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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美国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辞世，享年85岁。在银幕上，她留下的角色永远是有着金色卷发和甜美酒窝、欢快地跳着踢踏舞的小女孩，在美国大萧条时代带给了民众对生活的渴望。
纵观文化史，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儿童形象，少之又少。在西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秀兰·邓波儿，是大萧条时期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在国内，我们会想到潘冬子、张嘎、雨来、王二小，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红色经典形象，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史儿童叙事的中心位置。
中美两国影视文化都在非常态时期塑造着“儿童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儿童英雄的具体塑造模式上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于两国文化中对于“个体”价值的不同态度。
尼尔·波兹曼在其作品《童年的消逝》中曾沮丧地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任何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他接着说，“美国文化敌视童年”，不仅是美国文化，我们现今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在敌视童年。文化史里的儿童叙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衰减。
童星之中，像秀兰·邓波儿这样，高龄寿终正寝，永远以十岁可爱模样定格于世人心中的，几乎绝无仅有。她是最伟大的童星，没有之一；她用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全世界人的生活。
大萧条时期的一抹亮色：“大众小情人”的小卷发、小酒窝
而今，距离秀兰·邓波儿的时代太遥远了。
和她同时代的巨人，罗斯福、卓别林早已作古。她属于7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当然，她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邓波儿去世之后，其家族发表声明称：“我们向她致敬。她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生命，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名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我们敬爱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和崇拜了55年的妻子。”
1929年底，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随后又迅速席卷全球。由此，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萧条。而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电影业却迎来了空前繁荣。此时被捧红的两位影史巨星，一位是卓别林，另一位就是秀兰·邓波儿。相比于卓别林，童星秀兰·邓波儿的成名无疑更加体现了大萧条时期人们的偏好。她的天赋固然重要，但那个时代人们对歌舞片的偏爱也成就了她，越是绝望的状态下人越要放松。
秀兰·邓波儿出生于1928年，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的童星，可谓家喻户晓。4岁不到，她就出演了第一部影片《婴儿战争》，接下来她又演了一系列蹒跚学步的孩子形象。
1934年4月，6岁的秀兰·邓波儿主演《起立欢呼》大获成功。此后一年中，秀兰·邓波儿一口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
由于在这几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1935年，年仅7岁的她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成为有史以来获得奥斯卡奖的第一个孩子。
从1934年到1939年，秀兰·邓波儿每年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十大明星之一，既是当时美国儿童崇拜的偶像，也是成年人心目中的宠儿，曾有“大众小情人”之称。
邓波儿始终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2010年她感言：“如果我还能再活一遍的话，我将不会对我的一生作任何改变。”
童星产业链：
一旦不再纯真，便失去一切
17岁结婚、20岁生子、22岁对演艺生涯全盘放弃，邓波儿一生的辉煌在10岁之前就已经完结。
好莱坞深知邓波儿的价值在于童真。他们为这种童真量身定制角色，无一例外都是乐观的、纯真的，能够融化任何坚硬的心。他们甚至为她裹上了一层“保鲜膜”——让她尽可能多地呆在家里，减少与公众的接触，以此来保护她的孩子气。邓波儿自己也回忆说，曾经有制片公司高层对她说，一旦她不再纯真，观众会立刻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事实证明，观众就是要看一头卷毛、善良调皮、看上去像个小大人却又充满孩子气的邓波儿形象，任何改变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快。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她进入少女时代，渐脱稚气，她的银幕魅力也逐渐消退。人们是如此热爱那个童年的她，以至于无法接受自己心目中的小宝贝已经长大的事实。1940年，出落成高挑少女的邓波儿主演了电影《青鸟》，却票房惨淡，也几乎宣告了她演艺生涯巅峰期的终结。
在别的七岁孩子捧着冰淇淋时，她捧着奥斯卡小金人，别的女演员刚毕业在剧组间奔波演女四女五，她已经功德圆满息影了。大多数童星难免伤仲永的悲剧，在演艺圈打拼经年，成就难超最初，因为观众爱看小妮子嘟嘴，但对欧巴桑卖萌作呕，更何况，接受童星长大，就等于承认自己老了。而邓波儿明智息影，以自己累积的知名度从政，成为美国颇具名望的外交官，将银幕上的小可爱永远定格。
小女孩拯救世界：
全美民众的“人民英雄”
邓波儿成了大萧条时代真正的明星，她用“那天真无邪的美好，让正在困境中的人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在那个人们需要排队领取食品救济的年代，邓波儿的形象在美国杂志和广告中每天几乎出现20次，她超过德高望重的时任总统罗斯福，成为出镜率最高的公众人物。更重要的是，她就是美国民众希望与梦想的化身，成就了一个“个体英雄”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诞生也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新教精神”作为宗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美国精神的主体，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的道德规范。“新教精神”也作为美国电影文化的一面旗帜，一直贯穿于美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比如基督教观点认为上帝创造每一个个体都有其意义，每一个生命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都极为宝贵……
在很多好莱坞灾难片里拯救地球的不是总统、将军、特工这样的大人物，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小人物。而邓波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塑造的小女孩形象也是通过一己之力去拯救了其他的家庭和生命，甚至在对角色的设置上，她通常是以“孤女”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说，她几乎完全剥离了社会性，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她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意义扩大到了整个民族，成为了拯救全美国民众的“人民英雄”。
延伸阅读
邓波儿在中国
1936年，邓波儿出演《偷渡者》，又唱又跳甚至说着流利普通话的邓波儿在这部音乐冒险片中饰演迷途小孩，在上海流离失所。8岁的秀兰·邓波儿说了中文台词，其中一句是“怎么回事，胡先生？”语调中带有明显的美国口音，但那股可爱劲儿，令人回味无穷，忍俊不禁。这是她与中国最早的“结缘”。
当时，秀兰·邓波儿的名字第一时间出现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每周首映美国电影”的广告上。她带来的《小天使》、《亮眼睛》、《卷毛头》之类的快乐音符，直接启迪中国电影的创作。就在邓波儿登陆上海不久，上海也出了一个能唱能跳的小童星，名叫胡蓉蓉，在夏衍编剧的知名影片《压岁钱》中，胡蓉蓉模仿了跳踢踏舞的秀兰·邓波儿。胡蓉蓉是时代宠儿，名冠上海，她也是中国第一个芭蕾舞演员。
之后，邓波儿在中国长期销声匿迹，直到“文革”之后，掀起第二波热潮。
1977年4月，邓波儿到访中国。大部分中国人看秀兰的电影，都是在央视。上世纪80年代，央视开始播出她的电影。一位中国观众在得知邓波儿去世后说：“我很诧异，我们儿时老电影中的童星，原以为早已与我们天人永隔，没想到迟至今日才是真正的永别。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凌乱感？”
纵观文化史，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儿童形象，少之又少。在西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秀兰·邓波儿，是大萧条时期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在国内，我们会想到潘冬子、张嘎、雨来、王二小，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红色经典形象，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史儿童叙事的中心位置。
中美两国影视文化都在非常态时期塑造着“儿童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儿童英雄的具体塑造模式上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深层的原因则来自于两国文化中对于“个体”价值的不同态度。
尼尔·波兹曼在其作品《童年的消逝》中曾沮丧地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任何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他接着说，“美国文化敌视童年”，不仅是美国文化，我们现今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在敌视童年。文化史里的儿童叙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衰减。
童星之中，像秀兰·邓波儿这样，高龄寿终正寝，永远以十岁可爱模样定格于世人心中的，几乎绝无仅有。她是最伟大的童星，没有之一；她用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全世界人的生活。
大萧条时期的一抹亮色：“大众小情人”的小卷发、小酒窝
而今，距离秀兰·邓波儿的时代太遥远了。
和她同时代的巨人，罗斯福、卓别林早已作古。她属于7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当然，她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邓波儿去世之后，其家族发表声明称：“我们向她致敬。她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生命，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名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我们敬爱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和崇拜了55年的妻子。”
1929年底，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随后又迅速席卷全球。由此，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萧条。而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电影业却迎来了空前繁荣。此时被捧红的两位影史巨星，一位是卓别林，另一位就是秀兰·邓波儿。相比于卓别林，童星秀兰·邓波儿的成名无疑更加体现了大萧条时期人们的偏好。她的天赋固然重要，但那个时代人们对歌舞片的偏爱也成就了她，越是绝望的状态下人越要放松。
秀兰·邓波儿出生于1928年，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的童星，可谓家喻户晓。4岁不到，她就出演了第一部影片《婴儿战争》，接下来她又演了一系列蹒跚学步的孩子形象。
1934年4月，6岁的秀兰·邓波儿主演《起立欢呼》大获成功。此后一年中，秀兰·邓波儿一口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
由于在这几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1935年，年仅7岁的她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成为有史以来获得奥斯卡奖的第一个孩子。
从1934年到1939年，秀兰·邓波儿每年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十大明星之一，既是当时美国儿童崇拜的偶像，也是成年人心目中的宠儿，曾有“大众小情人”之称。
邓波儿始终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2010年她感言：“如果我还能再活一遍的话，我将不会对我的一生作任何改变。”
童星产业链：
一旦不再纯真，便失去一切
17岁结婚、20岁生子、22岁对演艺生涯全盘放弃，邓波儿一生的辉煌在10岁之前就已经完结。
好莱坞深知邓波儿的价值在于童真。他们为这种童真量身定制角色，无一例外都是乐观的、纯真的，能够融化任何坚硬的心。他们甚至为她裹上了一层“保鲜膜”——让她尽可能多地呆在家里，减少与公众的接触，以此来保护她的孩子气。邓波儿自己也回忆说，曾经有制片公司高层对她说，一旦她不再纯真，观众会立刻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事实证明，观众就是要看一头卷毛、善良调皮、看上去像个小大人却又充满孩子气的邓波儿形象，任何改变都会使他们感到不快。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她进入少女时代，渐脱稚气，她的银幕魅力也逐渐消退。人们是如此热爱那个童年的她，以至于无法接受自己心目中的小宝贝已经长大的事实。1940年，出落成高挑少女的邓波儿主演了电影《青鸟》，却票房惨淡，也几乎宣告了她演艺生涯巅峰期的终结。
在别的七岁孩子捧着冰淇淋时，她捧着奥斯卡小金人，别的女演员刚毕业在剧组间奔波演女四女五，她已经功德圆满息影了。大多数童星难免伤仲永的悲剧，在演艺圈打拼经年，成就难超最初，因为观众爱看小妮子嘟嘴，但对欧巴桑卖萌作呕，更何况，接受童星长大，就等于承认自己老了。而邓波儿明智息影，以自己累积的知名度从政，成为美国颇具名望的外交官，将银幕上的小可爱永远定格。
小女孩拯救世界：
全美民众的“人民英雄”
邓波儿成了大萧条时代真正的明星，她用“那天真无邪的美好，让正在困境中的人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在那个人们需要排队领取食品救济的年代，邓波儿的形象在美国杂志和广告中每天几乎出现20次，她超过德高望重的时任总统罗斯福，成为出镜率最高的公众人物。更重要的是，她就是美国民众希望与梦想的化身，成就了一个“个体英雄”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诞生也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新教精神”作为宗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美国精神的主体，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的道德规范。“新教精神”也作为美国电影文化的一面旗帜，一直贯穿于美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比如基督教观点认为上帝创造每一个个体都有其意义，每一个生命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都极为宝贵……
在很多好莱坞灾难片里拯救地球的不是总统、将军、特工这样的大人物，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小人物。而邓波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塑造的小女孩形象也是通过一己之力去拯救了其他的家庭和生命，甚至在对角色的设置上，她通常是以“孤女”的形象出现，也就是说，她几乎完全剥离了社会性，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她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意义扩大到了整个民族，成为了拯救全美国民众的“人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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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波儿在中国
1936年，邓波儿出演《偷渡者》，又唱又跳甚至说着流利普通话的邓波儿在这部音乐冒险片中饰演迷途小孩，在上海流离失所。8岁的秀兰·邓波儿说了中文台词，其中一句是“怎么回事，胡先生？”语调中带有明显的美国口音，但那股可爱劲儿，令人回味无穷，忍俊不禁。这是她与中国最早的“结缘”。
当时，秀兰·邓波儿的名字第一时间出现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每周首映美国电影”的广告上。她带来的《小天使》、《亮眼睛》、《卷毛头》之类的快乐音符，直接启迪中国电影的创作。就在邓波儿登陆上海不久，上海也出了一个能唱能跳的小童星，名叫胡蓉蓉，在夏衍编剧的知名影片《压岁钱》中，胡蓉蓉模仿了跳踢踏舞的秀兰·邓波儿。胡蓉蓉是时代宠儿，名冠上海，她也是中国第一个芭蕾舞演员。
之后，邓波儿在中国长期销声匿迹，直到“文革”之后，掀起第二波热潮。
1977年4月，邓波儿到访中国。大部分中国人看秀兰的电影，都是在央视。上世纪80年代，央视开始播出她的电影。一位中国观众在得知邓波儿去世后说：“我很诧异，我们儿时老电影中的童星，原以为早已与我们天人永隔，没想到迟至今日才是真正的永别。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凌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