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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Kaplan & Baldauf框架，从本体规划、地位规划、语言教育规划和声望規划四个方面，集中针对建国后国家对汉语拼音的规划进行分析，并指出了汉语拼音规划现已取得的进展及不足。
【关键词】：Kaplan & Baldauf框架；汉语拼音；语言规划
一、语言规划
术语“语言规划”，一般认为首次出现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1]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而根据Haugen本人的说法，Uriel Weinreich曾在1957年的一次研討会上使用过这一术语。无论何种说法是正确的，“语言规划”这一术语首次出现的时间大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
人类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发展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是关于“语言规划”的定义，界内始终未有统一的标准。通过观察“语言规划”的定义变迁，刘海涛[2]从跨越45年的语言规划文献中提取了30多种定义，通过分析将语言规划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1980年代中后期之前和19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征。
1980年代中后期之前，人们对于语言规划的看法通常是：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发展的干预，是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一种活动；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所谓语言问题是由语言的多样性引起的交流问题；语言规划一般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语言规划不仅仅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更多的是对语言应用的规划，对语言和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划；语言规划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活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规划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的不同在于，它通过明显的、有组织的人工干预在自然语言中引入“人造”成分[2]。
例如，Haugen曾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知道非同质语言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1]。后来又作出补充，“现在我宁愿将其视为语言规划的一个结果，它是实现语言规划工作者所做决策的一部分。语言规划的核心是‘用选择的方式，对现有的语言形式进行判断的活动。’简言之，可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3] Tauli则将“语言规划”定义为“语言规划是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语言规划涉及语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法、句法、词汇和正字法。语言规划理论是系统研究语言规划的目标、原则、方法和策略的学科。”[4]
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规划又有了更多的认识：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语言规划不是要消灭语言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这种多样性；语言规划的目的不再只是解决交际问题了，而且也应该考虑其他非交际的问题；语言规划也应该考虑受众的感受，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韵影响；语言规划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和社会学、政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规划应该被视为社会规划的一部分[2]。
例如，Halliday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它含有两种完全不同，而且本质上有冲突的成分：其一是有关‘意义’的，这与我们有关语言和符号学的所有其他活动是相同的：其二是关于 ‘设计’的。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设计系统和进化系统的区别，那么语言规划意味着在一个自然发展的系统（即语言）中引入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语言规划活动的重点在制度，而非本体，也就是说，它规划的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5] 胡壮麟[6]认为：（1）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2）它涉及私人和官方的努力。（3）语言规划旨在发现和解决交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语言学的，也有非语言学的。（4）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全国性问题，故需较长时间评估并在一定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5）语言规划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
汉语拼音的发展无疑也是一种语言规划活动。它通过国家官方、政府、机构、利益集团、个人对汉语拼音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和调节，涉及本体、地位、语言教育和声望的规划，以期实现国内外民众对汉语拼音使用的广度和深度。
二、中国汉语拼音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汉字标音最早标注方法为“直音法”、“反切法”，之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传播教义而创制了中国史上第一套罗马拼音方案。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内逐步深化的民族危机，国内出现了众多的汉语拼音方案，依次出现了“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以及“拉丁化新文字”。但是直至建国后，中国才进行了真正意义上有目的性、组织性及系统性的汉语拼音规划，并于1958年正式颁布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
三、Kaplan & Baldauf 框架在汉语拼音规划中的应用
Kaplan & Baldauf框架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应用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Robert B. Kaplan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RESOL教授Richard B. Baldauf Jr.共同提出的语言规划框架。该框架是一个综合性框架，整合了Haugen于1969年所提出的“2x2矩阵” 框架，Cooper1989年提出的“八问方案”以及Haarman1986年所提出的“声望规划”。 Kaplan & Baldauf框架内共含盖四类规划，分别是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以及声望规划。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构架模型，Kaplan & Baldauf框架被广泛应用分析各种语言规划行为。
在这部分，我们也将结合该框架来分析中国汉语拼音的规划历程。虽然中国汉语拼音从早期的“直音法”、“切音法”直至《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真正地对汉语拼音进行有目的性、组织性及系统性地规划始于建国之后。因此，我们将基于Kaplan & Baldauf框架，集中针对汉语拼音在建国后的规划活动进行分析。 （一）本体规划
语言本体规划，是指语言规划时对语言文字本身所进行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目的在于改善和增强文字的社会功能，便于人们使用[7]。在汉语拼音规划中，本体规划主要是众多语言学家的工作。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拼音方案委员会给出了六套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1月1日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大会，毛泽东主席表态赞成使用拉丁字母。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批示：“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语拼音的制定原则：“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的字母形式，以北京语音作为语音标准，是一种彻底采用音素化的拼音方法”。这些都属于汉语拼音本体方面的规划。
（二）地位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是指语言规划时为语言文字确定应有的、合适的地位，即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协调各种语言关系[7]。在汉语拼音的规划中，地位规划包括立法、政府的权威作用，如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音写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2001年1月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第十八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音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涉及中文音译的部分，都将要求采用汉语拼音，自2009年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等等。
（三）语言教育规划
语言教育规划，抑或我们所熟知的习得规划，主要涉及学校、教育、二语习得等相关方面。例如，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中小学开始实行汉语拼音教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用汉语拼音注音排序的规范性工具书的编写及出版；1963年公布的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包含三十个基本指式，尽可能通过象形来代表汉语拼音字母等等。
（四）声望规划
语言声望规划，是指从事与声望价值有关的语言规划活动，主要包括语言规划者的声望和语言接受者的声望两部分，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7]。在漢语拼音的规划中，具体如我国的国务院、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等等本身的声望，以及它们的活动产生的声望，辅之以这些机构及其活动在拼音规划时接受部门、社会群体及个人心中的声望。例如，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汉语拼音方案作出高度评价；1982年广电总局规范广播电视中关于产品型号的读音问题，统一做好汉语拼音正音工作，杜绝将标准代号的拼音字母读成英文字母的读音；2006年世界汉语大会召开，汉语国际推广成为国策，至今已有大量孔子学院在海外建立。这些都属于汉语拼音的声望规划。正如我们所知，声望规划是与语言形象相关的规划，“任何一种语言要能够推广，就必须具有吸引成员的正面形象，显示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即语言规划必须包含声望规划” [8]。
四、现行汉语拼音规划的进展与不足
自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以来，汉语拼音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及度十分高，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
汉语拼音规划至今已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汉语拼音最初带来的最大成就，无疑是为成功地在国内扫盲提供了一大助力，例如山西省万荣县就曾是扫盲活动成功的一个标杆。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则为聋人们能更好地交流和学习打开了一扇窗。2005年21位聋人演绎的千手观音，听不到任何声音，全程就是在手语指挥引导下完成的舞蹈动作。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得益于汉语拼音的简易及普及，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人们大多都能采用拼音输入法，熟练地在电脑或者手机上進行操作。此外，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小，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国际推广成为我国国策。由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精简易懂，不仅是“民族方案”，更是“国际方案”，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减少了国外友人学习汉语的难度，加快了汉语的对外传播。
然而，汉语拼音规划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以及声望规划。例如，李亚楠和周小兵指出，“现在方案中的简写（huei-hui，liou-liu，quen-qun），无意中造成了外国人学习拼音的困难，会诱导错误发音” [9]。这可以说是本体规划中存在的一点问题。此外，随着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原有地名，正从拼音字母逐渐转变为英文字母，或者半拼音半英文。例如，“杭州东”常见拼写版本就有三种，“Hangzhoudong”、“Hangzhou East” 以及“East Hangzhoudong”。根据国务院1978年做出的明确规定，地名标志上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包括专名和通名），都应当采用汉语拼音，不得使用外文，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因而正确的拼写的写法应当为“Hangzhoudong”。这种问题在日常中十分突出，可见，汉语拼音在地位规划上仍有待改进。国家机构的宣传力度以及下级部门的执行力度依旧欠缺。同时，大众似乎对此拼音的标注方式颇有异议，所以在声望规划方面，我国似乎做得也不是很到位。 五、结语
在我国，汉字标音从最初的“直音法”、“反切法”一步步发展至近代“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再至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功颁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基于之前的一个个方案，无数中国学者日日夜夜的辛劳与智慧最终凝聚成26个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形成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摆脱传统以汉字或汉字笔画注音的繁难，以其简单易学等优势，成功脱颖而出，对我国汉语教学、对外传播、日常交流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当然，现下的汉语拼音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本体规划、地位规划及声望规划方面，仍有欠缺。
语言的规划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汉语拼音方案》看似才只有仅60年历史的背后，是数百年间传教士及国人对汉语拼音的探索与思考。因而，虽然当下汉语拼音仍有其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汉语拼音的规划到目前整体上依旧是比较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Haugen E.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59， 1（3）：8-21.
[2] 劉海涛.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C]// 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 2004.
[3]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J]. Linguistic Reporter， 1971：N/A.
[4] Walter T.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J]. Babel， 1968， 16（4）：27.
[5]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37.
[6] 胡壮麟. 语言规划[J].语言文字应用， 1993，（1）：11-20.
[7] 陈章太. 语言规划研究[M]. 商务印书馆， 2005.
[8] 方小兵.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与华语方言的消失[J]. 生活教育， 2015（21）.
[9] 李亞楠， 周小兵. 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发展与对外汉语教学[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5， 13（6）：31-37.
【关键词】：Kaplan & Baldauf框架；汉语拼音；语言规划
一、语言规划
术语“语言规划”，一般认为首次出现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1]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美国语言学家Einar Haugen。而根据Haugen本人的说法，Uriel Weinreich曾在1957年的一次研討会上使用过这一术语。无论何种说法是正确的，“语言规划”这一术语首次出现的时间大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
人类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发展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是关于“语言规划”的定义，界内始终未有统一的标准。通过观察“语言规划”的定义变迁，刘海涛[2]从跨越45年的语言规划文献中提取了30多种定义，通过分析将语言规划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1980年代中后期之前和19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征。
1980年代中后期之前，人们对于语言规划的看法通常是：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发展的干预，是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一种活动；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所谓语言问题是由语言的多样性引起的交流问题；语言规划一般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语言规划不仅仅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更多的是对语言应用的规划，对语言和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划；语言规划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活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规划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的不同在于，它通过明显的、有组织的人工干预在自然语言中引入“人造”成分[2]。
例如，Haugen曾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知道非同质语言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1]。后来又作出补充，“现在我宁愿将其视为语言规划的一个结果，它是实现语言规划工作者所做决策的一部分。语言规划的核心是‘用选择的方式，对现有的语言形式进行判断的活动。’简言之，可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3] Tauli则将“语言规划”定义为“语言规划是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语言规划涉及语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法、句法、词汇和正字法。语言规划理论是系统研究语言规划的目标、原则、方法和策略的学科。”[4]
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规划又有了更多的认识：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语言规划不是要消灭语言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这种多样性；语言规划的目的不再只是解决交际问题了，而且也应该考虑其他非交际的问题；语言规划也应该考虑受众的感受，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韵影响；语言规划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和社会学、政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规划应该被视为社会规划的一部分[2]。
例如，Halliday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它含有两种完全不同，而且本质上有冲突的成分：其一是有关‘意义’的，这与我们有关语言和符号学的所有其他活动是相同的：其二是关于 ‘设计’的。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设计系统和进化系统的区别，那么语言规划意味着在一个自然发展的系统（即语言）中引入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语言规划活动的重点在制度，而非本体，也就是说，它规划的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5] 胡壮麟[6]认为：（1）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2）它涉及私人和官方的努力。（3）语言规划旨在发现和解决交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语言学的，也有非语言学的。（4）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全国性问题，故需较长时间评估并在一定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5）语言规划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
汉语拼音的发展无疑也是一种语言规划活动。它通过国家官方、政府、机构、利益集团、个人对汉语拼音进行有意识的干预和调节，涉及本体、地位、语言教育和声望的规划，以期实现国内外民众对汉语拼音使用的广度和深度。
二、中国汉语拼音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汉字标音最早标注方法为“直音法”、“反切法”，之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传播教义而创制了中国史上第一套罗马拼音方案。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内逐步深化的民族危机，国内出现了众多的汉语拼音方案，依次出现了“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以及“拉丁化新文字”。但是直至建国后，中国才进行了真正意义上有目的性、组织性及系统性的汉语拼音规划，并于1958年正式颁布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
三、Kaplan & Baldauf 框架在汉语拼音规划中的应用
Kaplan & Baldauf框架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应用语言学荣誉退休教授Robert B. Kaplan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RESOL教授Richard B. Baldauf Jr.共同提出的语言规划框架。该框架是一个综合性框架，整合了Haugen于1969年所提出的“2x2矩阵” 框架，Cooper1989年提出的“八问方案”以及Haarman1986年所提出的“声望规划”。 Kaplan & Baldauf框架内共含盖四类规划，分别是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以及声望规划。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构架模型，Kaplan & Baldauf框架被广泛应用分析各种语言规划行为。
在这部分，我们也将结合该框架来分析中国汉语拼音的规划历程。虽然中国汉语拼音从早期的“直音法”、“切音法”直至《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真正地对汉语拼音进行有目的性、组织性及系统性地规划始于建国之后。因此，我们将基于Kaplan & Baldauf框架，集中针对汉语拼音在建国后的规划活动进行分析。 （一）本体规划
语言本体规划，是指语言规划时对语言文字本身所进行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目的在于改善和增强文字的社会功能，便于人们使用[7]。在汉语拼音规划中，本体规划主要是众多语言学家的工作。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拼音方案委员会给出了六套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1月1日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大会，毛泽东主席表态赞成使用拉丁字母。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批示：“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语拼音的制定原则：“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的字母形式，以北京语音作为语音标准，是一种彻底采用音素化的拼音方法”。这些都属于汉语拼音本体方面的规划。
（二）地位规划
语言地位规划，是指语言规划时为语言文字确定应有的、合适的地位，即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协调各种语言关系[7]。在汉语拼音的规划中，地位规划包括立法、政府的权威作用，如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音写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2001年1月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第十八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音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涉及中文音译的部分，都将要求采用汉语拼音，自2009年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等等。
（三）语言教育规划
语言教育规划，抑或我们所熟知的习得规划，主要涉及学校、教育、二语习得等相关方面。例如，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中小学开始实行汉语拼音教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用汉语拼音注音排序的规范性工具书的编写及出版；1963年公布的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包含三十个基本指式，尽可能通过象形来代表汉语拼音字母等等。
（四）声望规划
语言声望规划，是指从事与声望价值有关的语言规划活动，主要包括语言规划者的声望和语言接受者的声望两部分，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7]。在漢语拼音的规划中，具体如我国的国务院、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等等本身的声望，以及它们的活动产生的声望，辅之以这些机构及其活动在拼音规划时接受部门、社会群体及个人心中的声望。例如，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对汉语拼音方案作出高度评价；1982年广电总局规范广播电视中关于产品型号的读音问题，统一做好汉语拼音正音工作，杜绝将标准代号的拼音字母读成英文字母的读音；2006年世界汉语大会召开，汉语国际推广成为国策，至今已有大量孔子学院在海外建立。这些都属于汉语拼音的声望规划。正如我们所知，声望规划是与语言形象相关的规划，“任何一种语言要能够推广，就必须具有吸引成员的正面形象，显示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即语言规划必须包含声望规划” [8]。
四、现行汉语拼音规划的进展与不足
自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以来，汉语拼音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及度十分高，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
汉语拼音规划至今已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汉语拼音最初带来的最大成就，无疑是为成功地在国内扫盲提供了一大助力，例如山西省万荣县就曾是扫盲活动成功的一个标杆。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则为聋人们能更好地交流和学习打开了一扇窗。2005年21位聋人演绎的千手观音，听不到任何声音，全程就是在手语指挥引导下完成的舞蹈动作。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得益于汉语拼音的简易及普及，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人们大多都能采用拼音输入法，熟练地在电脑或者手机上進行操作。此外，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小，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国际推广成为我国国策。由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精简易懂，不仅是“民族方案”，更是“国际方案”，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减少了国外友人学习汉语的难度，加快了汉语的对外传播。
然而，汉语拼音规划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以及声望规划。例如，李亚楠和周小兵指出，“现在方案中的简写（huei-hui，liou-liu，quen-qun），无意中造成了外国人学习拼音的困难，会诱导错误发音” [9]。这可以说是本体规划中存在的一点问题。此外，随着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原有地名，正从拼音字母逐渐转变为英文字母，或者半拼音半英文。例如，“杭州东”常见拼写版本就有三种，“Hangzhoudong”、“Hangzhou East” 以及“East Hangzhoudong”。根据国务院1978年做出的明确规定，地名标志上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包括专名和通名），都应当采用汉语拼音，不得使用外文，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因而正确的拼写的写法应当为“Hangzhoudong”。这种问题在日常中十分突出，可见，汉语拼音在地位规划上仍有待改进。国家机构的宣传力度以及下级部门的执行力度依旧欠缺。同时，大众似乎对此拼音的标注方式颇有异议，所以在声望规划方面，我国似乎做得也不是很到位。 五、结语
在我国，汉字标音从最初的“直音法”、“反切法”一步步发展至近代“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再至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功颁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基于之前的一个个方案，无数中国学者日日夜夜的辛劳与智慧最终凝聚成26个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形成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摆脱传统以汉字或汉字笔画注音的繁难，以其简单易学等优势，成功脱颖而出，对我国汉语教学、对外传播、日常交流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当然，现下的汉语拼音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本体规划、地位规划及声望规划方面，仍有欠缺。
语言的规划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汉语拼音方案》看似才只有仅60年历史的背后，是数百年间传教士及国人对汉语拼音的探索与思考。因而，虽然当下汉语拼音仍有其不足之处有待改进，汉语拼音的规划到目前整体上依旧是比较成功的。
参考文献：
[1] Haugen E.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59， 1（3）：8-21.
[2] 劉海涛.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C]// 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 2004.
[3]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J]. Linguistic Reporter， 1971：N/A.
[4] Walter T. Introduction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J]. Babel， 1968， 16（4）：27.
[5]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37.
[6] 胡壮麟. 语言规划[J].语言文字应用， 1993，（1）：11-20.
[7] 陈章太. 语言规划研究[M]. 商务印书馆， 2005.
[8] 方小兵.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与华语方言的消失[J]. 生活教育， 2015（21）.
[9] 李亞楠， 周小兵. 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发展与对外汉语教学[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5， 13（6）：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