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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现代经济的基石。绝大部分生产、投资、创新和就业岗位创造，都发生在公司内部。它们的决策不仅决定经济表现，同时也决定一个社会的健康与福祉。但由谁来管理公司，并且应代表谁来作出上述决策？
传统的公司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首先，只有投资者“投资于”公司，因此他们是唯一承担风险的人。其次，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没有摩擦，因此劳动者如果不喜欢某个公司对待他们的方式，可以离开并去往任何地方。
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作绝不仅仅是收入的来源，而是成年人个人和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在岗位上建立的关系以及因此而融入的群体赋予了他们目标，并帮助他们确定身份。工作不仅为劳动者提供物质效用，而且提供表现价值。这解释了为什么失业往往会严重冲击我们整体的生活满意度。
法律学者伊莎贝尔·费雷拉斯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公司：政治实体》一书中，進一步挑战了投资者治理公司的传统观念。她认为，问题源于未能将“法人”与“公司”区别开来。法人是一种国家认可的法律形式，规定了投资者的法律权利和责任，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本身则并非某种法律结构，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将法人嵌入由劳动者、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关系网络。
无论在法律意义还是经济逻辑上，如何治理公司的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费雷拉斯提出了一项与国家政府的类比。随着国家政治变得愈加民主，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议会成立，来补充由贵族统治的上议院。同样，公司也可以由两院制来进行管理，“劳工院”和“投资者院”拥有同样的发言权。德国的“共同决定制”相对接近费雷拉斯的提议，但由于工人代表在德国公司董事会中从来不具有平等权力，因此上述制度仍然存在缺陷。
“劳动者控制”对平衡投资者无视员工福利的冲动非常重要。但必须进一步关注另外两种社会外部因素。首先，现代创新需要生态系统，该系统中的公司严重依赖其他公司和供应商来制定标准、传播知识和技能。但很多时候会出现协调失败。例如，如果没有互补的上下游投资，哪怕可行的技术可能也无法成功诞生。
其次，还存在查尔斯·萨贝尔和我所说的“好工作”的外部性。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稀缺，会导致社区产生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弊病—家庭破裂、吸毒上瘾、犯罪、社会资本下降、仇外以及独裁价值观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不可能总是指望那些有好工作的“内部人”把“外部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即使劳动者在公司内部得到授权，我们也需要机制来确保更广泛的群体利益被内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政府行为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必须提供化解局部协调失败所需的推动力，还需要提供胡萝卜和大棒，从而使公司实现将好工作的外部性内化。而公司则不应将此类政府干预视为对其能力的限制。
近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不仅应对财务底线保持敏感，而且应当关注自身行为的社会和环境效应。现在，社会责任、利益相关方模型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标准”充斥着有关公司治理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自身定义为同时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混血组织”。有些公司已经发现提升劳动者待遇有利于创造利润。
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都是可喜的，但社会不应允许投资人及其代理来推动有关改革公司治理的讨论。如果公司作为社会和政治主体需要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劳动者和当地社区尤其应当在公司的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
传统的公司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首先，只有投资者“投资于”公司，因此他们是唯一承担风险的人。其次，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没有摩擦，因此劳动者如果不喜欢某个公司对待他们的方式，可以离开并去往任何地方。
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作绝不仅仅是收入的来源，而是成年人个人和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在岗位上建立的关系以及因此而融入的群体赋予了他们目标，并帮助他们确定身份。工作不仅为劳动者提供物质效用，而且提供表现价值。这解释了为什么失业往往会严重冲击我们整体的生活满意度。
法律学者伊莎贝尔·费雷拉斯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公司：政治实体》一书中，進一步挑战了投资者治理公司的传统观念。她认为，问题源于未能将“法人”与“公司”区别开来。法人是一种国家认可的法律形式，规定了投资者的法律权利和责任，以及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本身则并非某种法律结构，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将法人嵌入由劳动者、供应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构成的关系网络。
无论在法律意义还是经济逻辑上，如何治理公司的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费雷拉斯提出了一项与国家政府的类比。随着国家政治变得愈加民主，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议会成立，来补充由贵族统治的上议院。同样，公司也可以由两院制来进行管理，“劳工院”和“投资者院”拥有同样的发言权。德国的“共同决定制”相对接近费雷拉斯的提议，但由于工人代表在德国公司董事会中从来不具有平等权力，因此上述制度仍然存在缺陷。
“劳动者控制”对平衡投资者无视员工福利的冲动非常重要。但必须进一步关注另外两种社会外部因素。首先，现代创新需要生态系统，该系统中的公司严重依赖其他公司和供应商来制定标准、传播知识和技能。但很多时候会出现协调失败。例如，如果没有互补的上下游投资，哪怕可行的技术可能也无法成功诞生。
其次，还存在查尔斯·萨贝尔和我所说的“好工作”的外部性。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稀缺，会导致社区产生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弊病—家庭破裂、吸毒上瘾、犯罪、社会资本下降、仇外以及独裁价值观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不可能总是指望那些有好工作的“内部人”把“外部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即使劳动者在公司内部得到授权，我们也需要机制来确保更广泛的群体利益被内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政府行为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必须提供化解局部协调失败所需的推动力，还需要提供胡萝卜和大棒，从而使公司实现将好工作的外部性内化。而公司则不应将此类政府干预视为对其能力的限制。
近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们不仅应对财务底线保持敏感，而且应当关注自身行为的社会和环境效应。现在，社会责任、利益相关方模型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标准”充斥着有关公司治理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自身定义为同时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混血组织”。有些公司已经发现提升劳动者待遇有利于创造利润。
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都是可喜的，但社会不应允许投资人及其代理来推动有关改革公司治理的讨论。如果公司作为社会和政治主体需要服务于公共利益，那么劳动者和当地社区尤其应当在公司的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