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是不可移易的，然而它的道路很可能是充满了崎岖和曲折，不会一帆风顺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席卷天下的大势，影响所及几乎无远弗届，“任是深山更深处”，也不能置身局外。然而，在国际关系学家罗伯持·吉尔平看来，这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不但称不上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新现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尚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水平。他指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个规模来说，19世纪中期比今天的高。”
吉尔平绝不是信口开河。以国际金融为例，21世纪初的金融流量不能与19世纪末的金融流量相提并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大约把国内储蓄的一半投资于国外，1880～1913年间，英国资本输出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最多时达到10%。相比之下，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全世界对日本的资本输出惊叹不已，但实际上它只输出了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3%的资本而已。
再以劳动力流动来说，19世纪末以前的几十年间，几百万欧洲人横越大西洋，到北美永久定居下来；西欧人还大批移民到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些“新拓展地”；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大批移民到东南亚和非洲，从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强大动力。而现在的移民数量与当今的世界人口相比较来说，其比例则要低得多。
即使是最为发达的商品贸易，相对于今天的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规模而言，也要逊色于19世纪，虽说美国是当今经济最为全球化的国家，但美国进口商品额一般也只占到其国内全部产品的10%左右，与19世纪的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什么原因呢？吉尔平认为，有经济本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则是政治的因素，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就是因政治原因而夭折，两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打断了这一趋势。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也不能不受制于国际政治，“尽管导致一体化程度增加的技术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曾作为经济一体化进程动因的国家政策在过去逆转过，到将来还可能重新逆转。”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是不可移易的，然而它的道路很可能是充满了崎岖和曲折，不会一帆风顺的。
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有哪些呢？吉尔平并没有专门加以分析，但阅读《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全书，我们倒可以从中至少概括出这样一些国际矛盾，制约着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
首先，经济全球化和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国家行为的矛盾。在国际关系方面，吉尔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在国际体系总体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国家最关心的利益是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它的任何行为都将会以这一点为中心，尽管在很多时候安全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但却常有不相一致、相互冲突的情况发生。譬如今天就有很多国家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却投靠美国；即使是美中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之间，本来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互有你我的联系，但美国却执意要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这种坚持以政治作为首当其冲的行为取向当然会对国家间的经贸往来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一定的迟滞和制约。
其次，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中由不同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的矛盾。在吉尔平看来，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抽象概念，不同的执政精英代表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因而会影响到对国家利益的主观界定，并由此选择和执行一些有所偏好的国家政策，或激进，或稳健，或保守。而且，不同的国内经济利益会产生不同的经济主张，“出口企业对汇率十分关注，以国内市场为销售对象的企业则首先考虑本国政策的自主性。投资者喜欢资本流动自由，而劳工往往反对资本流动自由，除非资本的流动能增加对本国的投资。”
这种不同的利益偏好无疑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迥然不同的作用。
再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经济中心区和依附地区、边缘地区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也影响着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席卷天下的大势，影响所及几乎无远弗届，“任是深山更深处”，也不能置身局外。然而，在国际关系学家罗伯持·吉尔平看来，这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不但称不上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新现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尚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水平。他指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整个规模来说，19世纪中期比今天的高。”
吉尔平绝不是信口开河。以国际金融为例，21世纪初的金融流量不能与19世纪末的金融流量相提并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大约把国内储蓄的一半投资于国外，1880～1913年间，英国资本输出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最多时达到10%。相比之下，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全世界对日本的资本输出惊叹不已，但实际上它只输出了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3%的资本而已。
再以劳动力流动来说，19世纪末以前的几十年间，几百万欧洲人横越大西洋，到北美永久定居下来；西欧人还大批移民到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些“新拓展地”；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大批移民到东南亚和非洲，从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强大动力。而现在的移民数量与当今的世界人口相比较来说，其比例则要低得多。
即使是最为发达的商品贸易，相对于今天的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规模而言，也要逊色于19世纪，虽说美国是当今经济最为全球化的国家，但美国进口商品额一般也只占到其国内全部产品的10%左右，与19世纪的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什么原因呢？吉尔平认为，有经济本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则是政治的因素，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就是因政治原因而夭折，两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打断了这一趋势。而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潮流，也不能不受制于国际政治，“尽管导致一体化程度增加的技术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曾作为经济一体化进程动因的国家政策在过去逆转过，到将来还可能重新逆转。”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是不可移易的，然而它的道路很可能是充满了崎岖和曲折，不会一帆风顺的。
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有哪些呢？吉尔平并没有专门加以分析，但阅读《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全书，我们倒可以从中至少概括出这样一些国际矛盾，制约着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
首先，经济全球化和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国家行为的矛盾。在国际关系方面，吉尔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在国际体系总体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国家最关心的利益是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它的任何行为都将会以这一点为中心，尽管在很多时候安全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但却常有不相一致、相互冲突的情况发生。譬如今天就有很多国家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却投靠美国；即使是美中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之间，本来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互有你我的联系，但美国却执意要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这种坚持以政治作为首当其冲的行为取向当然会对国家间的经贸往来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一定的迟滞和制约。
其次，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中由不同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的矛盾。在吉尔平看来，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抽象概念，不同的执政精英代表不同的国内利益集团，因而会影响到对国家利益的主观界定，并由此选择和执行一些有所偏好的国家政策，或激进，或稳健，或保守。而且，不同的国内经济利益会产生不同的经济主张，“出口企业对汇率十分关注，以国内市场为销售对象的企业则首先考虑本国政策的自主性。投资者喜欢资本流动自由，而劳工往往反对资本流动自由，除非资本的流动能增加对本国的投资。”
这种不同的利益偏好无疑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迥然不同的作用。
再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经济中心区和依附地区、边缘地区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也影响着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