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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弗洛姆，首先就会想到他风靡全球的著作——《爱的艺术》，此书在1956年出版后，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作为一本专业性极强的哲学著作，居然成为畅销书，实为罕见。在国内各大学的图书馆里，此书的中译本（有三种译本），也常常是借阅人数最多的书之一。或许，此书得到广泛关注，首先来自于书名，毕竟，对“爱”的感受与思考，几乎人人皆有。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文学艺术家也呕心沥血地去探讨，不过，在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的著作中，弗洛姆的书则卓而特立。尤其是对于处在“现代”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困惑的人们，可以说是醍醐灌顶，领悟了他的思想，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在书中提出，爱，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感情、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或过程；也不仅仅涉及到对象。“爱”更是一门艺术，一门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艺术。“爱”又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增强的能力。并且，爱这种能力，是人类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人类对幸福、成长和自由的追求，是以是否拥有强大的爱的能力为基础的；爱，是与人类的其他高贵品质，如谦虚、信念、忍耐以及勇气紧密相关的。他区分了两种爱：幼稚的爱和成熟的爱。前者的心理程序是：我爱，因为我被人爱；后者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他还从当代心理学角度区分了父爱与母爱，以及二者之爱的优劣。更重要的，或者更富有原创性的，他提出了“自爱”这一观念，这是他的思想基础之一。自爱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恋，自爱是爱他人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么他必然爱自己。
弗洛姆的幼年与青年是既幸运又不幸的，既得到很多的爱，又失去了很多的爱，作为一个独子，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独子，他得到了父母很多的爱。但是，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却又是一个喜怒无常、脾气怪异的人；他的母亲，精神更趋于病态，患有间歇性抑郁症。这使得如他在晚年所自述的：“我变成了一个很孤独的孩子，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一个孤独的灵魂，寻找着爱，如得不到拯救，则必须自救，他立志去探索人类的心灵的秘密。在当时，一个犹太家庭，一个犹太人，或隐或显地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这也激发了他终身关注社会的正义、健全的社会等问题。他先学法学，再学社会学，最后却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进了“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了数年的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并成为一名开业心理医生。在这期间，他还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其主要成员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弗洛姆。他们都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家，真可称得上是群星荟萃。他们虽然各有其研究领域，但共同的思想倾向之一，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弗洛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他诸多著作的基本思想。实际上，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发展和完善弗洛伊德主义。在继续坚持“压抑”、“无意识”、“情结”、“人格结构”等等精神分析的核心范畴的同时，又强调了社会与文化对于个体人格形成的意义。因而，在学术圈内，他是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旗手而著称的。他与他一度的恋人——卡伦·荷妮，以及沙利文、埃里克森等人共同创立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上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在德国掌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不得不集体逃亡，弗洛姆也到了美国。不过，二战结束后，他没有随研究所返回德国，而是留在了美国的大学教书，并且继续开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据说其医疗效果远远超过了其他精神分析家。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心理学中的“第三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其影响迄今仍然巨大。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不是宗教徒，虽然他生活在一个宗教气息极浓的家庭。他的祖父和伯祖父是当地著名的“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一个舅舅是研究犹太法典的权威学者，他父母也非常虔诚。他父亲因为经商，与其信仰有冲突，甚至深怀负罪感，以至于终日郁郁寡欢。弗洛姆青年时代就放弃了宗教信仰，不过，终其一生，其思想里隐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救世情怀，“弥塞亚情结”始终是他的思想核心之一。他甚至还认为，“马克思的热情是一种宗教热情，……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宗教信念，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到了晚年，他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产生了强烈兴趣，对禅宗思想的思考尤其深刻。他试图把禅宗思想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他与当代日本著名禅宗思想家铃木大拙对话，于1964年出版了《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他认为，禅宗思想与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一种人生艺术的探讨，一种启发人们获得智慧、奔向健康的人格和完美心灵的艺术。
弗洛姆以《爱的艺术》一书扬名全球，实际上，在学术领域，他的成名作是写于二战期间的《逃避自由》，1942年被译为英文，到1961年就已经再版了22次，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专著能畅销到这种程度，也与出版时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法西斯主义猖獗，人类努力争取到的自由正在走向毁灭。作为一个智者，一个思想家，弗洛姆深刻揭示出人类自由的失去，并不完全是被剥夺，许多人是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自由，自觉地“逃避自由”，这才是人类悲剧的心理根源。
“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从启蒙时代以来，这些思想就已经被广泛认同，并认为是伦理思想的核心之一。可是，当获得自由后，相当多的人，要么将自由交给由独裁者控制的国家机器，最典范的就是纳粹德国，8000万自认为高明高贵的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进行大屠杀。要知道，希特勒是被他们选举上台的，希特勒制定种种非人性非人权的法律，是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的。要么将自由交给“无名大众”，失去了个体性的独立反思与批判能力。弗洛姆指出：“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同时却使人变得孤立无依，导致了焦虑和无能为力的感受，……（于是）人们从自由的沉重负担中逃脱，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他深刻地认识到，对自由的渴望与逃避自由两者都植根于人格之中。实际上，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如果人们仅仅追求这种自由，获得自由后，就必然逃避自由。而“积极的自由”则是在自觉地追求实现个体的潜能的基础上，勇敢地去承担起自由必然带来的孤独、焦虑和责任。
弗洛姆的思想并不仅仅具有批判性，更有重要的建设性。他的代表作《自为的人》，就试图为当代西方建构起一种新的伦理学。他曾感叹到，19世纪“上帝死了”，20世纪“人死了”，人的灵魂死了；必须在宗教伦理崩溃后的废墟上，重建人道主义的伦理，来使人类复活。他在此书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建构了关于人性、人格、良心、幸福、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等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并且，力争将其建立在坚实的心理学基础上。他始终坚信，正确的人类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对人的心理的正确认识之上。在这点上，他认为应该用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来补充。他试图从“理解人”到“建构人”，试图从建构健全的个体人格到建设“健全的社会”。纵观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能与《自为的人》并列的，只有罗尔斯的《正义论》。不过，它们的侧重点不同，一是重在个体伦理学，探讨怎样才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健全和优秀的人。一是重在社会伦理，探讨社会的正义性何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他们俩代表了基督伦理体系在西方影响日趋消解的时代，建构非宗教的世俗伦理的最高成就。
从当代学术分科来看，可以同时称弗洛姆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甚至宗教学家，一个无神论的神秘主义者，一个极端非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实质上，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和学者。可以说，直到他于1980年在瑞士的寓所去世，一生都在不倦地以自己的良知和思想去建立“人学”。■
[附记]深感责编约稿之真诚
于余震摇晃的紧张中，于观抗震军民英勇的亢奋中
拟此稿于成都
（本文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他在书中提出，爱，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感情、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或过程；也不仅仅涉及到对象。“爱”更是一门艺术，一门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艺术。“爱”又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增强的能力。并且，爱这种能力，是人类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人类对幸福、成长和自由的追求，是以是否拥有强大的爱的能力为基础的；爱，是与人类的其他高贵品质，如谦虚、信念、忍耐以及勇气紧密相关的。他区分了两种爱：幼稚的爱和成熟的爱。前者的心理程序是：我爱，因为我被人爱；后者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他还从当代心理学角度区分了父爱与母爱，以及二者之爱的优劣。更重要的，或者更富有原创性的，他提出了“自爱”这一观念，这是他的思想基础之一。自爱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恋，自爱是爱他人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么他必然爱自己。
弗洛姆的幼年与青年是既幸运又不幸的，既得到很多的爱，又失去了很多的爱，作为一个独子，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独子，他得到了父母很多的爱。但是，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却又是一个喜怒无常、脾气怪异的人；他的母亲，精神更趋于病态，患有间歇性抑郁症。这使得如他在晚年所自述的：“我变成了一个很孤独的孩子，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一个孤独的灵魂，寻找着爱，如得不到拯救，则必须自救，他立志去探索人类的心灵的秘密。在当时，一个犹太家庭，一个犹太人，或隐或显地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这也激发了他终身关注社会的正义、健全的社会等问题。他先学法学，再学社会学，最后却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进了“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了数年的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并成为一名开业心理医生。在这期间，他还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其主要成员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弗洛姆。他们都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家，真可称得上是群星荟萃。他们虽然各有其研究领域，但共同的思想倾向之一，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弗洛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他诸多著作的基本思想。实际上，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发展和完善弗洛伊德主义。在继续坚持“压抑”、“无意识”、“情结”、“人格结构”等等精神分析的核心范畴的同时，又强调了社会与文化对于个体人格形成的意义。因而，在学术圈内，他是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旗手而著称的。他与他一度的恋人——卡伦·荷妮，以及沙利文、埃里克森等人共同创立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上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在德国掌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不得不集体逃亡，弗洛姆也到了美国。不过，二战结束后，他没有随研究所返回德国，而是留在了美国的大学教书，并且继续开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据说其医疗效果远远超过了其他精神分析家。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心理学中的“第三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其影响迄今仍然巨大。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不是宗教徒，虽然他生活在一个宗教气息极浓的家庭。他的祖父和伯祖父是当地著名的“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一个舅舅是研究犹太法典的权威学者，他父母也非常虔诚。他父亲因为经商，与其信仰有冲突，甚至深怀负罪感，以至于终日郁郁寡欢。弗洛姆青年时代就放弃了宗教信仰，不过，终其一生，其思想里隐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救世情怀，“弥塞亚情结”始终是他的思想核心之一。他甚至还认为，“马克思的热情是一种宗教热情，……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宗教信念，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到了晚年，他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产生了强烈兴趣，对禅宗思想的思考尤其深刻。他试图把禅宗思想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他与当代日本著名禅宗思想家铃木大拙对话，于1964年出版了《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他认为，禅宗思想与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一种人生艺术的探讨，一种启发人们获得智慧、奔向健康的人格和完美心灵的艺术。
弗洛姆以《爱的艺术》一书扬名全球，实际上，在学术领域，他的成名作是写于二战期间的《逃避自由》，1942年被译为英文，到1961年就已经再版了22次，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专著能畅销到这种程度，也与出版时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法西斯主义猖獗，人类努力争取到的自由正在走向毁灭。作为一个智者，一个思想家，弗洛姆深刻揭示出人类自由的失去，并不完全是被剥夺，许多人是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自由，自觉地“逃避自由”，这才是人类悲剧的心理根源。
“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从启蒙时代以来，这些思想就已经被广泛认同，并认为是伦理思想的核心之一。可是，当获得自由后，相当多的人，要么将自由交给由独裁者控制的国家机器，最典范的就是纳粹德国，8000万自认为高明高贵的德国人，跟随希特勒进行大屠杀。要知道，希特勒是被他们选举上台的，希特勒制定种种非人性非人权的法律，是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的。要么将自由交给“无名大众”，失去了个体性的独立反思与批判能力。弗洛姆指出：“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同时却使人变得孤立无依，导致了焦虑和无能为力的感受，……（于是）人们从自由的沉重负担中逃脱，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他深刻地认识到，对自由的渴望与逃避自由两者都植根于人格之中。实际上，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如果人们仅仅追求这种自由，获得自由后，就必然逃避自由。而“积极的自由”则是在自觉地追求实现个体的潜能的基础上，勇敢地去承担起自由必然带来的孤独、焦虑和责任。
弗洛姆的思想并不仅仅具有批判性，更有重要的建设性。他的代表作《自为的人》，就试图为当代西方建构起一种新的伦理学。他曾感叹到，19世纪“上帝死了”，20世纪“人死了”，人的灵魂死了；必须在宗教伦理崩溃后的废墟上，重建人道主义的伦理，来使人类复活。他在此书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建构了关于人性、人格、良心、幸福、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等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并且，力争将其建立在坚实的心理学基础上。他始终坚信，正确的人类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对人的心理的正确认识之上。在这点上，他认为应该用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来补充。他试图从“理解人”到“建构人”，试图从建构健全的个体人格到建设“健全的社会”。纵观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能与《自为的人》并列的，只有罗尔斯的《正义论》。不过，它们的侧重点不同，一是重在个体伦理学，探讨怎样才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健全和优秀的人。一是重在社会伦理，探讨社会的正义性何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他们俩代表了基督伦理体系在西方影响日趋消解的时代，建构非宗教的世俗伦理的最高成就。
从当代学术分科来看，可以同时称弗洛姆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甚至宗教学家，一个无神论的神秘主义者，一个极端非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实质上，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和学者。可以说，直到他于1980年在瑞士的寓所去世，一生都在不倦地以自己的良知和思想去建立“人学”。■
[附记]深感责编约稿之真诚
于余震摇晃的紧张中，于观抗震军民英勇的亢奋中
拟此稿于成都
（本文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