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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家人眼中的金庸，采访进程出乎意料地难。并不是找不到金庸的家人，而是找到了人，几乎都三缄其口。他们的目的很单纯，“让老人家能清清静静地过‘退出江湖’的日子吧”。
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金庸是老二。7个同胞手足中，在世的还有3人，金庸长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
从小就崇拜祖父
查良琇比金庸小1岁，从她记事起，家里不管是谁，闲下来就喜欢看书，因为查家的藏书实在太丰富，“只要想看，取之不尽。小时候，书是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财富”。二哥金庸更是个书迷，8岁时在家里翻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粗粗翻了几页，便迷上了，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金庸10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件圣诞礼物。他打开一看，是一本书——《圣诞颂歌》，讲述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守财奴，变成一个慈爱友善的人的故事。直到现在，金庸还珍藏着这本书。
在查良琇的记忆中，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乐的。一家人住在海宁老家一座五进大宅子里，里面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祖父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田地，用收到的租金设立了一座义庄，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金庸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也领了一笔津贴，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
“祖父是对二哥影响最大的人。”查良琇介绍道，查文清是海宁査家的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常常依借西方势力欺压百姓。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视而不见。百姓与传教士时有摩擦。终于有一天，丹阳数百人围攻了当地教堂，一把火将其烧掉。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列强交代，要求查文清处斩“为首之人”。查文清不忍，决心“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秘密差人通知为首两人逃走，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等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并无为首之人”，自请辞官。
查文清去世后，37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一起赶到海宁，三步一磕头，跪拜至查家祭奠。见查文清坟地狭小，他们出资买下坟地周围60亩土地给查家，以示谢恩。其中一户更是立下家规：凡我子孙，生男者到查家为奴；生女者，到查家为妻妾，如不纳，为婢；如不用，才可另谋职业。金庸大哥查良铿的夫人，就是这户人家的孙女。
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这些事迹都写在族谱里。祖父不为官位利禄杀害百姓，敢于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事，深深印在金庸心里。将近2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金庸又从家中长工和生的口里，得知当年正是他的祖父，在丹阳重审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把和生带回海宁家里安顿下来。祖父的英雄气，被他写进了《连城诀》。
弟弟心中的“故事大王”
1936年，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便离开了海宁，到嘉兴上中学，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游子归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但话语不多。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天衣无缝。常常是说到兴头上，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成了査良浩、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们睡着，金庸“书瘾”发作，又钻进书房去。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大多是线装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都“逃不过”金庸的眼睛。
“有困难，找二哥”
1950年，海宁家中遭遇变故，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而死，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有困难，找二哥”是兄妹们的共识。
査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金庸到香港后不久，三弟査良浩上学，没有学费，金庸马上寄钱资助。紧接着，1951年，小弟査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小弟读书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6年大学期间，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其中两对双胞胎，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金庸知道后，不但很快汇了钱，还专门为孩子寄来小衣服、糖、奶粉、饼干等。“要是没有二哥的帮助，还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过那段困难的日子。”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1981年7月，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邓小平会见了他。很快，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发来的电报，相约杭州一聚。随电报寄到的，是金庸给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费。
査良琇说，金庸细致得“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她举例说，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浑身抽搐，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金庸知道后马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金庸得知后，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为此，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查良钰手术成功后，金庸又赶来看他。那时香港直飞杭州不方便，得从北京转机。转机那天，有大雾，飞机不能起飞，金庸在首都机场等了整整一天。一到医院，顾不上自己休息，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
“他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
在査良琇的讲述中，记者察觉，她家境也不富裕，午饭的主菜是丝瓜豆腐汤。记者突然联想起金庸在《明报》时“抠”作者稿费是出了名的，忍不住问：“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金庸也资助过您吗？”
“当然有！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1949年去了台湾。这样的情况，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没钱读书。二哥知道后，就开始给我寄钱。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社会上有一些人说，‘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我50多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农民。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来临安看我，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给我补贴，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我说孩子都在乡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没要。”
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大哥”。父亲和生母死得早，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平时嘘寒问暖，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査良琇说：“二哥这么多年在外，受了很多苦。但他从来没和我们提过一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却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
但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留在海宁的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他一直守着査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金庸是老二。7个同胞手足中，在世的还有3人，金庸长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
从小就崇拜祖父
查良琇比金庸小1岁，从她记事起，家里不管是谁，闲下来就喜欢看书，因为查家的藏书实在太丰富，“只要想看，取之不尽。小时候，书是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财富”。二哥金庸更是个书迷，8岁时在家里翻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粗粗翻了几页，便迷上了， “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金庸10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件圣诞礼物。他打开一看，是一本书——《圣诞颂歌》，讲述的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守财奴，变成一个慈爱友善的人的故事。直到现在，金庸还珍藏着这本书。
在查良琇的记忆中，她和金庸的童年生活是富足快乐的。一家人住在海宁老家一座五进大宅子里，里面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祖父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田地，用收到的租金设立了一座义庄，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金庸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也领了一笔津贴，早早出去接受了西洋教育。
“祖父是对二哥影响最大的人。”查良琇介绍道，查文清是海宁査家的最后一位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出过一桩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当时，不少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常常依借西方势力欺压百姓。而官府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视而不见。百姓与传教士时有摩擦。终于有一天，丹阳数百人围攻了当地教堂，一把火将其烧掉。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列强交代，要求查文清处斩“为首之人”。查文清不忍，决心“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秘密差人通知为首两人逃走，又通知其他37户参与者赶紧离开丹阳。等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他才向上司汇报，“并无为首之人”，自请辞官。
查文清去世后，37户人家及丹阳几十位士绅，一起赶到海宁，三步一磕头，跪拜至查家祭奠。见查文清坟地狭小，他们出资买下坟地周围60亩土地给查家，以示谢恩。其中一户更是立下家规：凡我子孙，生男者到查家为奴；生女者，到查家为妻妾，如不纳，为婢；如不用，才可另谋职业。金庸大哥查良铿的夫人，就是这户人家的孙女。
金庸和查良琇出生后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这些事迹都写在族谱里。祖父不为官位利禄杀害百姓，敢于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事，深深印在金庸心里。将近2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金庸又从家中长工和生的口里，得知当年正是他的祖父，在丹阳重审了前文所述的和生冤案，把和生带回海宁家里安顿下来。祖父的英雄气，被他写进了《连城诀》。
弟弟心中的“故事大王”
1936年，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便离开了海宁，到嘉兴上中学，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游子归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但话语不多。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10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天衣无缝。常常是说到兴头上，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成了査良浩、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们睡着，金庸“书瘾”发作，又钻进书房去。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大多是线装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都“逃不过”金庸的眼睛。
“有困难，找二哥”
1950年，海宁家中遭遇变故，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而死，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有困难，找二哥”是兄妹们的共识。
査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金庸到香港后不久，三弟査良浩上学，没有学费，金庸马上寄钱资助。紧接着，1951年，小弟査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小弟读书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6年大学期间，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其中两对双胞胎，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金庸知道后，不但很快汇了钱，还专门为孩子寄来小衣服、糖、奶粉、饼干等。“要是没有二哥的帮助，还不知道小弟能不能熬过那段困难的日子。”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1981年7月，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内地，邓小平会见了他。很快，弟弟妹妹就接到金庸发来的电报，相约杭州一聚。随电报寄到的，是金庸给大家的去杭州的路费。
査良琇说，金庸细致得“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她举例说，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浑身抽搐，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金庸知道后马上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金庸得知后，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为此，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查良钰手术成功后，金庸又赶来看他。那时香港直飞杭州不方便，得从北京转机。转机那天，有大雾，飞机不能起飞，金庸在首都机场等了整整一天。一到医院，顾不上自己休息，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
“他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
在査良琇的讲述中，记者察觉，她家境也不富裕，午饭的主菜是丝瓜豆腐汤。记者突然联想起金庸在《明报》时“抠”作者稿费是出了名的，忍不住问：“看您家条件不是很好，金庸也资助过您吗？”
“当然有！我的前夫当年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1949年去了台湾。这样的情况，导致我的家庭成分一直不好，不能分到土地，也没法参加招工去工作。我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没钱读书。二哥知道后，就开始给我寄钱。那时候他自己也没钱，社会上有一些人说，‘金庸写书是为了出名’，我听了都觉得可笑，饭都吃不饱会想着出名吗？二哥那时候写书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我50多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才和现在这个丈夫在一起生活，他也是农民。二哥就继续给我生活费，来临安看我，连孩子穿的衣服都带了很多。直到2002年，政府每年给我补贴，我就让二哥不要给我寄钱了，他都已经为我操了半个多世纪的心了！他说那就给我在杭州买房吧，我说孩子都在乡下，杭州的房子用不上，我没要。”
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大哥”。父亲和生母死得早，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平时嘘寒问暖，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査良琇说：“二哥这么多年在外，受了很多苦。但他从来没和我们提过一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却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
但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留在海宁的同父异母弟弟查良楠，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他一直守着査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