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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卷四《立言篇》上有一段有趣的文字：
白鸟，蚊也。齐桓公卧于柏寝（台名），谓仲父（管仲）曰：“吾国富民殷，无余忧矣。一物失所，寡人犹为之悒悒。今白鸟营营，饥而未饱，寡人忧之。”因开翠纱之帱（帐子），进蚊子焉。其蚊有知礼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觜（咬）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长嘘短吸而食之，及其饱也，腹肠为之破溃。公曰：嗟乎！民生亦犹是。乃宣下齐国修止足之鉴，节民玉食，节民锦衣，齐国大化。
这个故事真假难考，从“其蚊有知礼者”这种用语看，自然是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不过这不重要，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所包含的思想观念。齐桓公从以身饲蚊中得到启示：民生（此处核心是民心）不同，犹如蚊子，有的人知礼，有的人容易满足，有的人极不知足。齐桓公因而下令，给齐国人修一个何谓满足的标准，节制人民的吃穿，不让吃得太好，穿得太好。齐国民风因而大化了。
虽说齐桓公舍身饲蚊的故事有些可笑，但他如果真有为齐国人的知足定个标准这种想法或做法倒也不奇怪。比齐桓公稍晚的老子、孔子实际上都有提倡节制的想法。老子《道德经》说：“我无欲，而民自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眼睛），故去彼取此。”《论语·季氏》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老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追求身体基本需求以外的东西，过多的享受，会惑乱人的心性。孔子认为各人各国的拥有应该平均一点，大家差不多，社会就会安定。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均见《论语·述而》）他不完全排斥富贵，但希望平均一点，并且来路要正，符合道义。他还特别表扬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精神。《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认为只要寡欲，人的善性就会存在，若多欲，即使尚存善性，这样的人也是很少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足寡欲观念是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治世理念、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权力、财富、名利都是世间稀罕物，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引出形形色色的争斗。对于统治者来说，劝导民众降低欲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奢侈的人，有节俭的人，但秦汉到中唐这段时间，中国文化中还是充满着欲望的扩张，所以阿房宫、上林苑都规模宏大，西汉有“汉帝金茎云外直”，东汉有“梁家画阁中天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们以奢华相尚，西晋石崇王恺斗富，以蜡为柴，锦步障五十里（《晋书·石苞传》），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谢安“每游赏必有妓女从”，“肴馔亦屡费百金”（《晋书·谢安传》），隋诸葛昂、高瓒蒸男童、蒸小妾以争宴席之胜（《说郛》卷三十二上）。盛唐气象，亦离不开“金樽清酒斗十千”“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支撑。但中唐以后，文人的观念开始转变，以李翱的《复性书》、白居易的闲适为标志，中国文化发生了转向。受佛道思想影响，《复性书》发掘出孟子的性情理论，同时发掘出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大学》《中庸》及其中的思想，把人的性与情对立起来，提倡尊性黜情，认为“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又说“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把欲望、好恶、感情看作人本性的遮蔽物。白居易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诗中充满着知足心理的表达。如其《知足吟》（和崔十八未贫作）说：“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株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自当时官太子宾客）。樽中不乏酒，籬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寄张十八》说：“饥止一箪饭，渴止一壶浆。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反复说自己该知足了。因为很知足，所以更加懒惰放松。这种转向，到宋代就演变成了主张克制人欲的理学。范仲淹的《帝王好尚论》就说：“老子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希望帝王以老子思想来节制欲望。“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六个一”，除了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需要费一些钱外，“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都是简单的精神生活。邵雍《暮春吟》：“自问心源何所有，答云疏懒味偏长。”《书事吟》：“饱食高眠外，率是皆虚名。”他的“安乐窝中四长”也就是诗一编、一部书、一炷香、酒一樽，都喜欢简单生活加懒散状态。黄庭坚《山谷集》卷八有一组《四休居士诗》，其序曰：“太医孙君防，字景初，为士大夫发药多不受谢，白号四休居士。山谷问其说，四休笑曰：‘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乐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三平二满：古人论日凶吉有平日、满日，是过得去或比较好的日子）司马光的节俭更出名，他专门写了一篇《训俭示康》教育他儿子，文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又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他与一批老朋友轮流做东办“真率会”，约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唯菜（蔬菜）无限。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记述不少有关节俭的故事，如“老瓦盆”条说：“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同一醉也，何尚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富贵贫贱可以一视也。”“俭约”条记述，仇泰然当四明太守，问他平时很喜欢的一个幕僚说你家一天用多少钱，对方回答我家十口人，一天用一千个钱。仇问为何用这么多，答曰早上稍吃一点肉，晚上吃蔬菜羹。仇惊道：“某为太守，居家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从此就疏远了这个幕僚。虽然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中也写到许多宋代的奢侈现象，但总体上来说，是这些文人士大夫、理学家在引导这个时代的文化。宋代的这种存天理节人欲的立身处世观念，文人士大夫的内圣之求，使宋代出现了许多廉洁高尚之士，但也导致了士风的柔弱。在唐代，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白《少年行》说：“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所以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在对外关系上较能使用实力。而宋朝的程颢《秋日偶成》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黄庭坚《答龙门潘秀才见寄》说“男儿四十未全老，便入林泉真自豪”。同样是论男儿，标准很不一样，相对而言，唐朝人外向进取，有欲望；宋朝人则追寻安贫乐道的“孔颜乐处”，男子汉应该早入林泉。所以宋朝对外孱弱，没有战斗力。即使像文天祥这样的，也只是有一颗忠节之心而已。所以直到清代乾隆时期，诗人蒋士铨还在感慨：“宋明兵戈际，用人尤可怜。一将当八面，调遣如循环。人才一何少，庸竖虱其间。”（《忠雅堂诗集校笺》卷十三《读史》），打仗时没人可用，能用的个别将领被调来调去到各处救急。尊性黜情、克己节欲、重清尚廉、以为内圣便可致天下太平的治世理念，在太平时代的内政方面似乎起到了改良社会风气、安定天下的作用。然而战争一来，问题立即暴露，士大夫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只能一死报君王，除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外，其他无能为力。节欲戒奢有助于民风变朴，但如其他措施不配套，对国际竞争却是不利了。
白鸟，蚊也。齐桓公卧于柏寝（台名），谓仲父（管仲）曰：“吾国富民殷，无余忧矣。一物失所，寡人犹为之悒悒。今白鸟营营，饥而未饱，寡人忧之。”因开翠纱之帱（帐子），进蚊子焉。其蚊有知礼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觜（咬）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长嘘短吸而食之，及其饱也，腹肠为之破溃。公曰：嗟乎！民生亦犹是。乃宣下齐国修止足之鉴，节民玉食，节民锦衣，齐国大化。
这个故事真假难考，从“其蚊有知礼者”这种用语看，自然是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不过这不重要，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所包含的思想观念。齐桓公从以身饲蚊中得到启示：民生（此处核心是民心）不同，犹如蚊子，有的人知礼，有的人容易满足，有的人极不知足。齐桓公因而下令，给齐国人修一个何谓满足的标准，节制人民的吃穿，不让吃得太好，穿得太好。齐国民风因而大化了。
虽说齐桓公舍身饲蚊的故事有些可笑，但他如果真有为齐国人的知足定个标准这种想法或做法倒也不奇怪。比齐桓公稍晚的老子、孔子实际上都有提倡节制的想法。老子《道德经》说：“我无欲，而民自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眼睛），故去彼取此。”《论语·季氏》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老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追求身体基本需求以外的东西，过多的享受，会惑乱人的心性。孔子认为各人各国的拥有应该平均一点，大家差不多，社会就会安定。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均见《论语·述而》）他不完全排斥富贵，但希望平均一点，并且来路要正，符合道义。他还特别表扬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精神。《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认为只要寡欲，人的善性就会存在，若多欲，即使尚存善性，这样的人也是很少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足寡欲观念是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治世理念、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权力、财富、名利都是世间稀罕物，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引出形形色色的争斗。对于统治者来说，劝导民众降低欲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奢侈的人，有节俭的人，但秦汉到中唐这段时间，中国文化中还是充满着欲望的扩张，所以阿房宫、上林苑都规模宏大，西汉有“汉帝金茎云外直”，东汉有“梁家画阁中天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们以奢华相尚，西晋石崇王恺斗富，以蜡为柴，锦步障五十里（《晋书·石苞传》），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谢安“每游赏必有妓女从”，“肴馔亦屡费百金”（《晋书·谢安传》），隋诸葛昂、高瓒蒸男童、蒸小妾以争宴席之胜（《说郛》卷三十二上）。盛唐气象，亦离不开“金樽清酒斗十千”“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支撑。但中唐以后，文人的观念开始转变，以李翱的《复性书》、白居易的闲适为标志，中国文化发生了转向。受佛道思想影响，《复性书》发掘出孟子的性情理论，同时发掘出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大学》《中庸》及其中的思想，把人的性与情对立起来，提倡尊性黜情，认为“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又说“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把欲望、好恶、感情看作人本性的遮蔽物。白居易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诗中充满着知足心理的表达。如其《知足吟》（和崔十八未贫作）说：“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株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自当时官太子宾客）。樽中不乏酒，籬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寄张十八》说：“饥止一箪饭，渴止一壶浆。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反复说自己该知足了。因为很知足，所以更加懒惰放松。这种转向，到宋代就演变成了主张克制人欲的理学。范仲淹的《帝王好尚论》就说：“老子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希望帝王以老子思想来节制欲望。“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六个一”，除了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需要费一些钱外，“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都是简单的精神生活。邵雍《暮春吟》：“自问心源何所有，答云疏懒味偏长。”《书事吟》：“饱食高眠外，率是皆虚名。”他的“安乐窝中四长”也就是诗一编、一部书、一炷香、酒一樽，都喜欢简单生活加懒散状态。黄庭坚《山谷集》卷八有一组《四休居士诗》，其序曰：“太医孙君防，字景初，为士大夫发药多不受谢，白号四休居士。山谷问其说，四休笑曰：‘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乐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极乐之国也。”（三平二满：古人论日凶吉有平日、满日，是过得去或比较好的日子）司马光的节俭更出名，他专门写了一篇《训俭示康》教育他儿子，文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又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他与一批老朋友轮流做东办“真率会”，约定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唯菜（蔬菜）无限。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记述不少有关节俭的故事，如“老瓦盆”条说：“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同一醉也，何尚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富贵贫贱可以一视也。”“俭约”条记述，仇泰然当四明太守，问他平时很喜欢的一个幕僚说你家一天用多少钱，对方回答我家十口人，一天用一千个钱。仇问为何用这么多，答曰早上稍吃一点肉，晚上吃蔬菜羹。仇惊道：“某为太守，居家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从此就疏远了这个幕僚。虽然司马光的《训俭示康》中也写到许多宋代的奢侈现象，但总体上来说，是这些文人士大夫、理学家在引导这个时代的文化。宋代的这种存天理节人欲的立身处世观念，文人士大夫的内圣之求，使宋代出现了许多廉洁高尚之士，但也导致了士风的柔弱。在唐代，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五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白《少年行》说：“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徇节甘风尘。”所以唐朝特别是盛唐时期在对外关系上较能使用实力。而宋朝的程颢《秋日偶成》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黄庭坚《答龙门潘秀才见寄》说“男儿四十未全老，便入林泉真自豪”。同样是论男儿，标准很不一样，相对而言，唐朝人外向进取，有欲望；宋朝人则追寻安贫乐道的“孔颜乐处”，男子汉应该早入林泉。所以宋朝对外孱弱，没有战斗力。即使像文天祥这样的，也只是有一颗忠节之心而已。所以直到清代乾隆时期，诗人蒋士铨还在感慨：“宋明兵戈际，用人尤可怜。一将当八面，调遣如循环。人才一何少，庸竖虱其间。”（《忠雅堂诗集校笺》卷十三《读史》），打仗时没人可用，能用的个别将领被调来调去到各处救急。尊性黜情、克己节欲、重清尚廉、以为内圣便可致天下太平的治世理念，在太平时代的内政方面似乎起到了改良社会风气、安定天下的作用。然而战争一来，问题立即暴露，士大夫们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只能一死报君王，除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外，其他无能为力。节欲戒奢有助于民风变朴，但如其他措施不配套，对国际竞争却是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