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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5月17日17时，青海玉树大地震统计已有1484人死亡，312人失踪，12088人受伤。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不久前的智利大地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数据还会上升。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没有发生前震，玉树大地震之前可是发生了4.7级的前震，当时有宝贵的130分钟。当时，青海地震局进行过会商，会商材料称当时很多民众已经从房屋中跑出来。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宏表示，4.7级前震持续的时间较短、强度较弱，发生时间又正值凌晨，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所以并没有被重视。山西省地震局侯马地震台工程师余向红此前曾在地震预测卡片填上了一份短期地震预测的报告上报国家地震局。他预测，在2010年4月14日到2010年4月17日之间，在北纬32，7-33.7度、东经95.8-96.8度的范围，即青海玉树附近，将发生5.0-5.5级的地震。他对记者说，我测出地点和时间，主要通过仪器。但是因为仪器安装标准不高，仪器工作状态的灵敏度不合适，仪器维护不到位，造成资料干扰，再加之资料有限，导致在报震级的时候精确度不高。这方面今后要改进的话，还需要中国地震局支持，比如协调统一仪器安装标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及时更新。如果中国地震局领导重视，地震预测是可以做好的。需要重视地震仪器的调试，资料的共享。在地震预报途径方面目前只有填卡片，通过邮局邮过去的方式才承认，但是我们是在震前三四天预测到的，再走邮局就来不及了。应该允许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多种途径预报地震。
面对这个悲剧，人们不仅要思考：如果地震部门足够重视，紧急应对，政府有没有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紧急通知民众避震，减少伤亡的可能?人命关天，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地震部门应当反思。不久前，我看了独立电影人王利波摄制的纪录片《掩埋》。片中采访了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北京地震队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等专家，他们在唐山地震前，历经艰难，向国家地震局发出了准确预报。还采访了当年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吕兴亚、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侯世钧、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他们以简陋的仪器观测地电、磁偏角、水氡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做出记录，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观异常，也向有关部门准确预报了唐山地震。当年青龙县科委的王舂青，回忆了他把汪成民发出的临震信息带回县里，县委做出防震预告，创造了全县无人丧生的奇迹。片中还展示了作家张庆洲保留的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的录音，是他毅然决定向全县百姓传达临震信息。他掷地有声地说：
“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我考虑的是全县47万人!”片中还展示了很多文献档案：20世纪70年代的地震界内部刊物、写给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中学老师观测用的图纸、国家地震局关于青龙县避震成功的简报。这部纪录片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唐山地震不但有前兆，而且专家和基层群防群测人员都有正确预测，是国家地震局某些人失职，未能提请中央政府做出防震预报。24万多人丧生，超过东京大地震，成为20世纪全世界一次地震死亡人数之最。历史教训太惨重了。
我虽然不认识片中的人，但通过自己接触的一些事感受到，地震预测在中国首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大概七八年前，朋友张冠生说，看到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不知能否寻求公开出版的机会。这就是唐山作家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我向张冠生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郭沂纹。郭沂纹拿到了张庆洲的书稿以后，颇感兴趣，力主出版，社长、总编都认同，编辑排版设计也做好了。这时总编参加一个聚会，在饭局上说起本社将要推出这本新书。席间有人说，这样的题材最好事先和国家地震局沟通一下。没想到沟通的结果是地震局告到中宣部，中宣部不但制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这本书，而且给其他出版机构打招呼，不许出这本书，致使张庆洲的书稿被冷藏了几年。直到2005年，才由《报告文学》杂志推出。后来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以后，发行还是受阻。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很快网上便披露了耿庆国等专家预测5月8日前后10天阿坝一带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信息。一般人的反应一是震惊，二是遗憾：这样的预测为什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也有网民怀疑：是否真有耿庆国其人?耿庆国预测是否真有其事?恰好，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海亮，他不但和耿庆国本人很熟悉，还参与了他们的天灾预测活动。徐海亮告诉我，他5月20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文章，证明耿庆国和他的伙伴正确预测汶川地震决非谣传。他们后来公布，预测报告在2008年4月30日用机密件报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秘书长马凯和中国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提醒他们从5月份开始，在兰州以南至川甘宁交界地区将发生6到7级地震。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民政部减灾委的司长王振耀承认收到了这个报告。
当然，有人也会以科学的名义吹毛求疵：汶川地震是8级，你预测6到7级不准确。这种狡辩不值一驳。6到7级还不该重视吗?如果政府领导真的采信了6到7级的预报，还不该让老百姓防一防吗?如果有预防，能死这么多人吗?
中国不是没有成功避震的先例。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因为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毛远新在得到专家预测信息后做出了避震的决策，大约减少了10万死亡。再有就是本片讲述的冉广岐，根据汪成民等人的预测意见做出避震决策，青龙县倒了7000间房，没死一个人。耐人寻味的是，青龙县避震成功，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奖励，在国内却讳莫如深。国家地震局发了《简报》又迅即收回。影片的意思很明白：青龙县能做到的事，唐山等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做到?人们一联想，有关人的误判和失职就无法掩盖了。
从另一面讲，谁做出避震的行政决定，谁就要冒政治风险。如果通知老百姓避震，结果地震没有发生，轻则被嘲笑，重则干扰生产生活，影响社会秩序。1975年9月底，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时，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泽东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毛泽东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这段历史，由于毛远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判刑，很少有人提起。
面对决策的两难，我认为，政府的名誉是小，百姓的生命是大。限于当今科学的水平，预测地震确实达不到预报天气的精确程度。政府领导人在得知有专家预测大震临近之际，能否及时做出决策，告知百姓，尽可能减少人民伤亡，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伦理考验。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如何权衡轻重?我主张，宁可宽容政府误发地震预报，不可纵容政府漠视专家的预测意见，牺牲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无论是唐山、汶川，还是玉树，血的教训都应当昭示这样的结论。
可惜，无论是当今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舆论权力的掌握者，还有地震专业学术权力的掌握者，都不想正视这个血的教训。如此下去，必然如唐人杜牧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面对这个悲剧，人们不仅要思考：如果地震部门足够重视，紧急应对，政府有没有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紧急通知民众避震，减少伤亡的可能?人命关天，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地震部门应当反思。不久前，我看了独立电影人王利波摄制的纪录片《掩埋》。片中采访了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北京地震队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等专家，他们在唐山地震前，历经艰难，向国家地震局发出了准确预报。还采访了当年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吕兴亚、唐山乐亭红卫中学地震科研小组负责人侯世钧、唐山二中地震科研小组王书蔚、李伯齐夫妇。他们以简陋的仪器观测地电、磁偏角、水氡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做出记录，抓住了地震前一系列宏观异常，也向有关部门准确预报了唐山地震。当年青龙县科委的王舂青，回忆了他把汪成民发出的临震信息带回县里，县委做出防震预告，创造了全县无人丧生的奇迹。片中还展示了作家张庆洲保留的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的录音，是他毅然决定向全县百姓传达临震信息。他掷地有声地说：
“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我考虑的是全县47万人!”片中还展示了很多文献档案：20世纪70年代的地震界内部刊物、写给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中学老师观测用的图纸、国家地震局关于青龙县避震成功的简报。这部纪录片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唐山地震不但有前兆，而且专家和基层群防群测人员都有正确预测，是国家地震局某些人失职，未能提请中央政府做出防震预报。24万多人丧生，超过东京大地震，成为20世纪全世界一次地震死亡人数之最。历史教训太惨重了。
我虽然不认识片中的人，但通过自己接触的一些事感受到，地震预测在中国首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大概七八年前，朋友张冠生说，看到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不知能否寻求公开出版的机会。这就是唐山作家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我向张冠生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郭沂纹。郭沂纹拿到了张庆洲的书稿以后，颇感兴趣，力主出版，社长、总编都认同，编辑排版设计也做好了。这时总编参加一个聚会，在饭局上说起本社将要推出这本新书。席间有人说，这样的题材最好事先和国家地震局沟通一下。没想到沟通的结果是地震局告到中宣部，中宣部不但制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这本书，而且给其他出版机构打招呼，不许出这本书，致使张庆洲的书稿被冷藏了几年。直到2005年，才由《报告文学》杂志推出。后来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以后，发行还是受阻。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很快网上便披露了耿庆国等专家预测5月8日前后10天阿坝一带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信息。一般人的反应一是震惊，二是遗憾：这样的预测为什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也有网民怀疑：是否真有耿庆国其人?耿庆国预测是否真有其事?恰好，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海亮，他不但和耿庆国本人很熟悉，还参与了他们的天灾预测活动。徐海亮告诉我，他5月20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文章，证明耿庆国和他的伙伴正确预测汶川地震决非谣传。他们后来公布，预测报告在2008年4月30日用机密件报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秘书长马凯和中国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提醒他们从5月份开始，在兰州以南至川甘宁交界地区将发生6到7级地震。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民政部减灾委的司长王振耀承认收到了这个报告。
当然，有人也会以科学的名义吹毛求疵：汶川地震是8级，你预测6到7级不准确。这种狡辩不值一驳。6到7级还不该重视吗?如果政府领导真的采信了6到7级的预报，还不该让老百姓防一防吗?如果有预防，能死这么多人吗?
中国不是没有成功避震的先例。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因为辽宁省委书记李伯秋、毛远新在得到专家预测信息后做出了避震的决策，大约减少了10万死亡。再有就是本片讲述的冉广岐，根据汪成民等人的预测意见做出避震决策，青龙县倒了7000间房，没死一个人。耐人寻味的是，青龙县避震成功，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奖励，在国内却讳莫如深。国家地震局发了《简报》又迅即收回。影片的意思很明白：青龙县能做到的事，唐山等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做到?人们一联想，有关人的误判和失职就无法掩盖了。
从另一面讲，谁做出避震的行政决定，谁就要冒政治风险。如果通知老百姓避震，结果地震没有发生，轻则被嘲笑，重则干扰生产生活，影响社会秩序。1975年9月底，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城地震情况时，毛泽东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泽东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毛泽东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这段历史，由于毛远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判刑，很少有人提起。
面对决策的两难，我认为，政府的名誉是小，百姓的生命是大。限于当今科学的水平，预测地震确实达不到预报天气的精确程度。政府领导人在得知有专家预测大震临近之际，能否及时做出决策，告知百姓，尽可能减少人民伤亡，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伦理考验。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如何权衡轻重?我主张，宁可宽容政府误发地震预报，不可纵容政府漠视专家的预测意见，牺牲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无论是唐山、汶川，还是玉树，血的教训都应当昭示这样的结论。
可惜，无论是当今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舆论权力的掌握者，还有地震专业学术权力的掌握者，都不想正视这个血的教训。如此下去，必然如唐人杜牧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