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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先进、苏庆义：第一，发达国家的负利率政策会削弱中国外汇财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发布的全球政府债务图表显示，截至2018年，全球政府债务大约是2007年的两倍，占全球GDP的比例几乎达到80%。其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持有高额债务，而中国债务水平相对较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日本2018年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237.1%，位居全球之首;美国、欧盟分别是104.3%、81.9%;中国仅为50.6%，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中国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当前67403亿美元外债中，中国持有10892亿美元，占其总债务规模的16%。显然，在欧美实施负利率政策之下，中国会面临收入损失。中国通过人口红利和市场改革积累起来的财富，可能会被欧美日等發达国家的负利率政策蚕食。
第二，负利率政策引发的竞争性贬值并非有利于中国。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以欧美为中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地位不如发达国家，即便中国同样实施负利率政策引致了相同的贬值速率，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差距，中国所获得的贬值利得也远低于欧美日。负利率政策带来的竞争性贬值会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置制造业于不利地位。
第三，发达国家的负利率政策会加剧中国的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发达国家实施负利率政策，使得外资可以在其宗主国享受“负利率”贴息，还使其在中国可以享受“正利差”，进而推升中国资产价格，加剧资产泡沫风险。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资本市场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在不断扩大的金融开放背景中，发达国家实施负利率政策，更容易诱导外资套利，使中国资本市场泡沫更为复杂，加大了中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实施负利率政策国家中的劣质资产可能会因其更低的成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中“驱逐”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优质资产，降低了中国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能进一步降低中国资产的信用评级。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明显结构性问题。
第四，中国要警惕结构性变化导致的“利率走负”风险。中国当前结构性因素中最明显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1%，但此时中国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未富先老”阶段。一方面，老龄化的加剧加速了劳动力市场萎缩，在国内技术升级速率跟不上老龄化速率时，加大了国内经济增长困难，使资本回报率有下跌风险，可能驱动“利率主动走负”。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增多加大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财政支出增加使投资利率有上升压力。为配合技术升级的有关投资策略，政府不得不推动“利率被动走负”。而被动实施的负利率政策对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金将是雪上加霜，甚至激化贫富差距矛盾。
第二，负利率政策引发的竞争性贬值并非有利于中国。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以欧美为中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地位不如发达国家，即便中国同样实施负利率政策引致了相同的贬值速率，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差距，中国所获得的贬值利得也远低于欧美日。负利率政策带来的竞争性贬值会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置制造业于不利地位。
第三，发达国家的负利率政策会加剧中国的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发达国家实施负利率政策，使得外资可以在其宗主国享受“负利率”贴息，还使其在中国可以享受“正利差”，进而推升中国资产价格，加剧资产泡沫风险。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资本市场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在不断扩大的金融开放背景中，发达国家实施负利率政策，更容易诱导外资套利，使中国资本市场泡沫更为复杂，加大了中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实施负利率政策国家中的劣质资产可能会因其更低的成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中“驱逐”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优质资产，降低了中国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能进一步降低中国资产的信用评级。
第四，中国要警惕结构性变化导致的“利率走负”风险。中国当前结构性因素中最明显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1%，但此时中国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未富先老”阶段。一方面，老龄化的加剧加速了劳动力市场萎缩，在国内技术升级速率跟不上老龄化速率时，加大了国内经济增长困难，使资本回报率有下跌风险，可能驱动“利率主动走负”。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增多加大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财政支出增加使投资利率有上升压力。为配合技术升级的有关投资策略，政府不得不推动“利率被动走负”。而被动实施的负利率政策对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金将是雪上加霜，甚至激化贫富差距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