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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春末夏初，两件事垄断了人们的谈资。那就是电视剧《以人民的名义》火爆热播，和“小鲜肉”马克龙当选总统。两件事表面上是各自刷屏，一个靠反腐刷新了本世纪的收视率，一个靠爱情刷新了当总统的青春线，彼此并无关系。其实不然，比如两出大戏里都出现了“师生恋”的离奇故事。只是一出是悲剧，另一出是喜剧。
两场悲剧与一场喜剧
《以人民的名义》中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老师梁璐相差10岁，以师生恋跪地开场，却以饮弹自杀、孤守活寡的悲剧收场；而现实中的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与老师布丽吉特，开场时即相差24岁，近乎母子恋，但却以喜结连理、当选大位的喜剧登顶。
为什么同样是姐弟师生恋，在中国就成了悲剧，在法国却成了喜剧呢？其实，这不是国家之分，而是时代之别。近200年前的法国，其实也一样。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和祁同伟经历几乎一样，最终也成了悲剧人物。为什么同属法兰西不伦恋，于连和马克龙的命运又截然相反呢？就是时代不一样了。
跨越时空的三个看似十三不靠的案例摆在一起，反而颇为可观。于是《中外管理》总编杨光先生以此为题向我约稿。
我的核心评断是：祁同伟代表当今的中国，过去的法国；而于连代表过去的法国，当今的中国；马克龙则代表现在的法国，未来的中国！
每个人不论如何叱咤风云，都不能超越所属时代和自身民族的特色。我们身在这个时代，就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只能与时代共舞，无非是积极或消极。我们作为民族一员，就必然承载了这个民族的基因，只能与民族同运。无论我们自认为多么特立独行，基本舞步和旋律都是时代与民族的，自己只不过装点些舞姿罢了。
于连、祁同伟、马克龙三人也是如此。
只有中法才会有的曲折人生
人类历史上有三大女性气质民族，分别是中国、法国和印第安人，当前中国和法国依然活跃在人类主流舞台上。而女性气质民族的共性是：情感丰富，擅长艺术，爱好和平，同时热衷宫斗，且精于忍耐。
祁同伟是当今中国凤凰男的代表，有颜值，有才华，有野心， 但出身贫苦，因而高度自卑。上大学时为了真爱和陈阳谈情，拒绝了位高权重的政法委书记女儿、自己的辅导老师梁璐，结果遭到“放逐”。当他拼命成为缉毒英雄却依然无法改变命运时，终于发现爱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于是转身追求权力，大庭广众之下向梁璐下跪。当然，在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本就不缺能力的祁同伟平步青云，10年时间成为省公安厅厅长。但也同样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他贪腐、冷酷、杀人，矢志胜天半子，最后事败举枪自杀。他是中国版的于连。
而正版于连，出生于法国小城维埃尔的一个木匠家庭，父亲自私，哥哥粗俗。瘦小清秀的于连，大学毕业后梦想挤入上流社会，但错过了拿破仑的英雄时代，他只得从事神职工作。凭着超常的记忆力，他被巴黎市长雷纳尔选作家庭教师，并与雷纳尔夫人产生不伦之情。后来为免败露，他不得不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受人推荐，于连给德拉穆尔侯爵任秘书，又得到了拉穆尔小姐的爱情。正当他以为自己将要获得成功时，旧爱却告发了他。愤怒的于连疯狂地在教堂打伤了雷纳尔太太，最终被判死刑，倒在枪口下。
祁同伟和于连的职业路径与人生命运，几乎如出一辙：缺少尊严，不甘命运，以爱谋权，不择手段，功败垂成，枪口丧命。
同是法国人的马克龙，女性气质民族的特质依旧鲜明：个性浪漫、情感丰富，和于连及祁同伟一样，有颜值，有才华，有野心，同样出身草根，同样姐弟師生恋。但结局大不相同，马克龙在爱情长跑中还“碰巧”实现了自己的事业夙愿，以区区39岁登上了法国总统宝座。但当马克龙获得爱情权力双丰收时，却很忌讳提及爱情与权力的微妙关系：历经多年爱情长跑赢取的妻子布丽吉特，可不仅仅是长他24岁的一位普通高中老师，其家族可是法国声名显赫的巧克力世家，麾下品牌“马卡龙”如今享誉世界。不管在哪朝哪国，有人和没人，对于能不能成事，都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马克龙师生恋在中国
为不那么恶俗，在谈权力之前，先说爱情。
试想如果马克龙这档子事发生在当今中国的中学，而且当事人都没有特殊背景，会怎么样？首先是道德批判，媒体攻杀，卫道士的蹦跳会让两位当事人无地自容，甚至生不如死。二是权力“替天行道”，让马克龙同学退学，让布丽吉特老师辞职。三是“禽兽”老师从此无书可教，任何机构都不敢接收；而“失足”同学从此无学可上，很难有体面工作，就此成为社会弃儿。四是双方在家人及社交圈中很难抬起头，长期遭受白眼非议。至于成为人民公仆，做梦去吧，甚至连梦也不敢做。
而这也是200年前法国的社会写照。所以于连只有死路一条。
于连的法国，不是马克龙的法国
马克龙的幸运，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
法国建立法治体系已经有150年历史，全社会所有的事都是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只要不违法，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任何人无权干涉，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尤其在女性气质民族的法国，张扬个性、追求浪漫，人们都可以理解甚至津津乐道。这就是法治社会。
但于连时代的法国，则不是这样。
在法治社会建立之前的权力生态社会中，虽然也有法，但更多的是权力在运行。权力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人们在遵纪守法的同时，还要看权力的脸色。而权力的脸色说变就变，因为权力体现在具体掌权人手里，自然说变就变。而且权力不仅有脸色，有时还可以支配法律。所以每个人都无所适从，权力的伤害随时可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无人能遁。
而权力生态社会，与法治社会还有一点不同，就是道德大棒满天挥。尽管你没违法，但违反了道德，违反世俗标准，任何人可以随时拿起道德杀威棒砸向你。如果说权力是硬武器，那么道德则可以杀人于无形。在权力生态环境中，权力和道德可以协同运行，联合杀人。所以说，从于连到马克龙，是社会生态结构在本质上的改变。同时也是女性气质民族几百年发展进步的结果，是数代民族精英牺牲生命与尊严换来的。像法国早年无数政客精英志士，都走上了断头台。而当今的韩国，一位又一位前总统走进了监狱，甚至亲吻了死神。
对于女性气质民族来说，如今建立了完全的法治社会，摆脱了权力的肆虐、道德的绑架，是一件大幸事。
权力生态环境下的活法
当前的中国虽然并不完美，但社会毕竟一天天在进步，并行进在通向美好的大道上。虽然必有曲折，但大方向是对的。那么我们只能远远地艳羡马克龙喜剧时，如何切实避免祁同伟、于连式自我毁灭的悲剧呢？
我们不能一味责怪环境，而应该从自身做起。祁同伟们一定都是满腹辛酸，但心态依然要阳光：诚如人民对于贪官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那么环境对于草根也不是专门用来对得起的。我们草根在残酷现实中不可避免要向权力妥协和追求权力时，又特别是当你终于阶段性拥有一定权力时，价值观上起码要坚守：不能助纣作恶；不能心怀报复。
但现实中常见的扭曲心态是：自己受过的侮辱与艰辛，过后也要让别人经受；自己受过权力的伤害，拥有权力时反而更加滥用。就像一位街头摆摊的小孩在回答记者提问“你长大了干什么”时的答案：“当城管！”因为他的家人被城管伤害过。这就是中国特色式的悲剧轮回。
如果今天的祁同伟们，依然走不出这个思维轮回，自己的终点就依然会是于连式的悲剧。而一旦走出来了，假以时日，你的后代就一定会享受马克龙式的喜剧。
两场悲剧与一场喜剧
《以人民的名义》中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老师梁璐相差10岁，以师生恋跪地开场，却以饮弹自杀、孤守活寡的悲剧收场；而现实中的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与老师布丽吉特，开场时即相差24岁，近乎母子恋，但却以喜结连理、当选大位的喜剧登顶。
为什么同样是姐弟师生恋，在中国就成了悲剧，在法国却成了喜剧呢？其实，这不是国家之分，而是时代之别。近200年前的法国，其实也一样。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和祁同伟经历几乎一样，最终也成了悲剧人物。为什么同属法兰西不伦恋，于连和马克龙的命运又截然相反呢？就是时代不一样了。
跨越时空的三个看似十三不靠的案例摆在一起，反而颇为可观。于是《中外管理》总编杨光先生以此为题向我约稿。
我的核心评断是：祁同伟代表当今的中国，过去的法国；而于连代表过去的法国，当今的中国；马克龙则代表现在的法国，未来的中国！
每个人不论如何叱咤风云，都不能超越所属时代和自身民族的特色。我们身在这个时代，就必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只能与时代共舞，无非是积极或消极。我们作为民族一员，就必然承载了这个民族的基因，只能与民族同运。无论我们自认为多么特立独行，基本舞步和旋律都是时代与民族的，自己只不过装点些舞姿罢了。
于连、祁同伟、马克龙三人也是如此。
只有中法才会有的曲折人生
人类历史上有三大女性气质民族，分别是中国、法国和印第安人，当前中国和法国依然活跃在人类主流舞台上。而女性气质民族的共性是：情感丰富，擅长艺术，爱好和平，同时热衷宫斗，且精于忍耐。
祁同伟是当今中国凤凰男的代表，有颜值，有才华，有野心， 但出身贫苦，因而高度自卑。上大学时为了真爱和陈阳谈情，拒绝了位高权重的政法委书记女儿、自己的辅导老师梁璐，结果遭到“放逐”。当他拼命成为缉毒英雄却依然无法改变命运时，终于发现爱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于是转身追求权力，大庭广众之下向梁璐下跪。当然，在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本就不缺能力的祁同伟平步青云，10年时间成为省公安厅厅长。但也同样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他贪腐、冷酷、杀人，矢志胜天半子，最后事败举枪自杀。他是中国版的于连。
而正版于连，出生于法国小城维埃尔的一个木匠家庭，父亲自私，哥哥粗俗。瘦小清秀的于连，大学毕业后梦想挤入上流社会，但错过了拿破仑的英雄时代，他只得从事神职工作。凭着超常的记忆力，他被巴黎市长雷纳尔选作家庭教师，并与雷纳尔夫人产生不伦之情。后来为免败露，他不得不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受人推荐，于连给德拉穆尔侯爵任秘书，又得到了拉穆尔小姐的爱情。正当他以为自己将要获得成功时，旧爱却告发了他。愤怒的于连疯狂地在教堂打伤了雷纳尔太太，最终被判死刑，倒在枪口下。
祁同伟和于连的职业路径与人生命运，几乎如出一辙：缺少尊严，不甘命运，以爱谋权，不择手段，功败垂成，枪口丧命。
同是法国人的马克龙，女性气质民族的特质依旧鲜明：个性浪漫、情感丰富，和于连及祁同伟一样，有颜值，有才华，有野心，同样出身草根，同样姐弟師生恋。但结局大不相同，马克龙在爱情长跑中还“碰巧”实现了自己的事业夙愿，以区区39岁登上了法国总统宝座。但当马克龙获得爱情权力双丰收时，却很忌讳提及爱情与权力的微妙关系：历经多年爱情长跑赢取的妻子布丽吉特，可不仅仅是长他24岁的一位普通高中老师，其家族可是法国声名显赫的巧克力世家，麾下品牌“马卡龙”如今享誉世界。不管在哪朝哪国，有人和没人，对于能不能成事，都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马克龙师生恋在中国
为不那么恶俗，在谈权力之前，先说爱情。
试想如果马克龙这档子事发生在当今中国的中学，而且当事人都没有特殊背景，会怎么样？首先是道德批判，媒体攻杀，卫道士的蹦跳会让两位当事人无地自容，甚至生不如死。二是权力“替天行道”，让马克龙同学退学，让布丽吉特老师辞职。三是“禽兽”老师从此无书可教，任何机构都不敢接收；而“失足”同学从此无学可上，很难有体面工作，就此成为社会弃儿。四是双方在家人及社交圈中很难抬起头，长期遭受白眼非议。至于成为人民公仆，做梦去吧，甚至连梦也不敢做。
而这也是200年前法国的社会写照。所以于连只有死路一条。
于连的法国，不是马克龙的法国
马克龙的幸运，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
法国建立法治体系已经有150年历史，全社会所有的事都是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只要不违法，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任何人无权干涉，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尤其在女性气质民族的法国，张扬个性、追求浪漫，人们都可以理解甚至津津乐道。这就是法治社会。
但于连时代的法国，则不是这样。
在法治社会建立之前的权力生态社会中，虽然也有法，但更多的是权力在运行。权力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人们在遵纪守法的同时，还要看权力的脸色。而权力的脸色说变就变，因为权力体现在具体掌权人手里，自然说变就变。而且权力不仅有脸色，有时还可以支配法律。所以每个人都无所适从，权力的伤害随时可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无人能遁。
而权力生态社会，与法治社会还有一点不同，就是道德大棒满天挥。尽管你没违法，但违反了道德，违反世俗标准，任何人可以随时拿起道德杀威棒砸向你。如果说权力是硬武器，那么道德则可以杀人于无形。在权力生态环境中，权力和道德可以协同运行，联合杀人。所以说，从于连到马克龙，是社会生态结构在本质上的改变。同时也是女性气质民族几百年发展进步的结果，是数代民族精英牺牲生命与尊严换来的。像法国早年无数政客精英志士，都走上了断头台。而当今的韩国，一位又一位前总统走进了监狱，甚至亲吻了死神。
对于女性气质民族来说，如今建立了完全的法治社会，摆脱了权力的肆虐、道德的绑架，是一件大幸事。
权力生态环境下的活法
当前的中国虽然并不完美，但社会毕竟一天天在进步，并行进在通向美好的大道上。虽然必有曲折，但大方向是对的。那么我们只能远远地艳羡马克龙喜剧时，如何切实避免祁同伟、于连式自我毁灭的悲剧呢？
我们不能一味责怪环境，而应该从自身做起。祁同伟们一定都是满腹辛酸，但心态依然要阳光：诚如人民对于贪官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那么环境对于草根也不是专门用来对得起的。我们草根在残酷现实中不可避免要向权力妥协和追求权力时，又特别是当你终于阶段性拥有一定权力时，价值观上起码要坚守：不能助纣作恶；不能心怀报复。
但现实中常见的扭曲心态是：自己受过的侮辱与艰辛，过后也要让别人经受；自己受过权力的伤害，拥有权力时反而更加滥用。就像一位街头摆摊的小孩在回答记者提问“你长大了干什么”时的答案：“当城管！”因为他的家人被城管伤害过。这就是中国特色式的悲剧轮回。
如果今天的祁同伟们，依然走不出这个思维轮回，自己的终点就依然会是于连式的悲剧。而一旦走出来了，假以时日，你的后代就一定会享受马克龙式的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