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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水平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期间，来自中美两国的20多位大学校长围绕“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当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和“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主持的以“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为主题的会议中，与会中美校长们结合各自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对中美大学各自的责任和相互之间的互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讨论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的必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个话题实际上非常有意思。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这个话题的背景知识。 大家都知道，无论您所在的大学具有什么样的体制，或者是在哪个国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与各级政府都紧密相关、相互交织。部分原因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研究等基本使命获得政府认可，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福利等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和政府，大学与教会的关系应该有多紧密？大学应该具有多少自主权？这是自从大学建立1000多年以来，大学、政府和宗教团体一直需要应对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一基本问题。
第二，如何运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文化背景。如果你观察欧洲大学之间、美国大学之间，以及中国大学，或广泛地讲亚洲大学之间的差异，会发现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各不相同。这些关系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里面隐含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例如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国家的思维方式、大学所处的地位。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欧洲大学的校长，现在欧洲大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欧洲大学应该如何考虑政府和大学的关系。这一点需要我们记住，当然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即使在一个国家内，政府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比如在美国，有联邦政府，与大学有一系列关系。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对芝加哥大学而言，芝加哥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对地方政府的看法，与我们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因此当有人提到“政府”时，我们要清楚政府也有许多层级。
我们进行今天的讨论时，我认为这些背景都很重要。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也没有最好的模式可以去遵循。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我们有四位校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开场白，之后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我首先邀请杜克大学的布洛德海德校长发言。
大学要致力于实现教育的长远价值
美国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我们大家在不同的背景下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此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个团体。我们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为此应该相互学习，建立起合作的基础。我想提到的是，2010年世博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好几位校长都在上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大学领导作为贵宾出席这一活动，这说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点值得各国效仿。在世博会期间，我们进行了许多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
从那以后，杜克大学与中国大学开始了很多合作。比如，与武汉大学合作成立昆山杜克大学，该大学于2013年9月获得中国教育部正式许可。这是一所独立的大学，立足于高质量、国际化的教育。在初期，我们将提供三个硕士项目：医药物理、全球健康、管理学。同时，我们为美中两国的学生提供非学位通识教育。我们也欢迎来自中国其他大学的优秀学生能积极参与。
锦穆尔校长刚刚已经指出，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而不同的关系会导致不同的问题。2013年，美国大学联盟、中国九校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发布《合肥宣言》，提出关于当代研究型大学的十项特质。这是一份描述性的、发人深思的文件。《合肥宣言》目的是明确研究型大学有效运行的核心特质，改善政策环境，以保护、培育和发展这些重要特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
在美中两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我们各自的教育系统内都有不同类型的院校，这些院校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学生。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国家，研究型大学都只是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而言，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育方式。研究型大学是创造知识、延展认知能力的地方。研究型大学是专业研究的前沿，产生新发现的地方，而这些新发现能够改进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在社会中创造经济发展动力。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具有一种特殊价值的公民的地方，培养出来的公民最具创造力、创新精神、独立性、好奇心，能够用新颖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并且在某些情况出现时能用新的方法处理事情。
研究型大学从世界各地吸引优秀人才，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重要的是，大学为学生储存知识、提高能力，而这些知识和能力为企业、政府、社区发展和应对未知的、无法预期的情况提供准备。有人说，教育就像灭火器，在提供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广博的教育才能为你提供所需要的力量。但是，社会期望从大学中获得短期利益，与他们从研究型大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独立于联邦政府。自从1945年以来，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是一种科研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政府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为名，开始对研究资金进行压缩。然而，政府必须认可大学科研与教学带来的广泛、长期、深远的益处，用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要在研究方面投资，从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人非常担心教育成本。政府中的很多成员也已经表示了这种担心，并且就大学成本问题给大学施压。有些州要求大学公布教育支出，有些州要求大学公布学生毕业后第一年的工资。其实，大家都知道教育的成本，以及接受教育的益处。但是整个记录成本和益处的体系给人一种印象：大学的成本就是大学的价值。这是对教育价值的彻底曲解，尤其是将学生毕业时找到的工作及工资待遇作为其受教育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们正在打两个保卫战：一是要说服政府，解决大学经济方面的问题。政府不应削减研究开支，而应对研究进行投入，这样才会产生新的机遇；二是要提醒民众，在教育上所花的钱，是为整个人生购买了一件设备，不是为毕业的那一天买一份工作。这不是两个简单的战役，我认为，《合肥宣言》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合肥宣言》提醒我们，公众总是希望从研究型大学获得益处。但他们并不一定了解这些价值的基础在哪里。大学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些特殊的价值，是因为大学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来源，包括好奇心、独立思考、创新、智慧，以及学习某种知识的意愿。 社会期望获得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却总是忽略投资。我们如何将此事变得特别有说服力？不只是对我们自己有说服力，而是对他人有说服力。我们不需要政府的领导们像大学校长一样去思考，但需要他们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社会的价值不只是体现于毕业后的第一天，而是体现于整个生命当中，因此，人们需要一个创造和实现价值的场所。这也是我想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与我们想法不一致的公众了解教育的长远价值？
美国的研究机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主任尼古尔·洛克耶（Nigel Lockyer）：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大学、国家实验室、私营机构的研究是如何开展的，我的发言重点是国家实验室。美国联邦能源部下设17个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基础学科研究，二是国防事务，三是其他，比如可再生能源。阿贡国家实验室（ANL），是美国政府最老和最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实验室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是大型、多功能实验室，由芝加哥大学负责运营。费米实验室（Fermilab）是芝加哥大学负责运营的另外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隶属于联邦能源部，同时也由大学研究协会（URA）负责管理。此外，还有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运营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由斯坦福大学运营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等。这就是美国政府现有的并将继续推行的一种成功的模式。之所以需要国家实验室，是因为研究人员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在大学不能开展的实验。大学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建立大型设备。大学教师是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将这些领军思想者与优良的设备相联系，将会形成很强大的组合。大学的教授可以在国家实验室里寻求职位，实验室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可以互换，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阿贡国家实验室是多功能实验室，从事多种类型的研究。比如电池方面的研究。有些实验室被称为单一目标实验室，如费米实验室只做粒子物理的研究。这对实验室主任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单一目标实验室易于管理。美国国家实验室也与世界其他实验室建立联系。对于我本人所做的粒子物理而言，我希望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合作。在未来10-20年，费米实验室的目标是中微子物理领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目前在这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过去几年，中国在中微子物理领域有一些重大发现，走在了世界前沿。多年以来，中国只是一名追随者，突然间，中国作为领军人物出现在世界前列。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
再简单说一下我所了解的美国私营机构。在我年轻的时候，私营机构在研究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目前，美国的私营公司趋向于只做应用性研究，基础研究就留给了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政府希望了解基础研究的意义。我认为，我们有时无法把所有研究立刻变得有实用价值，有时要经过4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显示出一项研究的价值，量子力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时应坚持的原则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与政府或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密。发展至今，一所现代大学必不可免地受到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接受政府或多或少的拨款，二是为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发展需求服务。由此，政府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大学，而大学也会在多元层面对政府产生影响。这构成了现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基础。
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很多种模式，这与国家的社会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相关。具体到每一所大学，因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与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不同，甚至不仅与本国政府，还可能与外国政府形成互动。因此，我们可以界定大学-政府关系的若干种模式，但要穷尽所有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每一种模式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理由，因此我们很难复制有些学校的成功经验。
在建设健康的大学-政府关系的过程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根据某一社会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政府与大学间达成共识，并形成几条基本原则。在这个过程中，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两条主线。前者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后者是政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任何经费、管理、政策规定、研究，无一不是围绕这两者展开的。因此，只要大学-政府的关系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两个目标的实现，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关系是健康的。对于那些妨碍目标实现的制度性或操作性的内容，我们就要加以改良或改革。
我理想中的健康的大学-政府关系应当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学术和思想独立，以保障教师和学生追求真知的自由；第二，在应用科学研究方面，要加强政府与大学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第三，综合型大学应加强智库的建设，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政府要充分运用手中的资源，对大学发展进行杠杆调整。只有让一所大学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政府才能真正实现对大学的治理，并使其为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作出实际的贡献。
浙江大学如何建设与政府的和谐共生关系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始终和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大学需要政府提供环境和资源，政府需要大学输出人才和知识。但是，大学精神的塑造和大学学术的发展，希望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有的大学与政府保持距离、独立自治；有的大学与政府紧密互动、合作发展；有的大学受政府管辖，在政府支持和监管下自主办学。如何平衡和调适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
中国大学与政府的和谐共生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模式。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与各级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中国的主要大学都是公立学校，肩负着各种公共使命，通常利用学科与人才优势服务政府的各种需求，比如参与促进政府自身建设，参与政府规划和公共政策研究论证，接受政府委托开展相关社会调查分析，参与政府组织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中国政府作为大学举办者，为学校提供办学经费和空间，对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进行审批、监督和指导，优化学校办学环境。同时政府也保障了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内部管理上拥有充分办学自主权，并随着进一步改革，不断扩大中国大学的自主办学空间。中国大学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紧密合作，形成了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强大合力。
以浙江大学和浙江省为例，学校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和谐共生关系。浙江大学主动服务浙江省各级政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学校每年为全省各级政府培训管理骨干5000余人。二是接受政府委托开展咨询研究。学校50多名教授被省、市政府聘为咨询专家或顾问，承担了大量政府组织的规划研究和政策研究课题，许多咨询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采纳应用。三是为政府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比如，服务浙江省海洋战略，学校创建了新的海洋学院和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服务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校加强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转化，在全省建设了39个技术转移机构和一批政产学研合作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浙江大学的发展也得到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过去4年，中央政府在正常教育拨款外，另外给予浙江大学13.1亿元重点建设资金，浙江省政府提供了等额配套支持。浙江省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浙江大学建设、拓展办学空间，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为浙大提供建设资金超过80亿元，占地面积400万平方米的紫金港校区和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的舟山校区正在建设。浙江大学所在的杭州市政府提供近23万平方米住宅用地，支持学校建设4000余套人才专用房，解决教师住房困难和改善高层次人才住房条件。
浙江大学正在计划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校区，国家教育部、浙江省及地方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学校计划通过国际校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建设国际联合学院，进行联合人才培养、合作科学研究、高科技成果转化等国际合作。目前，国际校区选址定于浙江省海宁市，地方政府将无偿提供80万平方米土地和32亿元建设资金。我们真诚希望进一步加强浙江大学和世界顶尖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欢迎更多的国际名校进驻国际校区，和浙江大学一起打造全球知名的教育、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基地。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
中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今天能与美国高校同仁一起交流分享对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看法和体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以1978年为例，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40多元人民币（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1∶1.57计算，约合150多美元），一个普通家庭的年均收入也只有不到400元人民币（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1∶1.57计算，约合255美元）。我们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还有国家给的生活补贴，毕业以后国家包分配。到现在，中国政府仍然每年为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支付约80%的学费。同时，绝大部分高校的办学事业经费都来自中国政府，以2011年为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校的投入已经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约合635亿美元），占高校办学事业经费的58.4%。在科研经费方面，2011年，中国高校的科研总经费达到940.2亿元人民币（约合149亿美元），其中，约有680多亿人民币（约合109亿美元）都来自中国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支出，所占比重超过了73%。因此，中国高校的快速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全力支持。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我当然希望政府多给钱，少干预。但作为大学主要出资人的政府，其想法与我们不同，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时，要更好地发挥高校传承、创新、服务的精神和功能，就需要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和定义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其中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政府要更多地放权，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为此，我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大学的功能、内涵和治理结构决定了高校与政府不能是纯粹的行政隶属关系。教授治学、创新突破、标新立异、继存废立等需要摆脱刻板的行政条框的制约。
第二，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持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高校发展的基础和创新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大的财力不能成为制约和束缚的工具，而应成为鼓励竞争、创新和不断突破的源泉。
第三，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学科知识的大幅度交叉融合、人员思想的广泛流动变化，呼唤政府与高校建立新型高效的合作模式和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建立透明公正的资助模式，形成开放规范的社会评估机制，鼓励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的开门办学方式，允许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自主权。
虽然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但现代大学的终极目标都是致力于人类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我们期待与在座的朋友们一道，共同促进现代大学的更好发展，为全人类的和谐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大学应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我很同意前面几位中国大学校长的一些观点。与美国大学相比，中国大学跟政府的关系更加直接。现在，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地方对于教育投入的热情不断增加，大学对政府的依赖就更加明显。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成立了上海纽约大学，其运行的费用由政府提供。因此，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正确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国大学更需要有意识地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能够更加关注需要长期坚持的学术研究，以及自己的学术传统。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刚才大家都谈到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于短期效应，其实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大学也可能会比较多地关注短期效应，这就更需要关注传统、基础的东西。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校长应该向美国的大学校长学习，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中国大学从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中的人员费用比例很低，这种情况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处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学校长、科学家、学者共同努力，向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应该会有一些成效。
编辑 王俊烽
讨论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的必要性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当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个话题实际上非常有意思。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这个话题的背景知识。 大家都知道，无论您所在的大学具有什么样的体制，或者是在哪个国家，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与各级政府都紧密相关、相互交织。部分原因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研究等基本使命获得政府认可，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福利等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和政府，大学与教会的关系应该有多紧密？大学应该具有多少自主权？这是自从大学建立1000多年以来，大学、政府和宗教团体一直需要应对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一基本问题。
第二，如何运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文化背景。如果你观察欧洲大学之间、美国大学之间，以及中国大学，或广泛地讲亚洲大学之间的差异，会发现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各不相同。这些关系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里面隐含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例如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国家的思维方式、大学所处的地位。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欧洲大学的校长，现在欧洲大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欧洲大学应该如何考虑政府和大学的关系。这一点需要我们记住，当然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即使在一个国家内，政府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比如在美国，有联邦政府，与大学有一系列关系。地方政府也是如此。比如，对芝加哥大学而言，芝加哥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对地方政府的看法，与我们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因此当有人提到“政府”时，我们要清楚政府也有许多层级。
我们进行今天的讨论时，我认为这些背景都很重要。没有非常简单的答案，也没有最好的模式可以去遵循。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我们有四位校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开场白，之后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我首先邀请杜克大学的布洛德海德校长发言。
大学要致力于实现教育的长远价值
美国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我们大家在不同的背景下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此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个团体。我们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为此应该相互学习，建立起合作的基础。我想提到的是，2010年世博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好几位校长都在上海。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大学领导作为贵宾出席这一活动，这说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这点值得各国效仿。在世博会期间，我们进行了许多有关教育问题的讨论。
从那以后，杜克大学与中国大学开始了很多合作。比如，与武汉大学合作成立昆山杜克大学，该大学于2013年9月获得中国教育部正式许可。这是一所独立的大学，立足于高质量、国际化的教育。在初期，我们将提供三个硕士项目：医药物理、全球健康、管理学。同时，我们为美中两国的学生提供非学位通识教育。我们也欢迎来自中国其他大学的优秀学生能积极参与。
锦穆尔校长刚刚已经指出，大学与政府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而不同的关系会导致不同的问题。2013年，美国大学联盟、中国九校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发布《合肥宣言》，提出关于当代研究型大学的十项特质。这是一份描述性的、发人深思的文件。《合肥宣言》目的是明确研究型大学有效运行的核心特质，改善政策环境，以保护、培育和发展这些重要特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
在美中两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我们各自的教育系统内都有不同类型的院校，这些院校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学生。与此同时，在任何一个国家，研究型大学都只是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而言，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教育方式。研究型大学是创造知识、延展认知能力的地方。研究型大学是专业研究的前沿，产生新发现的地方，而这些新发现能够改进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在社会中创造经济发展动力。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具有一种特殊价值的公民的地方，培养出来的公民最具创造力、创新精神、独立性、好奇心，能够用新颖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并且在某些情况出现时能用新的方法处理事情。
研究型大学从世界各地吸引优秀人才，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重要的是，大学为学生储存知识、提高能力，而这些知识和能力为企业、政府、社区发展和应对未知的、无法预期的情况提供准备。有人说，教育就像灭火器，在提供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广博的教育才能为你提供所需要的力量。但是，社会期望从大学中获得短期利益，与他们从研究型大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独立于联邦政府。自从1945年以来，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是一种科研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政府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为名，开始对研究资金进行压缩。然而，政府必须认可大学科研与教学带来的广泛、长期、深远的益处，用发展的眼光解决问题，要在研究方面投资，从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人非常担心教育成本。政府中的很多成员也已经表示了这种担心，并且就大学成本问题给大学施压。有些州要求大学公布教育支出，有些州要求大学公布学生毕业后第一年的工资。其实，大家都知道教育的成本，以及接受教育的益处。但是整个记录成本和益处的体系给人一种印象：大学的成本就是大学的价值。这是对教育价值的彻底曲解，尤其是将学生毕业时找到的工作及工资待遇作为其受教育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们正在打两个保卫战：一是要说服政府，解决大学经济方面的问题。政府不应削减研究开支，而应对研究进行投入，这样才会产生新的机遇；二是要提醒民众，在教育上所花的钱，是为整个人生购买了一件设备，不是为毕业的那一天买一份工作。这不是两个简单的战役，我认为，《合肥宣言》对这个问题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合肥宣言》提醒我们，公众总是希望从研究型大学获得益处。但他们并不一定了解这些价值的基础在哪里。大学之所以能够提供这些特殊的价值，是因为大学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来源，包括好奇心、独立思考、创新、智慧，以及学习某种知识的意愿。 社会期望获得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却总是忽略投资。我们如何将此事变得特别有说服力？不只是对我们自己有说服力，而是对他人有说服力。我们不需要政府的领导们像大学校长一样去思考，但需要他们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社会的价值不只是体现于毕业后的第一天，而是体现于整个生命当中，因此，人们需要一个创造和实现价值的场所。这也是我想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与我们想法不一致的公众了解教育的长远价值？
美国的研究机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主任尼古尔·洛克耶（Nigel Lockyer）：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大学、国家实验室、私营机构的研究是如何开展的，我的发言重点是国家实验室。美国联邦能源部下设17个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基础学科研究，二是国防事务，三是其他，比如可再生能源。阿贡国家实验室（ANL），是美国政府最老和最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实验室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是大型、多功能实验室，由芝加哥大学负责运营。费米实验室（Fermilab）是芝加哥大学负责运营的另外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隶属于联邦能源部，同时也由大学研究协会（URA）负责管理。此外，还有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运营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由斯坦福大学运营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等。这就是美国政府现有的并将继续推行的一种成功的模式。之所以需要国家实验室，是因为研究人员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在大学不能开展的实验。大学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多，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建立大型设备。大学教师是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将这些领军思想者与优良的设备相联系，将会形成很强大的组合。大学的教授可以在国家实验室里寻求职位，实验室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可以互换，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阿贡国家实验室是多功能实验室，从事多种类型的研究。比如电池方面的研究。有些实验室被称为单一目标实验室，如费米实验室只做粒子物理的研究。这对实验室主任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单一目标实验室易于管理。美国国家实验室也与世界其他实验室建立联系。对于我本人所做的粒子物理而言，我希望能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合作。在未来10-20年，费米实验室的目标是中微子物理领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目前在这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过去几年，中国在中微子物理领域有一些重大发现，走在了世界前沿。多年以来，中国只是一名追随者，突然间，中国作为领军人物出现在世界前列。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
再简单说一下我所了解的美国私营机构。在我年轻的时候，私营机构在研究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目前，美国的私营公司趋向于只做应用性研究，基础研究就留给了大学和国家实验室。政府希望了解基础研究的意义。我认为，我们有时无法把所有研究立刻变得有实用价值，有时要经过4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显示出一项研究的价值，量子力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时应坚持的原则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与政府或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密。发展至今，一所现代大学必不可免地受到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接受政府或多或少的拨款，二是为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发展需求服务。由此，政府会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大学，而大学也会在多元层面对政府产生影响。这构成了现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基础。
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很多种模式，这与国家的社会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相关。具体到每一所大学，因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与各级政府间的关系不同，甚至不仅与本国政府，还可能与外国政府形成互动。因此，我们可以界定大学-政府关系的若干种模式，但要穷尽所有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每一种模式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与理由，因此我们很难复制有些学校的成功经验。
在建设健康的大学-政府关系的过程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根据某一社会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政府与大学间达成共识，并形成几条基本原则。在这个过程中，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两条主线。前者是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后者是政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任何经费、管理、政策规定、研究，无一不是围绕这两者展开的。因此，只要大学-政府的关系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两个目标的实现，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关系是健康的。对于那些妨碍目标实现的制度性或操作性的内容，我们就要加以改良或改革。
我理想中的健康的大学-政府关系应当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学术和思想独立，以保障教师和学生追求真知的自由；第二，在应用科学研究方面，要加强政府与大学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第三，综合型大学应加强智库的建设，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政府要充分运用手中的资源，对大学发展进行杠杆调整。只有让一所大学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政府才能真正实现对大学的治理，并使其为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作出实际的贡献。
浙江大学如何建设与政府的和谐共生关系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始终和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大学需要政府提供环境和资源，政府需要大学输出人才和知识。但是，大学精神的塑造和大学学术的发展，希望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治空间。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有的大学与政府保持距离、独立自治；有的大学与政府紧密互动、合作发展；有的大学受政府管辖，在政府支持和监管下自主办学。如何平衡和调适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国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
中国大学与政府的和谐共生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模式。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与各级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中国的主要大学都是公立学校，肩负着各种公共使命，通常利用学科与人才优势服务政府的各种需求，比如参与促进政府自身建设，参与政府规划和公共政策研究论证，接受政府委托开展相关社会调查分析，参与政府组织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中国政府作为大学举办者，为学校提供办学经费和空间，对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进行审批、监督和指导，优化学校办学环境。同时政府也保障了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内部管理上拥有充分办学自主权，并随着进一步改革，不断扩大中国大学的自主办学空间。中国大学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紧密合作，形成了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强大合力。
以浙江大学和浙江省为例，学校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和谐共生关系。浙江大学主动服务浙江省各级政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学校每年为全省各级政府培训管理骨干5000余人。二是接受政府委托开展咨询研究。学校50多名教授被省、市政府聘为咨询专家或顾问，承担了大量政府组织的规划研究和政策研究课题，许多咨询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采纳应用。三是为政府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比如，服务浙江省海洋战略，学校创建了新的海洋学院和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服务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校加强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转化，在全省建设了39个技术转移机构和一批政产学研合作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浙江大学的发展也得到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过去4年，中央政府在正常教育拨款外，另外给予浙江大学13.1亿元重点建设资金，浙江省政府提供了等额配套支持。浙江省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浙江大学建设、拓展办学空间，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为浙大提供建设资金超过80亿元，占地面积400万平方米的紫金港校区和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的舟山校区正在建设。浙江大学所在的杭州市政府提供近23万平方米住宅用地，支持学校建设4000余套人才专用房，解决教师住房困难和改善高层次人才住房条件。
浙江大学正在计划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校区，国家教育部、浙江省及地方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学校计划通过国际校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建设国际联合学院，进行联合人才培养、合作科学研究、高科技成果转化等国际合作。目前，国际校区选址定于浙江省海宁市，地方政府将无偿提供80万平方米土地和32亿元建设资金。我们真诚希望进一步加强浙江大学和世界顶尖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欢迎更多的国际名校进驻国际校区，和浙江大学一起打造全球知名的教育、研发、转化和产业化基地。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
中国高校与政府的关系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今天能与美国高校同仁一起交流分享对现代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看法和体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以1978年为例，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240多元人民币（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1∶1.57计算，约合150多美元），一个普通家庭的年均收入也只有不到400元人民币（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1∶1.57计算，约合255美元）。我们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还有国家给的生活补贴，毕业以后国家包分配。到现在，中国政府仍然每年为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支付约80%的学费。同时，绝大部分高校的办学事业经费都来自中国政府，以2011年为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高校的投入已经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约合635亿美元），占高校办学事业经费的58.4%。在科研经费方面，2011年，中国高校的科研总经费达到940.2亿元人民币（约合149亿美元），其中，约有680多亿人民币（约合109亿美元）都来自中国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支出，所占比重超过了73%。因此，中国高校的快速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全力支持。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我当然希望政府多给钱，少干预。但作为大学主要出资人的政府，其想法与我们不同，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时，要更好地发挥高校传承、创新、服务的精神和功能，就需要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和定义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其中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政府要更多地放权，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为此，我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大学的功能、内涵和治理结构决定了高校与政府不能是纯粹的行政隶属关系。教授治学、创新突破、标新立异、继存废立等需要摆脱刻板的行政条框的制约。
第二，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持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高校发展的基础和创新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强大的财力不能成为制约和束缚的工具，而应成为鼓励竞争、创新和不断突破的源泉。
第三，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学科知识的大幅度交叉融合、人员思想的广泛流动变化，呼唤政府与高校建立新型高效的合作模式和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建立透明公正的资助模式，形成开放规范的社会评估机制，鼓励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的开门办学方式，允许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自主权。
虽然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但现代大学的终极目标都是致力于人类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我们期待与在座的朋友们一道，共同促进现代大学的更好发展，为全人类的和谐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大学应正确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我很同意前面几位中国大学校长的一些观点。与美国大学相比，中国大学跟政府的关系更加直接。现在，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地方对于教育投入的热情不断增加，大学对政府的依赖就更加明显。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成立了上海纽约大学，其运行的费用由政府提供。因此，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正确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国大学更需要有意识地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性，能够更加关注需要长期坚持的学术研究，以及自己的学术传统。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刚才大家都谈到政府可能会更加关注于短期效应，其实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大学也可能会比较多地关注短期效应，这就更需要关注传统、基础的东西。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校长应该向美国的大学校长学习，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中国大学从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中的人员费用比例很低，这种情况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处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学校长、科学家、学者共同努力，向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应该会有一些成效。
编辑 王俊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