的一片历史较为悠久的天然林，引起了一些营林者的关注，一些人企图将它们砍掉，营造更有经济价值的人工林。但生物和环境专家们立即站出来反对，他们纷纷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论证保留这片天然林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一位科学家言简意赅的话，让我很受感动，他说：“帮助大自然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献给未来的礼物之一。”
近些年来，每当“山友”问我，北京周围哪一座山的植被最好时，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雾灵山！”为什么呢？因为这座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境内的燕山主峰，早在清朝初年就被划为清东陵的“后龙禁地”，得到了长达二百多年的封山保护，不要说砍树，就连进山采药也要被杀头。虽然雾灵山在元代时就已被伐木者砍成了“童山”，但在无人类破坏、干扰的前提下，经过利于温带森林生长的气候条件抚育，天然植被得到了逐渐恢复。到清朝灭亡时，雾灵山已变成森林茂密幽深，处处鸟语花香，沟沟溪流不断的绿色宝库。虽然近百年来它又遭到伐木、战火、采药、营林和旅游等人为的破坏和干扰，但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份自然遗产还没有被荡尽，作为封山育林，天然林自然恢复的样板，仍有较高的示范价值。
除了雾灵山外，北京境内也有一些天然林恢复的典型，如延庆县西大庄科村的“弃耕还林”和门头沟区东山村的“封山育林”，虽然历史不长，但都已初见成效。当我走在西大庄科村旁茂密的核桃楸林中或走在通往东山村的山路上时，不仅对“绿化祖国”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对我国天然林的恢复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