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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俭”本义为“约”，即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它要求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放肆，在生活消费上俭朴节制，不奢侈浪费。对于节俭，古往今来，人们褒贬不一，但总体而言，誉多于毁。西方学者如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强调它是一种节约资源、拒绝浪费、量入为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经济。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日益突出，一些西方学者希望养成节俭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建设生态文明。
对于节俭，中国古圣先贤不吝笔墨，大加赞誉。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剖析勤俭与历代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得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结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还对节俭在实现政治清明、“海晏河清”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宋代名臣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认为：“唯俭可以助廉。”[1]51元末明初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宋濂强调，为官清廉须从俭做起，“非俭无以养廉”[2]695。清代官员陈廷敬在给康熙帝的上疏中直言：“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3]184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保定工巡局即补道吴为还在该府清真西寺树立了《俭可养廉》碑。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锤炼意志、涵养品格，提升境界，永葆政治本色的重要养料;以俭养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国际反腐方略中的中国方案之一，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是一笔至今仍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俭之所以被视为反腐防腐的利器，受到中国古代先贤的青睐绝非偶然，原因在于，节俭可以在“谷养”“钙养”和“心养”三方面裨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节俭可以帮助官员减少家庭开销，维持基本生活，创造不必腐的物质条件;节俭可以帮助官员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夯实不想腐的思想基础;节俭有助于养成良好心态，减少攀比心理、失衡心态的困扰，构筑起抵御腐败的心理防线。
一、谷养
所谓谷养，是指节俭有助于官员创造不必腐败的物质条件。在中国古人看来，节俭虽不能直接为官员创造和增加生活资料，但卻能通过减少开支、精打细算的方法，缓解供求矛盾，满足官员本人及其家属的日常用度，使其不至于因入不敷出而走上以权谋私的贪腐之路。
1.俭可使官员实现收支平衡，无须谋取不义之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虽有贫富之别，但只有量入为出，才能实现收支平衡，维持家庭运转，应对各种可能的财政危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官员也有赡养家庭成员、提供正常开支的义务，其收入的主要甚至全部来自俸禄，而朝廷下发的薪水是确定的、有限的，有时并不丰厚。在此情况下，压缩开支、量入为出就成为维持一家生活的重要手段。对官员来说，节俭可以使他们依靠俸禄，满足其本人及全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免遭饥寒之困，从而创造不必贪腐的物质条件。如果大手大脚，奢侈挥霍，难免会入不敷出，其结果势必会为获得“外财”，为那些灰色乃至黑色收入而不能再坚持自己的原则，秉公用权，保持清廉操守：或者遇事生风，巧立名目，勒索下属，搜刮百姓;或者对上司曲意逢迎、阿谀奉承，以求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与同僚结党营私，荒政废业;或对其不法行为放任纵容，甚至与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其原理，正如先贤所言：“盖费广则用窘，盻盻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虽未有非义之举，苟念虑纷扰，已不克以清廉自居矣！”[4]317
2.俭能使官员得以正道而行，免遭奸人围猎
贪腐行为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旦东窗事发就会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甚至遗臭万年，殃及子孙。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人，特别是有良知、有操守、“爱惜羽毛”的官员总是有所顾忌，不愿涉及的。
清人汪辉祖在《学洽臆说》中揭示了原本清廉自持的官员走上贪腐之路的一般规律，指出：“用财宜节，不节必贪……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或被人牵鼻，或受上官掣肘……败以身殉，不败亦殃及子孙，皆由不节之一念基之”。所以，“欲为清白吏，必自节用始。”[5]132陈襄在《州县提纲》中也指出：“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馈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6]307所以，生活节俭可以使官员守住廉洁底线，做自己的主人，不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裹挟，从而避免最终走上贪腐的不归之路。
二、钙养
所谓钙养，就是通过节俭，帮助官员补足精神之钙，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夯实不想腐的思想基础。
1.节俭有利于官员树立远大理想，防止信念动摇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违背权力委托人的意愿，不能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取予关系，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正当行使公共权力，表现为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而价值观扭曲、精神滑坡则是其内在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个人如果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就会迷失方向，就可能贪图物质享受，走上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邪路。相反，如能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能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牢固的防线，自觉抵御错误思想的侵蚀，做到秉公执法，用好手中的权力。
2.节俭有助于官员养成高尚品德，练就金刚之身
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的前提是官员有“公德”，而节俭则与美德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即节俭是有德者的共性，是最重要的优秀品德之一;奢侈则是大恶，既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源。宋代名臣司马光阐释说：“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三国时蜀相诸葛亮也告诫其子要“俭以养德”，认为节俭是其他德性得以养成的基础和有效途径，通过节俭的生活方式，可以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他鲜明指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节俭之所以能够养德，关键就在于能抑制内心欲望。孟子强调，立德修身最重要的莫过于抑制内心欲望，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宋人胡宏也说：“修身以寡欲为要，行己以恭俭为先，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胡宏强调不论是天子，还是平民，寡欲都同样是立德修身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节俭要求人们用理性、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反对过分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因此有助于抵御不良嗜好的诱惑，遏止动物本能的放纵，防止玩物丧志。相反，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所说：“不节则志倾;欲生于身，不遏则身丧。”也就是说，一旦奢靡，必然丧志辱身。明万历进士徐榜在《宦游日记》中也强调说：“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可以养德;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
总之，节俭可以裨益养心修身，帮助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形成高尚品德，坚守道德底线，不逾越法纪红线，做到审慎用权、远离贪腐。
三、心养
所谓心养，就是通过节俭裨益健康心态的养成，构筑起抵御腐败的心理防线，为廉政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人的行为都受心理的支配。有行为的发生，就必定有心理因素的存在。
大量案例表明，腐败者在心理上往往具有意志力薄弱、自控能力差，情绪波动大、感情用事、爱慕虚荣等特征，往往存在着对于与自身力量不相称的目标过分追求的贪婪心理、权力至上过期作废的权势心理、比较主体错位盲目对照的攀比心理、认知不协调而丧失价值的失衡心理、在赌气状态下错用补偿机制酿成腐败大祸的补偿心理、好逸恶劳和爱慕虚荣的享乐心理、对自己放松要求和受外界影响的从众心理、伺机而动谋取非法私利的投机心理、盲目自信和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贪腐铸成大错后悔不及的懊悔心理等，而节俭则有助于抑制这些不健康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的发生。
1.节俭能使官员具有较强的自制心理，经受功名利禄的诱惑
心理学认为，自制自律是一种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动作和言语方面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也强调：“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7]145
节俭是个体根据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或具体情境，为实现长远的物质、心理及社会收益，而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选择适度限制地获取和有策略地使用资源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一种有关资源使用与需求满足的价值观，也是磨炼意志品质的一种方法：在对自发的本能欲望或感性冲动不断进行意志控制、行为抑制和调节的反复锻炼和练习过程中，个体理智可以因此得到锻炼，自我控制的能力得以有效提升。[8]通过节俭则可以增强个体的自控能力，减少从众心理、贪婪心理、享乐心理的影响，降低被感染的概率和腐败的风险。因此，与其他人相比，在面临各种诱惑时，一个节俭的官员更能够冷静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生物本能和欲望加以约束和遏制，从而坚持自己的原则，守住廉洁的底线、道德的黄线和法律的红线，做到秉公用权，远离贪腐。
2.节俭能使官员具有理性平和的心態，免受攀比歪风的困扰
攀比心理是指个体不能客观地自我定位，盲目与他人比较，从而获得心理慰藉或心理补偿的心理活动。腐败官员的攀比自然不是比理想、比奉献、比服务、比业绩，或者比知识掌握的多少，精神境界的高低，而是比权力，比地位，比金钱或物质财富的多寡，特别是显性的生活水平或消费档次的高低。许多被查处的官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初努力工作，因此得到组织的器重和群众的认可，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与那些比自己晋升更快的“成功官员”相比，他们也感到不平衡，感到失落委屈，觉得才华无人赏识，付出无人肯定，自信心、满足感受到打击，有的因此移情于对财富、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奢靡生活，甚至对不良嗜好的追求。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在职务晋升、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同时，经济收入并未如其期待的那样同步迅速增加，因此在看到富豪一掷千金、生活奢华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的付出与所获回报不成正比，产生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和自卑感，情绪压抑苦恼，心态失衡，于是，追求不法收入，实施不法行为的欲望被激发或增强。这两种攀比的结果无不通向腐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挣足“面子”，他们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去寻求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走上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思想检查》中这样写道：“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在《忏悔录》中说：“看到老板们讨论商机、投资、汇报时的意气风发，心里羡慕极了，反观自己，虽然当个领导干部，但干得辛苦，付出很多，得到很少，限制很多，心里特别不平衡。”正是在攀比心理的支配下，人性中的贪欲被唤醒，贪婪心理和贪婪行为被激活，最终走上了通过不正当途径寻求补偿的不归之路。
节俭能使官员正确看待生活消费，理性认识收入差距，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从而免受或少受攀比心理、失衡心理的困扰，更多地做到廉洁自律，防止贪腐行为的发生。
3.节俭能使官员具有自信从容的心理，防止物质主义的侵蚀
有学者曾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在日常生活、结纳官府、交游名士方面表现豪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自卑心理作用，他们虽然富甲一方，闻名遐迩，但由于在农本商末、儒尊商卑等传统价值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时代，徽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高，因此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希望通过奢侈的生活引人注目，被人重视，得到尊重，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奢侈的本质是一种“意义消费”，其消费的是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具有炫耀性、浪费性、高价性和贪婪性等特征。奢侈者中不少人具有不自信甚至自卑的特征。他们力图通过物质生活的奢侈，以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对其成功的认同，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掩饰其内心的空虚贫乏和不自信，甚至自卑。因此，倡导节俭有助于提升官员的精神境界，平衡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陶冶情操、提升层次的精神文化活动，从而练就抵御各种腐败诱惑的金刚不坏之身。 四、结语
腐败是人类社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政权的稳固和存续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古往今来，人们上下求索，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有主张通过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者，有主张通过发动运动予以严惩者，也有主张通过教育加以预防者;有主张进行分权制衡者，也有主张通过发扬民主强化监督者;有主张学习西方法治反腐者，也有主張从本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智慧者。节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节俭可以从谷养、钙养、心养，即从物质、思想和心理条件三个方面裨益官员的廉政，是重要的反腐防腐手段。今天，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发挥其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以俭养廉”总体上仍属于廉政文化建设的范畴，着眼于使官员不想腐或不必腐，仅靠它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与完善制度、强化监督、铁腕严惩，使官员不敢腐或不能腐同时并举，一体推进。与此同时，以俭养廉也并不否定和排斥“以孝促廉”“高薪养廉”等其他养廉、促廉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使用。事实上，它们不仅不是矛盾冲突的，相反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金钱观，践行节俭为民的执政理念，正确看待物质生活，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在合理合法追求个人正当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以俭养德，重视精神追求，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筑牢远离贪腐洪水的堤坝，做值得永远信赖的人民公仆。
参考文献
[1][宋]赵善璙.自警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明]宋濂.元史[Z].长沙：岳麓书社，1998.
[3][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Z].长沙：岳麓书社，2008.
[4][清]陈宏谋.五种遗规[Z].北京：线装书局，2015.
[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古代为官箴言[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
[6]陈生玺.治国明鉴：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7]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8]李林，黄希庭.俭：心理学的研究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181-189.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软实力提升视阈下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研究”（2018SJZDI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对于节俭，中国古圣先贤不吝笔墨，大加赞誉。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剖析勤俭与历代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得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结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还对节俭在实现政治清明、“海晏河清”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宋代名臣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认为：“唯俭可以助廉。”[1]51元末明初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宋濂强调，为官清廉须从俭做起，“非俭无以养廉”[2]695。清代官员陈廷敬在给康熙帝的上疏中直言：“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3]184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保定工巡局即补道吴为还在该府清真西寺树立了《俭可养廉》碑。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加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锤炼意志、涵养品格，提升境界，永葆政治本色的重要养料;以俭养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国际反腐方略中的中国方案之一，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是一笔至今仍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俭之所以被视为反腐防腐的利器，受到中国古代先贤的青睐绝非偶然，原因在于，节俭可以在“谷养”“钙养”和“心养”三方面裨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节俭可以帮助官员减少家庭开销，维持基本生活，创造不必腐的物质条件;节俭可以帮助官员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夯实不想腐的思想基础;节俭有助于养成良好心态，减少攀比心理、失衡心态的困扰，构筑起抵御腐败的心理防线。
一、谷养
所谓谷养，是指节俭有助于官员创造不必腐败的物质条件。在中国古人看来，节俭虽不能直接为官员创造和增加生活资料，但卻能通过减少开支、精打细算的方法，缓解供求矛盾，满足官员本人及其家属的日常用度，使其不至于因入不敷出而走上以权谋私的贪腐之路。
1.俭可使官员实现收支平衡，无须谋取不义之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虽有贫富之别，但只有量入为出，才能实现收支平衡，维持家庭运转，应对各种可能的财政危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官员也有赡养家庭成员、提供正常开支的义务，其收入的主要甚至全部来自俸禄，而朝廷下发的薪水是确定的、有限的，有时并不丰厚。在此情况下，压缩开支、量入为出就成为维持一家生活的重要手段。对官员来说，节俭可以使他们依靠俸禄，满足其本人及全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免遭饥寒之困，从而创造不必贪腐的物质条件。如果大手大脚，奢侈挥霍，难免会入不敷出，其结果势必会为获得“外财”，为那些灰色乃至黑色收入而不能再坚持自己的原则，秉公用权，保持清廉操守：或者遇事生风，巧立名目，勒索下属，搜刮百姓;或者对上司曲意逢迎、阿谀奉承，以求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与同僚结党营私，荒政废业;或对其不法行为放任纵容，甚至与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其原理，正如先贤所言：“盖费广则用窘，盻盻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虽未有非义之举，苟念虑纷扰，已不克以清廉自居矣！”[4]317
2.俭能使官员得以正道而行，免遭奸人围猎
贪腐行为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旦东窗事发就会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甚至遗臭万年，殃及子孙。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人，特别是有良知、有操守、“爱惜羽毛”的官员总是有所顾忌，不愿涉及的。
清人汪辉祖在《学洽臆说》中揭示了原本清廉自持的官员走上贪腐之路的一般规律，指出：“用财宜节，不节必贪……资用既绌，左右效忠之辈进献利策，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意谓伤廉尚小，不妨姑试。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或被人牵鼻，或受上官掣肘……败以身殉，不败亦殃及子孙，皆由不节之一念基之”。所以，“欲为清白吏，必自节用始。”[5]132陈襄在《州县提纲》中也指出：“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窥窃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馈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6]307所以，生活节俭可以使官员守住廉洁底线，做自己的主人，不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裹挟，从而避免最终走上贪腐的不归之路。
二、钙养
所谓钙养，就是通过节俭，帮助官员补足精神之钙，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夯实不想腐的思想基础。
1.节俭有利于官员树立远大理想，防止信念动摇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违背权力委托人的意愿，不能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取予关系，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正当行使公共权力，表现为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而价值观扭曲、精神滑坡则是其内在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个人如果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就会迷失方向，就可能贪图物质享受，走上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邪路。相反，如能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能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牢固的防线，自觉抵御错误思想的侵蚀，做到秉公执法，用好手中的权力。
2.节俭有助于官员养成高尚品德，练就金刚之身
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的前提是官员有“公德”，而节俭则与美德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即节俭是有德者的共性，是最重要的优秀品德之一;奢侈则是大恶，既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源。宋代名臣司马光阐释说：“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三国时蜀相诸葛亮也告诫其子要“俭以养德”，认为节俭是其他德性得以养成的基础和有效途径，通过节俭的生活方式，可以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他鲜明指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节俭之所以能够养德，关键就在于能抑制内心欲望。孟子强调，立德修身最重要的莫过于抑制内心欲望，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宋人胡宏也说：“修身以寡欲为要，行己以恭俭为先，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胡宏强调不论是天子，还是平民，寡欲都同样是立德修身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节俭要求人们用理性、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反对过分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因此有助于抵御不良嗜好的诱惑，遏止动物本能的放纵，防止玩物丧志。相反，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所说：“不节则志倾;欲生于身，不遏则身丧。”也就是说，一旦奢靡，必然丧志辱身。明万历进士徐榜在《宦游日记》中也强调说：“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可以养德;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
总之，节俭可以裨益养心修身，帮助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形成高尚品德，坚守道德底线，不逾越法纪红线，做到审慎用权、远离贪腐。
三、心养
所谓心养，就是通过节俭裨益健康心态的养成，构筑起抵御腐败的心理防线，为廉政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人的行为都受心理的支配。有行为的发生，就必定有心理因素的存在。
大量案例表明，腐败者在心理上往往具有意志力薄弱、自控能力差，情绪波动大、感情用事、爱慕虚荣等特征，往往存在着对于与自身力量不相称的目标过分追求的贪婪心理、权力至上过期作废的权势心理、比较主体错位盲目对照的攀比心理、认知不协调而丧失价值的失衡心理、在赌气状态下错用补偿机制酿成腐败大祸的补偿心理、好逸恶劳和爱慕虚荣的享乐心理、对自己放松要求和受外界影响的从众心理、伺机而动谋取非法私利的投机心理、盲目自信和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贪腐铸成大错后悔不及的懊悔心理等，而节俭则有助于抑制这些不健康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的发生。
1.节俭能使官员具有较强的自制心理，经受功名利禄的诱惑
心理学认为，自制自律是一种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动作和言语方面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也强调：“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7]145
节俭是个体根据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或具体情境，为实现长远的物质、心理及社会收益，而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选择适度限制地获取和有策略地使用资源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一种有关资源使用与需求满足的价值观，也是磨炼意志品质的一种方法：在对自发的本能欲望或感性冲动不断进行意志控制、行为抑制和调节的反复锻炼和练习过程中，个体理智可以因此得到锻炼，自我控制的能力得以有效提升。[8]通过节俭则可以增强个体的自控能力，减少从众心理、贪婪心理、享乐心理的影响，降低被感染的概率和腐败的风险。因此，与其他人相比，在面临各种诱惑时，一个节俭的官员更能够冷静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生物本能和欲望加以约束和遏制，从而坚持自己的原则，守住廉洁的底线、道德的黄线和法律的红线，做到秉公用权，远离贪腐。
2.节俭能使官员具有理性平和的心態，免受攀比歪风的困扰
攀比心理是指个体不能客观地自我定位，盲目与他人比较，从而获得心理慰藉或心理补偿的心理活动。腐败官员的攀比自然不是比理想、比奉献、比服务、比业绩，或者比知识掌握的多少，精神境界的高低，而是比权力，比地位，比金钱或物质财富的多寡，特别是显性的生活水平或消费档次的高低。许多被查处的官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初努力工作，因此得到组织的器重和群众的认可，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与那些比自己晋升更快的“成功官员”相比，他们也感到不平衡，感到失落委屈，觉得才华无人赏识，付出无人肯定，自信心、满足感受到打击，有的因此移情于对财富、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奢靡生活，甚至对不良嗜好的追求。另一方面，许多官员在职务晋升、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同时，经济收入并未如其期待的那样同步迅速增加，因此在看到富豪一掷千金、生活奢华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的付出与所获回报不成正比，产生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和自卑感，情绪压抑苦恼，心态失衡，于是，追求不法收入，实施不法行为的欲望被激发或增强。这两种攀比的结果无不通向腐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挣足“面子”，他们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去寻求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走上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思想检查》中这样写道：“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在《忏悔录》中说：“看到老板们讨论商机、投资、汇报时的意气风发，心里羡慕极了，反观自己，虽然当个领导干部，但干得辛苦，付出很多，得到很少，限制很多，心里特别不平衡。”正是在攀比心理的支配下，人性中的贪欲被唤醒，贪婪心理和贪婪行为被激活，最终走上了通过不正当途径寻求补偿的不归之路。
节俭能使官员正确看待生活消费，理性认识收入差距，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从而免受或少受攀比心理、失衡心理的困扰，更多地做到廉洁自律，防止贪腐行为的发生。
3.节俭能使官员具有自信从容的心理，防止物质主义的侵蚀
有学者曾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商，认为他们之所以要在日常生活、结纳官府、交游名士方面表现豪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自卑心理作用，他们虽然富甲一方，闻名遐迩，但由于在农本商末、儒尊商卑等传统价值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时代，徽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高，因此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希望通过奢侈的生活引人注目，被人重视，得到尊重，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奢侈的本质是一种“意义消费”，其消费的是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具有炫耀性、浪费性、高价性和贪婪性等特征。奢侈者中不少人具有不自信甚至自卑的特征。他们力图通过物质生活的奢侈，以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对其成功的认同，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掩饰其内心的空虚贫乏和不自信，甚至自卑。因此，倡导节俭有助于提升官员的精神境界，平衡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陶冶情操、提升层次的精神文化活动，从而练就抵御各种腐败诱惑的金刚不坏之身。 四、结语
腐败是人类社会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政权的稳固和存续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古往今来，人们上下求索，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有主张通过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者，有主张通过发动运动予以严惩者，也有主张通过教育加以预防者;有主张进行分权制衡者，也有主张通过发扬民主强化监督者;有主张学习西方法治反腐者，也有主張从本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智慧者。节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节俭可以从谷养、钙养、心养，即从物质、思想和心理条件三个方面裨益官员的廉政，是重要的反腐防腐手段。今天，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发挥其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以俭养廉”总体上仍属于廉政文化建设的范畴，着眼于使官员不想腐或不必腐，仅靠它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与完善制度、强化监督、铁腕严惩，使官员不敢腐或不能腐同时并举，一体推进。与此同时，以俭养廉也并不否定和排斥“以孝促廉”“高薪养廉”等其他养廉、促廉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使用。事实上，它们不仅不是矛盾冲突的，相反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金钱观，践行节俭为民的执政理念，正确看待物质生活，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在合理合法追求个人正当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以俭养德，重视精神追求，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筑牢远离贪腐洪水的堤坝，做值得永远信赖的人民公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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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软实力提升视阈下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研究”（2018SJZDI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