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供给—需求、数量—品质、物质—精神—全面、做大—分好的问题。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事业战略重点的变化，意味着方针政策的变化。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一、供给—需求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十一届六中全会，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经是制造业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简单地说，过去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要解决人们的需求“有没有”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内部需求满足程度的矛盾，主要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但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等、发展程度不均、富裕程度不平衡，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就是让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二、数量—品质的问题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在数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消費的品质。社会商品大为丰富，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宣告结束，商品品种繁多、数量充足、质量档次明显提高。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居民消费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海岛游、邮轮游……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居民出游方式多种多样。经历了吃饱一吃好后，正在向第三个阶段——健康发展。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这一需求侧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供给侧也要相应跟上。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不注重产品的品质，不注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注重技术创新，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大量内需外溢或“海陶”就是例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做出的必然选择。
三、物质—精神—全面的问题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7年达到4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群众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
四、做大—分好的问题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主要问题是如何公平分配蛋糕。当前，收入分配政策还不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差距较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矛盾变了，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发展。从收入分配来看，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在中等偏上行列，但农村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城市还有不少困难群众。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快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又需要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龙头地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带动其它区域联动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事业战略重点的变化，意味着方针政策的变化。如何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一、供给—需求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十一届六中全会，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经是制造业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简单地说，过去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主要要解决人们的需求“有没有”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内部需求满足程度的矛盾，主要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但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不等、发展程度不均、富裕程度不平衡，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就是让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二、数量—品质的问题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在数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消費的品质。社会商品大为丰富，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宣告结束，商品品种繁多、数量充足、质量档次明显提高。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居民消费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周边游、短途游、亲子游、海岛游、邮轮游……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居民出游方式多种多样。经历了吃饱一吃好后，正在向第三个阶段——健康发展。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这一需求侧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供给侧也要相应跟上。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不注重产品的品质，不注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注重技术创新，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大量内需外溢或“海陶”就是例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做出的必然选择。
三、物质—精神—全面的问题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7年达到4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群众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
四、做大—分好的问题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主要问题是如何公平分配蛋糕。当前，收入分配政策还不完善，居民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差距较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主要矛盾变了，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发展。从收入分配来看，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在中等偏上行列，但农村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城市还有不少困难群众。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快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又需要通过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龙头地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带动其它区域联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