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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教育者，必须把握好惩罚过程“温差”，用“惩罚的温度计”去弄清受罚者的成长需求、兴趣点和个性倾向等诸多因素。
在殷商甲骨文中，“教”字被形象表现为：儿童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下一代尽“孝”。可见，我国的教育惩罚有着悠久的历史。“教”字的甲骨文形象表明，惩罚是教育中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内在必然。但是，教师泛滥的惩罚是绝对要不得的。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2013年教育部更是把“体罚学生”列入违反师德红线的十种行为之一。但教师如果碍于法律，不敢大胆地管理学生，甚至放任学生，降低自己工作的责任心，更是不可取，因为，这样的教师可能没有正确区分“惩罚”与“体罚”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们反对古代教育制度中的糟粕，反对教师做出侵害学生身心的暴力行为，因为这有违师德，我们更提倡教师运用自己的教育机智，在恰当的时候对学生实施必要的惩罚，教师惩罚学生，关键在于要把惩罚做到学生心里，让学生心服口服，让学生感觉老师的这种惩罚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老师给自己穿小鞋，也就是说，教师的惩罚行为非但没有让学生疏离自己，反倒让学生愿意贴近自己，也即“亲其师，信其道。”
小时候，我赶上了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母亲费尽心思准备的饭食，也只能要么把红薯蒸煮，要么磨成粉做成又黑又硬的窝头，对这些让我倒胃口的家伙，我不敢当面浪费，只好拿着它离开饭桌，再偷偷地藏到外面的石头缝里，父亲发现了我的举动，满脸怒色，但他没有发作，默默地从石缝里抠出那已经挤碎了的窝头，吹吃上面的尘土，轻轻地放到嘴里吃掉。第二天，父亲出山的时候叫上了我，我们来到自家的红薯地里锄草，红薯的秧蔓不但爬满了垄沟，而且贴地的地方还长处了蓄根，如果不及时处理会严重影响红薯的产量，父亲要我在前面翻秧，他在后面用锄头仔细地松土、锄草，一开始我还干的津津有味，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回头看看父亲，依然一丝不苟地挥动着锄头，偶尔会蹲下身子，仔细地给露出地表的小红薯培土。几个来回下来，父亲示意休息一下，我坐在父亲身边，他拨弄着身边的红薯秧苗，轻轻地说：“孩子，不要小看这颗红薯苗，今年收获之后，我要一个个地挑选红薯，一筐筐挑到山下的红薯井里藏一个冬天，来年开春再一筐筐地提出来，仔细地摆到育苗床上，两个月内每天早晨要给他们放风、淋水，晚上再给他们盖上塑料膜和草帘子，清明之后插秧，一亩地要插三千棵苗，每棵苗要一瓢水，水要从山脚下的小河里一桶桶挑上山，一桶水只能浇二十棵红薯苗，咱家有三亩地种红薯，你算算我要挑多少桶水？秧苗成活之后，每次雨后我要像这样锄地以免红薯蓄根，天旱了我更要锄地保墒，三亩地锄一遍至少要用七天时间。秋后红薯要一个一个地刨出来，一筐筐地挑到向阳的山坡上，三亩地出产红薯最少六千斤，我要和你的母亲挨个切成片晾晒红薯干，一片片地捡起来背回家入仓，你的母亲再用石磨磨成粉蒸窝头，虽然它不如白面馒头可口，但小麦不能种在这样干旱的山地里，我们又没有水浇地，只有种红薯才能保证咱家的口粮。”父亲惩罚了我的过错，但是这种惩罚是那样温暖，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暖暖的，自此我再没有浪费渗透着天下父母血汗的任何口粮。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学生，但那时学校既没有现在专用的图书室，也没有教室里的图书角，手中所谓的图书除了课本，还是课本。我如同一个饥渴难耐的沙漠旅者，不放过任何可以找到的图书报刊。有一次，我到曹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交作业，老师碰巧不在，他的床头桌上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吸引了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连长梁三喜，身先士卒、豪爽大度的靳开来，胸怀大志、才华过人的战士薛凯华，嫉恶如仇、一身正气的军长“雷神爷”让我热血沸腾，上课铃响了，我鬼使神差地把书揣到了自己的怀里跑向教室，看了一遍又一遍，孩子的私心让我没有告诉老师是我“借”走了他的书，每逢遇到曹老师我都心跳脸红，老师的微笑让我猜到了答案，老师非但没有问我只字片语，反而经常让我借阅他订阅、收藏的各种报刊、杂志，至今这本书我都没有还给老师，它已经成了一种无形的鞭策，让我感到温暖却又愧疚。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儿时的过错，我受过父亲的惩罚，也受过老师的惩罚，但那种惩罚却是那样的温暖，让我铭记一生。如今自己也做了老师，也惩罚自己犯错的学生，也力求自己的惩罚充满温情。学生李钊缺乏守时意识，上学经常迟到，学校的校规和班级的班规对他形同虚设，前任班主任对他软硬兼施，写过检查，找过家长，各种措施都无济于事，接手这个班级的第一周李钊迟到了五天，每次都是上课后三五分钟他才慢腾腾地到教室门口报告，上课的老师都无奈地打断刚刚调动起来的情绪让他入座，每次他都像检阅部队的领导一样，面带微笑（甚至是坏笑）在大家的注目之下入座，每每听到下课回来的老师冲我抱怨，我只能给他们端上一杯茶。观察一周之后，我想该我“出招”了。在第二周的班会课上，我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中学生守则，温习了大家共同制定的班级公约，然后宣布对每天迟到的李钊采取“惩罚”措施——罚他每天做三件力所能及的好事，由值日班长负责记录、公布并上报。听到这个处罚决定，早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钊显得有些诧异，这种既不写检查又不请家长的“惩罚”出乎他的意料。接下来的一周，李钊虽然还是迟到，但是班务公开栏里值日班长做的“惩罚”记录却让人感到很温馨：修理门把手，捡起粉笔头，刮掉地板上的口香糖，修理垃圾桶，给老师拿教具——慢慢地，李钊的迟到记录少了，好事记录却在增加！大家习惯了李钊的好事，也习惯了李钊的守时！儿时的经历、学生李钊的蜕变让我想起了斯卡斯代尔的故事：有一位警察发现一辆飞速行使的自行车，测速仪显示竟然是汽车的速度！车手是哥本哈根一所學校的学生，因为赶着上学骑得快了点儿。警察笑着对他说：“你先上学，以后我会和你联系。”不久，那个孩子的学校接到一封来自哥本哈根最著名的自行车俱乐部的信，欢迎那个叫斯卡斯代尔的孩子参加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切训练条件，信中还夹着一张警察测定的速度单，孩子参加了自行车俱乐部。四年后，斯卡斯代尔成为丹麦的自行车赛冠军，并在奥运会上拿到了自行车赛冠军，这是丹麦自行车运动项目史上第一块金牌。警察温情的惩罚成就了一位奥运冠军，父亲的温情惩罚引导我认识到了躬耕田亩的艰辛，老师的温情惩罚保护了一个爱读书孩子的尊严、成就了我的读书梦，我的温情惩罚成就了一个学生的蜕变，这表明惩罚应该成为教育管理的一大“法宝”，但它不应总是一副死板的面孔，而应该包含温情，教育惩罚应该有自己的“温度”，这样的惩罚才会取得效果。缺乏温情的惩罚，罚出的非但不是孩子的积极性，反而会增强他们的逆反心理。我们作为教育者，必须把握好惩罚过程“温差”，用“惩罚的温度计”去弄清受罚者的成长需求、兴趣点和个性倾向等诸多因素；还必须营造出“温馨”的惩罚方式，学生在墙壁上乱涂乱画，可以“罚”他去板报小组，上课时不留心唱出声来，可以“罚”他去班级合唱队——只要在惩罚时应该多顾及学生的积极面，多一些温情的引导和温暖的爱意，尽可能保护其悄悄滋生的进取意识，学生是乐于接受“惩罚”的，换言之，只要教育惩罚充满“温情”，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养分”！
在殷商甲骨文中，“教”字被形象表现为：儿童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下一代尽“孝”。可见，我国的教育惩罚有着悠久的历史。“教”字的甲骨文形象表明，惩罚是教育中与生俱来、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内在必然。但是，教师泛滥的惩罚是绝对要不得的。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2013年教育部更是把“体罚学生”列入违反师德红线的十种行为之一。但教师如果碍于法律，不敢大胆地管理学生，甚至放任学生，降低自己工作的责任心，更是不可取，因为，这样的教师可能没有正确区分“惩罚”与“体罚”之间的根本区别，我们反对古代教育制度中的糟粕，反对教师做出侵害学生身心的暴力行为，因为这有违师德，我们更提倡教师运用自己的教育机智，在恰当的时候对学生实施必要的惩罚，教师惩罚学生，关键在于要把惩罚做到学生心里，让学生心服口服，让学生感觉老师的这种惩罚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发展，而不是老师给自己穿小鞋，也就是说，教师的惩罚行为非但没有让学生疏离自己，反倒让学生愿意贴近自己，也即“亲其师，信其道。”
小时候，我赶上了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母亲费尽心思准备的饭食，也只能要么把红薯蒸煮，要么磨成粉做成又黑又硬的窝头，对这些让我倒胃口的家伙，我不敢当面浪费，只好拿着它离开饭桌，再偷偷地藏到外面的石头缝里，父亲发现了我的举动，满脸怒色，但他没有发作，默默地从石缝里抠出那已经挤碎了的窝头，吹吃上面的尘土，轻轻地放到嘴里吃掉。第二天，父亲出山的时候叫上了我，我们来到自家的红薯地里锄草，红薯的秧蔓不但爬满了垄沟，而且贴地的地方还长处了蓄根，如果不及时处理会严重影响红薯的产量，父亲要我在前面翻秧，他在后面用锄头仔细地松土、锄草，一开始我还干的津津有味，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回头看看父亲，依然一丝不苟地挥动着锄头，偶尔会蹲下身子，仔细地给露出地表的小红薯培土。几个来回下来，父亲示意休息一下，我坐在父亲身边，他拨弄着身边的红薯秧苗，轻轻地说：“孩子，不要小看这颗红薯苗，今年收获之后，我要一个个地挑选红薯，一筐筐挑到山下的红薯井里藏一个冬天，来年开春再一筐筐地提出来，仔细地摆到育苗床上，两个月内每天早晨要给他们放风、淋水，晚上再给他们盖上塑料膜和草帘子，清明之后插秧，一亩地要插三千棵苗，每棵苗要一瓢水，水要从山脚下的小河里一桶桶挑上山，一桶水只能浇二十棵红薯苗，咱家有三亩地种红薯，你算算我要挑多少桶水？秧苗成活之后，每次雨后我要像这样锄地以免红薯蓄根，天旱了我更要锄地保墒，三亩地锄一遍至少要用七天时间。秋后红薯要一个一个地刨出来，一筐筐地挑到向阳的山坡上，三亩地出产红薯最少六千斤，我要和你的母亲挨个切成片晾晒红薯干，一片片地捡起来背回家入仓，你的母亲再用石磨磨成粉蒸窝头，虽然它不如白面馒头可口，但小麦不能种在这样干旱的山地里，我们又没有水浇地，只有种红薯才能保证咱家的口粮。”父亲惩罚了我的过错，但是这种惩罚是那样温暖，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暖暖的，自此我再没有浪费渗透着天下父母血汗的任何口粮。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学生，但那时学校既没有现在专用的图书室，也没有教室里的图书角，手中所谓的图书除了课本，还是课本。我如同一个饥渴难耐的沙漠旅者，不放过任何可以找到的图书报刊。有一次，我到曹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交作业，老师碰巧不在，他的床头桌上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吸引了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连长梁三喜，身先士卒、豪爽大度的靳开来，胸怀大志、才华过人的战士薛凯华，嫉恶如仇、一身正气的军长“雷神爷”让我热血沸腾，上课铃响了，我鬼使神差地把书揣到了自己的怀里跑向教室，看了一遍又一遍，孩子的私心让我没有告诉老师是我“借”走了他的书，每逢遇到曹老师我都心跳脸红，老师的微笑让我猜到了答案，老师非但没有问我只字片语，反而经常让我借阅他订阅、收藏的各种报刊、杂志，至今这本书我都没有还给老师，它已经成了一种无形的鞭策，让我感到温暖却又愧疚。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儿时的过错，我受过父亲的惩罚，也受过老师的惩罚，但那种惩罚却是那样的温暖，让我铭记一生。如今自己也做了老师，也惩罚自己犯错的学生，也力求自己的惩罚充满温情。学生李钊缺乏守时意识，上学经常迟到，学校的校规和班级的班规对他形同虚设，前任班主任对他软硬兼施，写过检查，找过家长，各种措施都无济于事，接手这个班级的第一周李钊迟到了五天，每次都是上课后三五分钟他才慢腾腾地到教室门口报告，上课的老师都无奈地打断刚刚调动起来的情绪让他入座，每次他都像检阅部队的领导一样，面带微笑（甚至是坏笑）在大家的注目之下入座，每每听到下课回来的老师冲我抱怨，我只能给他们端上一杯茶。观察一周之后，我想该我“出招”了。在第二周的班会课上，我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中学生守则，温习了大家共同制定的班级公约，然后宣布对每天迟到的李钊采取“惩罚”措施——罚他每天做三件力所能及的好事，由值日班长负责记录、公布并上报。听到这个处罚决定，早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钊显得有些诧异，这种既不写检查又不请家长的“惩罚”出乎他的意料。接下来的一周，李钊虽然还是迟到，但是班务公开栏里值日班长做的“惩罚”记录却让人感到很温馨：修理门把手，捡起粉笔头，刮掉地板上的口香糖，修理垃圾桶，给老师拿教具——慢慢地，李钊的迟到记录少了，好事记录却在增加！大家习惯了李钊的好事，也习惯了李钊的守时！儿时的经历、学生李钊的蜕变让我想起了斯卡斯代尔的故事：有一位警察发现一辆飞速行使的自行车，测速仪显示竟然是汽车的速度！车手是哥本哈根一所學校的学生，因为赶着上学骑得快了点儿。警察笑着对他说：“你先上学，以后我会和你联系。”不久，那个孩子的学校接到一封来自哥本哈根最著名的自行车俱乐部的信，欢迎那个叫斯卡斯代尔的孩子参加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切训练条件，信中还夹着一张警察测定的速度单，孩子参加了自行车俱乐部。四年后，斯卡斯代尔成为丹麦的自行车赛冠军，并在奥运会上拿到了自行车赛冠军，这是丹麦自行车运动项目史上第一块金牌。警察温情的惩罚成就了一位奥运冠军，父亲的温情惩罚引导我认识到了躬耕田亩的艰辛，老师的温情惩罚保护了一个爱读书孩子的尊严、成就了我的读书梦，我的温情惩罚成就了一个学生的蜕变，这表明惩罚应该成为教育管理的一大“法宝”，但它不应总是一副死板的面孔，而应该包含温情，教育惩罚应该有自己的“温度”，这样的惩罚才会取得效果。缺乏温情的惩罚，罚出的非但不是孩子的积极性，反而会增强他们的逆反心理。我们作为教育者，必须把握好惩罚过程“温差”，用“惩罚的温度计”去弄清受罚者的成长需求、兴趣点和个性倾向等诸多因素；还必须营造出“温馨”的惩罚方式，学生在墙壁上乱涂乱画，可以“罚”他去板报小组，上课时不留心唱出声来，可以“罚”他去班级合唱队——只要在惩罚时应该多顾及学生的积极面，多一些温情的引导和温暖的爱意，尽可能保护其悄悄滋生的进取意识，学生是乐于接受“惩罚”的，换言之，只要教育惩罚充满“温情”，就会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