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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旱显示气候变化的深远影响
云南从去年8月起连续八个月的大旱，西南数省的干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据气象部门评价，今年西南地区所遭遇的，是有气象资料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云南全省综合气象为八十年以上一遇的干旱，其中滇中、滇东、滇西东部地区为百年一遇，并已经演变为秋、冬、春连旱。2009年云南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偏少29％，全省平均最高气温为24.0℃，全省平均降雨日数65.9天，均打破了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同期的记录。西南大旱正在向湖南蔓延，湘西今年头两个月累计平均降雨只有23毫米，比历年同期均值减少74％。
中国是旱涝灾害十分频繁的国家。去年年初，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15省，也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多数灾区达到三十年一遇，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大面积干涸，水位达同期历史最低；北京市自2008年10月25日至2009年2月12日创造了长达110天的无雨雪记录。去年夏天，内蒙古持续无有效降水，遭受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在北方旱情加重的同时，近年来南方和东部多雨区旱情扩展和加重的事实，给我们带来非常不详的预感，也是一种深刻的警示：伴随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干旱将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危机。贵州省的抗旱救灾，要求“死守老百姓吃水的底线”，温总理在视察云南灾情时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水资源短缺与环境公平
西南大旱提供了一个透视环境公平的典型案例。水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它的开发、配置和使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行为、道德行为，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首先，在宏观经济决策层面，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造成城乡之间水资源配置的失衡和水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干旱地区但求保住吃水底线，与大城市浪费和挥霍水资源的现实构成强烈反差。事实上，生活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住房宽敞，开车上下班，每天洗澡，空调不断，其碳排放应该和美国中产家庭的水平不相上下；他们不但没有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相反，更多地占用短缺的水资源。
以北京为例，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水平的1／8和全球水平的约1／20，与沙漠国家以色列相当；然而，遍布城市的人工喷灌的草坪、人造水面和波光粼粼中的大剧院，却处处营造资源充沛的假象，奢侈性水消费更呈迅猛发展之势。目前，遍布各个区县的洗浴中心、水疗SPA、温泉会所等多达3000多家；此外，还有多达38个高尔夫球场、18个滑雪场。据估算，这些大量抽取地下水的高耗水场所一年的耗水量相当于几十个昆明湖的水量，
这并非北京的独特现象。天津同样是个极度千渴的城市，海河早已断流多年。去年春季北方大早之后，天津市总投资达300亿元的官港生态游乐园开建，也是一个高耗水的娱乐项目，其中的人工室内海滨浴场长300米、宽120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沙滩浴场。
其次，是地区之间的不公正。为了保持大城市高消费、高浪费的用水需求，大城市经常从更为落后、干旱的地区调水。从2003年起山西册田水库向北京官厅水库集中输水之后，至2008年，河北和山西两省连续五次为北京大规模输水，输水量累计约4亿立方米，包括为确保北京奥运会用水，2008年九、十月河北和山西两省向北京输水4500万立方米。然而，河北、山西两省也是极度缺水的省份。河北同北京一样，同属生态脆弱的海河--流域，已经连续11年大旱。真正治理和改变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的状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环境不公正，还体现为强势经济集团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工业化、城市化的追求，压倒了更大数量的农民民生的需求。云南作为水资源丰沛的地区，造成旱灾的重要原因是农田水利设施历史欠账多、投入不足；建设项目重大轻小，重大型骨干水电工程，重水电而轻水利。全省用于经济建设支出257.5亿元，同期水利水电基础设施建设仅1.44亿元，且主要是在水电而非水利上。而能够有效地减灾救灾、改善民生的主要是小型水利工程；大型水电站片面追求发电，与民争水，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大了水资源的供求矛盾。
即便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追求经济利益与保护生态、保护民生的尖锐冲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处沙漠化边缘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居然在国家建立的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区域，开发建设高耗水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规划占地7000亩，已开发3500亩。这一项目经媒体披露已被叫停。
促进中国的绿色发展
旱灾所透视的水资源使用问题，只是中国环境公平一个小小的缩影。由于环境公正直接关系民生，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计，成为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绿色发展必须更加关注社会公正和环境公平。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在快速地向中国农村地区和内地扩展，出现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从发达地区向边远贫困地区转移的状况，环境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社会问题。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五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进入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与凸显期。
显而易见，环境问题背后是一个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尽管中国已经提出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单一的GDP导向并没有真正改变；由于没有绿色GDP的评价，没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在国家宏观的经济政策中缺乏环境公平的维度，缺乏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中国的绿色发展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由于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别巨大的经济总量而即将成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因而对改善地球环境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借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应增加“同一个行动”。我们认为，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应当承担“有区别但较多”的责任，以应对人类社会的共同危机。
尽管这在短时间内可能降低一些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发展的成本；但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经济的真正遏制，而是中国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促进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的一个重大契机。为此，中国民间社会应当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发出更加明确的声音，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