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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始，我多次去过台湾，或公务，或旅游。从北部到南部，从大山深处，到孤悬于太平洋中的离岛，算是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像我这样的城市夜游神，最喜欢的是深夜散步于街头，或扎进各种夜市中去。台北的白天是紧凑，繁喧的，甚至在选举季，大街上举目即见候选人巨大的宣传照，身边也不时会驶过流动的政治宣传车。而在晚上，台北、台湾是安详的，夜幕给了这个城市、这片土地一个休息的时刻。这种安详却并不是静止，不是停顿，而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大大小小像流水席一样绵延的夜市里，人们在那里吃食，玩蛋子球、魔术表演、扔飞镖扎气球、吊塑料鱼总之，他们中的人，一部分在满足他们的胃，另一部分则在进行小小的博弈。当然，这些人并不全然是本地人，也包括很多观光者。就是在这样琳琅满目、热气腾腾的小喧闹中，人们在展开的，是一种凡俗的神奇：用最小的代价，来赢取或实现快乐的目的。
这种快乐似乎是渺小的，似乎也更多是属于身体的。然而这种快乐又是如此真实，真实到令人可敬：看看那些人的表情，摆摊的引车卖浆之徒，或站或坐的食客与玩家，如此的简单竟可满足他们。他们对生活进行的是一种忱挚的表达，而忱挚，是多么贵重的品格。
对我这样整日紧绷着脸、好像随时在准备大干一场的人来说，这些凡俗的美妙之处是逐渐理解和接受的。我们有时候似乎总是寄望于过一种神圣的、清教徒般的生活，无论是在国家大事上，还是私人小事上，总容许一些“神圣”进入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填塞成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理想进取型的有志青年，毕生有宏大追求的人这种要求有时是自律，更多的时候是他律，我们崇拜圣人，我们视很多不该是圣人的人为圣人，也被期待成为圣人的使徒。但，平凡的喜悦、世俗的欢愉，难道不是普通生民的人生本质吗？
当然，在大陆，譬如我已生活十余年的广州，亦四处存在着这种凡俗的市井，这也是我热爱广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要不是这种凡俗显得过于喧闹，要不转身之后，我们立即又为某些宏大的事物发生剧烈争吵。我所尊敬的近代学人王国维先生，曾在《宋元戏剧考》等书中批判中国人的“乐天精神”，认为这种“乐天”阻碍了国人去追寻尼采所谓的“悲剧精神”，不像古希腊人能在文明之初即触摸到生命的本质之悲。多年来，我是极力认同静安先生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批判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发现，拯救国人的心灵诚然重要，让他们此生得享快乐亦不为过，至少在允许你的神圣与超越之时，也同时应该允许我的凡俗与普通。你可以在所谓的神圣中得慰藉，也该让我在凡俗中获宁静。
多建设一些凡俗的生活，降低遍布于我们周遭的“神圣”，或许可以使我们内心的烈度小一些，使精神上的风暴不至于席卷走我们那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快乐。
这种快乐似乎是渺小的，似乎也更多是属于身体的。然而这种快乐又是如此真实，真实到令人可敬：看看那些人的表情，摆摊的引车卖浆之徒，或站或坐的食客与玩家，如此的简单竟可满足他们。他们对生活进行的是一种忱挚的表达，而忱挚，是多么贵重的品格。
对我这样整日紧绷着脸、好像随时在准备大干一场的人来说，这些凡俗的美妙之处是逐渐理解和接受的。我们有时候似乎总是寄望于过一种神圣的、清教徒般的生活，无论是在国家大事上，还是私人小事上，总容许一些“神圣”进入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填塞成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理想进取型的有志青年，毕生有宏大追求的人这种要求有时是自律，更多的时候是他律，我们崇拜圣人，我们视很多不该是圣人的人为圣人，也被期待成为圣人的使徒。但，平凡的喜悦、世俗的欢愉，难道不是普通生民的人生本质吗？
当然，在大陆，譬如我已生活十余年的广州，亦四处存在着这种凡俗的市井，这也是我热爱广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要不是这种凡俗显得过于喧闹，要不转身之后，我们立即又为某些宏大的事物发生剧烈争吵。我所尊敬的近代学人王国维先生，曾在《宋元戏剧考》等书中批判中国人的“乐天精神”，认为这种“乐天”阻碍了国人去追寻尼采所谓的“悲剧精神”，不像古希腊人能在文明之初即触摸到生命的本质之悲。多年来，我是极力认同静安先生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批判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发现，拯救国人的心灵诚然重要，让他们此生得享快乐亦不为过，至少在允许你的神圣与超越之时，也同时应该允许我的凡俗与普通。你可以在所谓的神圣中得慰藉，也该让我在凡俗中获宁静。
多建设一些凡俗的生活，降低遍布于我们周遭的“神圣”，或许可以使我们内心的烈度小一些，使精神上的风暴不至于席卷走我们那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