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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世响，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原理学科带头人，中国教育学会德育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国学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
头上那孤单的星月与地上的萤火虫
金门本属泉州府，是以前从泉州出海到世界的门户港口。我们几个人在海滩上望到海洋对面厦门的大楼，也能够望到泉州，世界实际上能够一眼看穿。和金门一水相望的厦门，是中国最旖旎的城市之一。厦门岛的面积是133平方公里的样子，人口400万左右。厦门岛过去叫“鹭岛”，岛上聚集着铺天盖地的白鹭。福建到处都有白鹭，大概是湿地多的原因，树木和山，又把松鼠娇惯得像自己家那庭院里的小猫。那白鹭，两条长腿，圣白羽毛，凌波仙子的身材，幽雅的气质是仙鹤与天鹅的同道，类似植物中湘竹的风韵；在英国著名的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一个《蓝宝石案》的故事，书中说“这颗宝石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珍宝”，“它是在华南厦门河岸上发现的”。我想，对厦门岛最生动的比喻应该是“蓝宝石”。金门岛151平方公里的样子，人口10来万。与厦门岛相比，金门岛像一个中国悠远的村落，她却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下，既像哲学的理式（理念），又像诗歌，还像神话，又像我的家园。
在台北参加一个培训的蔡美意老师专门飞回金门招待我们，这样的仁德和仗义，令我们感激，叫人相信人和人之间有真性情——只要你用真性情与人交往。那天晚上，她和她的丈夫陳警官带领他们的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上小学，请我们吃饭。她专门找了一家地道的金门菜馆，是闽南菜的气质，我们不能轻易享受到。从馆子出来，我看到满天的星星，竟然激动起来了！我叫我的三个大男孩子也看星星，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体验到我的激动，似乎他们也有些激动。城市的晚上，看不见星星。那些青少年时代曾经在晚上看见星星的人，一旦在晚上看见星星，大概像我一样，会有些激动。星星离我那么远，我倒为它们激动，我身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抽象符号，我不知道还会为谁激动呢，或者，我还有没有激动的能力与道理。
我又和蔡老师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月亮，我说：今天是农历十一或者十二吧。然后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日期，我和蔡老师的猜测差了一两天。蔡老师叫她的女儿给我们背诵月亮与日期之间的关系歌谣：
初一看不见，初二一根线，初三初四镰刀月， 初七初八月半边，一天更比一天胖，直到中秋月团圆，十七十八月慢出，廿二半夜见半圆，廿九三十月难见。
这样的歌谣我不会背诵，几个大孩子都不懂得。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月亮的圆缺与日期之间的关系。前几年我给大学生上课，讲到月亮的圆缺与日期之间的关系，他们大吃一惊：月亮居然和日期还有关系？天上的月亮还能定时间？他们不知道月亮是最精准的时间，他们更不知道，Lunatic（精神病）就表示出人的精神与月亮之间深远的关系。
我们说的“月亮”，实际上是“月亮，地球、太阳”这三个体系视野下的月亮，我们看月亮是站在地球上说话的。如果我们站在太阳上看月亮，那和站在地球上看月亮，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站在月亮上看月亮，又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才是最生动的哲学，因为哲学是“看”，柏拉图所谓的“理念”（理式）的意思就是“看到的事物的形状”。人看世界看事物，人思考，像看月亮一样，永远看不到事物的本相，只有上帝——如果有那个上帝的话——才能看到完整的月亮。这说明，人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人是和宇宙一体的存在物，人也不属于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讲“自由”和“独立”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只能在自己的影子里“自由”和“独立”，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人是有来头的，不是孤魂野鬼，人是从祖先那里来的，人还要回到祖先那里。可是，我觉得当代儿童青少年倒像挂在天空孤单的月亮和孤独的星星，虽然说群星璀璨，两颗星星之间没有对话，就像孩童之间没有对话一样。然而，我们不能无视康德对道德与星星的比拟，那是人类最清雅、生动、深刻的语言：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
我对蔡老师夫妻说，今晚的月亮星星倒叫我想起我的青少年了。蔡老师夫妻极其仗义，就要带领我们去领略金门别处的月亮星星。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各驾一辆车，蔡老师和她的女儿，我和我儿子，我们四个人在一辆车上，秀清和彬彬在陈警官的车上。在两边种着庄稼的路上，缪斯女神的车轮把我拉回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回到了我的天上的月亮和星星。路边稠密的树林和庄稼地里，萤火虫的亮光使我这个书呆子想到古代那个读书人——现在的人在电灯下都不读书呢。那些虫儿蚁儿叫得那么情意绵绵，我自作多情地认为那是一往情深。不知道这个情境能不能遥追古人之情怀：《世说新语·任诞》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可是，我儿子却说：“我处在这样的萤火虫环境，才感到害怕呢，因为我是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长大的，那里才是我的家，才是我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萤火虫环境，是野外，是不安全的，那不是我的家。”我听了，顿时一阵颤抖。他对萤火虫这样的情思，我感受到的是当代青少年的凄凉与可怜。我，则是把萤火虫当作美的一个分有者，美也分有着凄凉与沉重。
萤火虫，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除了那个有名的“囊萤读书”的典故以外，却像儿童手指头上的星星。我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也时不时地想捉几枚萤火虫，那个感觉，真的像把星星捧在手上欣赏与亲密：星星是我的了，就像我手里抓着一只小鸟，抱着自己家的小猫小狗，想亲亲它们，晚上搂着它们睡觉。鸟飞，不容易逮住，虫跳，容易逮住，小孩子逮虫就像逮自己家的小猫小狗。老百姓一般没有听说过北宋大理学家张载的“民我同胞，物我与也”那样古雅的话，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更深的道理：我的性命靠一草一物来养，虫儿鸟儿也有性命。农耕文明或者农业社会，不就是草木鸟兽支撑着人的性命吗？
我后来教心理学的时候还想，怎么用科学来验证“囊萤读书”的典故：得抓多少只萤火虫放在一个半透明的袋子里，一个人才能在黑夜间看书呢？这是一个感觉阈限问题。对我来说，萤火虫似乎是来自故乡的一个使者，或者那就是故乡的亲人，对我儿子，却是异样的感受，我的心灵有些泣哭。 从星星、月亮、蝴蝶到萤火虫，难道这是当代儿童青少年的谶语？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人一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最终回到老家，人来人世间只不过是演一场戏。只是，人一旦来到人世间，往往就把家给忘了。因为，人世间使人不再思，不再作诗，人只有还原诗人的本原，才能思，才能回家。“一切思着的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作诗则都是一种思。”①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②尼采教人运用自己伟大的心智，能够忍受困境，与苦难挑战，“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②
管他道德呢，且去捉几只虱子尝尝
这个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几乎我们的一切作为都是多余的。说到底，到底怎么给儿童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苏格拉底也不清楚，因为“美德是不是知识”，他很犹豫呢。
我煞费苦心地考虑道德教育问题，想到古人的一个风雅：扪虱。扪虱的意思是抓身上的虱子，身上生出虱子，把虱子捏出来，很讲究地捻死。讲究的意境要显示出你是一个高人雅士，最终你自己，或者其他妙笔生花的人，将扪虱写入诗词书话，传之后代，在今天堪可成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勾当。
历史上有几个大人物，都有虱子的风雅：
后来位至丞相的晋朝王猛，当日一边与朝廷达官谈论天下大事，一边捉身上的虱子，那是魏晋名士风度；王安石身上虱子的逍遥自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明朝的徐阶（继严嵩当了首辅），在酒席上从腰间摸出一虱子，当着客人，“以齿毙之，血溅齿上”。清朝石韫玉接着前人将虱子放到自己的文字中：“一个个妙技屠龙，雄谈扪虱，壮志闻鸡。”
扪虱高风使后人无限折腰，原来我们的文明有大部分是虱子造就的。
人不常洗澡，身上会生出虱子。身上因为伤口的包扎，长时间不能清洗，也可能生出虱子。虱子就像贪官污吏，孳生于肮脏，寄生在动物和人身上，靠吸血维生，人感到很痒，却不疼。虱子形状像臭虫，比蚂蚁还要小很多。现在，人多不识此君，且人身上倾向于干净——似乎灵魂肮脏得要不得，常洗澡，换洗衣服，弄得虱子在人身上不能驻跸，几乎断了虱子在人身上多少万年的活路，好在虱子还能够继续在猴子野狗野猫身上驻扎。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那么多的风雅如扪虱，负暄，即冬天晒太阳取暖。彼风雅当代人甚不熟悉，甚至不以为然，讲究的男女大爷还会对扪虱恶心得要呕吐。我也在扪虱的年代长过我的男孩岁月，那是儿童以玩耍为王道的时代，勉强有饭吃，穿得破破烂烂，却是有童年，有故乡，有故事。我虽然也随时代扪虱，那是1970年代，却没有把我陶冶成一代雅人，誠生不逢古时之故也。彼时，扪虱不是讲究的文化，是普罗大众普遍而自然的生活方式。教育不教育，道德不道德，左不过是生活方式罢了，不接受学校教育，难道不活了么？在教育普及的这个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思诡异得很，因为不知道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更不知道谁是有文化的人，谁是有道德的人。仔细思考一下人生，再掂量一下历史，人只有生存与生活，战争也只是为了生活的利益罢了，更是政治家的阴谋。思想充其量是饭菜里的调料，没有思想固然没有味道，思想太浓重，就将生活异化了，把人活得像旧时代的节妇，只能为思想殉葬。人应该用道德保持尊严，即使没有思想，也会活得光荣、活得高尚。人无非是与以前的人比较，以前没有福分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似乎在道德上都是高人，接受了学校教育的人，却有另外的道德风情。
读史籍，断断找不到人的单独痕迹，人总是与他物在一起舞弄，文士仰仗琴棋书画涨姿势，弹琴若无知音，就弹给山里的猿听，给树上的鸟听，给风听，给月亮听，给石头听；另外，多少文人雅士，道德恶臭，却留下惊艳的诗文，后人不但不恶其为人，还把他们想象成文化情人，爱得死去活来，恨不能与他们缠绵：彼蔡京、秦桧、严嵩人格畸零，他们却有难以企及的文学身份，他们的书法，永远使人入迷，当代教育无论如何，也抟弄不出来那样的艺术；武士有刀剑装身份，迸溅的鲜血，像七彩云霓，把侠客的快意送上云端，把他们的人生传于后世。贾岛的《述剑》，以文人的笔触，写出了侠客的率意：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侠客用自己的豪气，和着剑跳舞，给相干或者不相干的人送上自己的生命，为的是不辜负那把剑，和剑所装饰的身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人世间还有比这更高绝的艺术么？中小学生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欢快的，舞蹈的，到了中年，暮年，才能想象他们当年的欢快读书声以外的野哭之声，和侠客剑刃上的宇宙。
财富与官位都是人拿来敷粉装扮自己，落拓如孔乙己，还有一袭不能脱掉的读书人的长衫，尽管又破又旧如十年不曾浆洗，却使自己不与短衣帮为伍。现代学校教育，不会教我们知道，古代高士竟然用虱子装身份，而且从先秦一直装下来。实际上，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于虱子的说话，只是没有和高士装身份捆绑在一起罢了。
西洋人在身上抓虱子的风雅，绝不亚于中国人：“船将沉，鼠先逃；人将死，虱先跑——这是格林兰人的理论。所以身上没有虱子的格林兰人心里异常不安。要好的朋友们没事的时候，互相在头上捉虱子，‘然后端端正正放在虱主的两齿之间’，这够多么有趣！在野蛮人里头，这是极通行的消遣良法。”①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读中外风雅人的虱子行状，颇有我们刚刚从蛮荒爬出来的感受，或者，我们还在与虱子为伍，人并不必然比虱子高明，教育就是使人能够比虱子高明，像宰相、圣人和革命者身上的虱子，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或者，这些人上人身上的虱子，与普通人身上的虱子比起来，犹如珠玉放在瓦砾石块中间。
历史上有作为的人，大率都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好汉，胸中藏有风雷天地。那些头发油亮、衣履光鲜、脸蛋清爽的人，顾影自怜，不是戏子就是太监，要么是勾栏瓦舍里出没的；那刘邦心胸宽宏，无赖也无畏，乃春秋战国任侠游民之风，才能唱出《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乐府就开启于《大风歌》。刘邦的任侠气质，开出雄阔的大汉天下，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典范王朝，汉朝的气度与文化意义，超过唐朝，其他朝代都不能和汉朝相提并论，汉朝成为中国人的第一个梦幻。我等今天称“汉族”“汉人”，实拜刘邦之赐；项羽虽然是贵族孑遗，却通身小家子奴气，他不愿与人共富贵，只愿与人共患难，落得自刎乌江。他残暴成性，火烧阿房宫，坑杀战俘，老天爷怎么会给这样的人天下呢？中国的贵族气质在秦始皇手里就被腰斩了，从先秦流传下来的只是刘邦继承下来的任侠气质，任侠恰恰是与贵族气质相表里的社会气质，荆轲刺秦王把先秦的任侠气质演绎到了鼎盛。那拘谨的文人，只能陪着好汉，做文学弄臣，以幽雅婀娜的身躯，和着柔靡的文学，用旖旎的嗓音，唱几句风花雪月，祝颂祝颂再祝颂，万岁万岁万万岁，换几串铜钱过日子。
与虱子打交道，比与人打交道风雅，道德。
责任编辑 徐向阳
头上那孤单的星月与地上的萤火虫
金门本属泉州府，是以前从泉州出海到世界的门户港口。我们几个人在海滩上望到海洋对面厦门的大楼，也能够望到泉州，世界实际上能够一眼看穿。和金门一水相望的厦门，是中国最旖旎的城市之一。厦门岛的面积是133平方公里的样子，人口400万左右。厦门岛过去叫“鹭岛”，岛上聚集着铺天盖地的白鹭。福建到处都有白鹭，大概是湿地多的原因，树木和山，又把松鼠娇惯得像自己家那庭院里的小猫。那白鹭，两条长腿，圣白羽毛，凌波仙子的身材，幽雅的气质是仙鹤与天鹅的同道，类似植物中湘竹的风韵；在英国著名的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一个《蓝宝石案》的故事，书中说“这颗宝石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珍宝”，“它是在华南厦门河岸上发现的”。我想，对厦门岛最生动的比喻应该是“蓝宝石”。金门岛151平方公里的样子，人口10来万。与厦门岛相比，金门岛像一个中国悠远的村落，她却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下，既像哲学的理式（理念），又像诗歌，还像神话，又像我的家园。
在台北参加一个培训的蔡美意老师专门飞回金门招待我们，这样的仁德和仗义，令我们感激，叫人相信人和人之间有真性情——只要你用真性情与人交往。那天晚上，她和她的丈夫陳警官带领他们的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姑娘上小学，请我们吃饭。她专门找了一家地道的金门菜馆，是闽南菜的气质，我们不能轻易享受到。从馆子出来，我看到满天的星星，竟然激动起来了！我叫我的三个大男孩子也看星星，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体验到我的激动，似乎他们也有些激动。城市的晚上，看不见星星。那些青少年时代曾经在晚上看见星星的人，一旦在晚上看见星星，大概像我一样，会有些激动。星星离我那么远，我倒为它们激动，我身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抽象符号，我不知道还会为谁激动呢，或者，我还有没有激动的能力与道理。
我又和蔡老师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月亮，我说：今天是农历十一或者十二吧。然后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日期，我和蔡老师的猜测差了一两天。蔡老师叫她的女儿给我们背诵月亮与日期之间的关系歌谣：
初一看不见，初二一根线，初三初四镰刀月， 初七初八月半边，一天更比一天胖，直到中秋月团圆，十七十八月慢出，廿二半夜见半圆，廿九三十月难见。
这样的歌谣我不会背诵，几个大孩子都不懂得。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月亮的圆缺与日期之间的关系。前几年我给大学生上课，讲到月亮的圆缺与日期之间的关系，他们大吃一惊：月亮居然和日期还有关系？天上的月亮还能定时间？他们不知道月亮是最精准的时间，他们更不知道，Lunatic（精神病）就表示出人的精神与月亮之间深远的关系。
我们说的“月亮”，实际上是“月亮，地球、太阳”这三个体系视野下的月亮，我们看月亮是站在地球上说话的。如果我们站在太阳上看月亮，那和站在地球上看月亮，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站在月亮上看月亮，又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才是最生动的哲学，因为哲学是“看”，柏拉图所谓的“理念”（理式）的意思就是“看到的事物的形状”。人看世界看事物，人思考，像看月亮一样，永远看不到事物的本相，只有上帝——如果有那个上帝的话——才能看到完整的月亮。这说明，人根本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人是和宇宙一体的存在物，人也不属于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讲“自由”和“独立”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只能在自己的影子里“自由”和“独立”，人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人是有来头的，不是孤魂野鬼，人是从祖先那里来的，人还要回到祖先那里。可是，我觉得当代儿童青少年倒像挂在天空孤单的月亮和孤独的星星，虽然说群星璀璨，两颗星星之间没有对话，就像孩童之间没有对话一样。然而，我们不能无视康德对道德与星星的比拟，那是人类最清雅、生动、深刻的语言：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
我对蔡老师夫妻说，今晚的月亮星星倒叫我想起我的青少年了。蔡老师夫妻极其仗义，就要带领我们去领略金门别处的月亮星星。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各驾一辆车，蔡老师和她的女儿，我和我儿子，我们四个人在一辆车上，秀清和彬彬在陈警官的车上。在两边种着庄稼的路上，缪斯女神的车轮把我拉回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回到了我的天上的月亮和星星。路边稠密的树林和庄稼地里，萤火虫的亮光使我这个书呆子想到古代那个读书人——现在的人在电灯下都不读书呢。那些虫儿蚁儿叫得那么情意绵绵，我自作多情地认为那是一往情深。不知道这个情境能不能遥追古人之情怀：《世说新语·任诞》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可是，我儿子却说：“我处在这样的萤火虫环境，才感到害怕呢，因为我是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长大的，那里才是我的家，才是我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萤火虫环境，是野外，是不安全的，那不是我的家。”我听了，顿时一阵颤抖。他对萤火虫这样的情思，我感受到的是当代青少年的凄凉与可怜。我，则是把萤火虫当作美的一个分有者，美也分有着凄凉与沉重。
萤火虫，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除了那个有名的“囊萤读书”的典故以外，却像儿童手指头上的星星。我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也时不时地想捉几枚萤火虫，那个感觉，真的像把星星捧在手上欣赏与亲密：星星是我的了，就像我手里抓着一只小鸟，抱着自己家的小猫小狗，想亲亲它们，晚上搂着它们睡觉。鸟飞，不容易逮住，虫跳，容易逮住，小孩子逮虫就像逮自己家的小猫小狗。老百姓一般没有听说过北宋大理学家张载的“民我同胞，物我与也”那样古雅的话，老百姓却有自己的更深的道理：我的性命靠一草一物来养，虫儿鸟儿也有性命。农耕文明或者农业社会，不就是草木鸟兽支撑着人的性命吗？
我后来教心理学的时候还想，怎么用科学来验证“囊萤读书”的典故：得抓多少只萤火虫放在一个半透明的袋子里，一个人才能在黑夜间看书呢？这是一个感觉阈限问题。对我来说，萤火虫似乎是来自故乡的一个使者，或者那就是故乡的亲人，对我儿子，却是异样的感受，我的心灵有些泣哭。 从星星、月亮、蝴蝶到萤火虫，难道这是当代儿童青少年的谶语？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人一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最终回到老家，人来人世间只不过是演一场戏。只是，人一旦来到人世间，往往就把家给忘了。因为，人世间使人不再思，不再作诗，人只有还原诗人的本原，才能思，才能回家。“一切思着的思都是诗的活动，而一切作诗则都是一种思。”①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②尼采教人运用自己伟大的心智，能够忍受困境，与苦难挑战，“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②
管他道德呢，且去捉几只虱子尝尝
这个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几乎我们的一切作为都是多余的。说到底，到底怎么给儿童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苏格拉底也不清楚，因为“美德是不是知识”，他很犹豫呢。
我煞费苦心地考虑道德教育问题，想到古人的一个风雅：扪虱。扪虱的意思是抓身上的虱子，身上生出虱子，把虱子捏出来，很讲究地捻死。讲究的意境要显示出你是一个高人雅士，最终你自己，或者其他妙笔生花的人，将扪虱写入诗词书话，传之后代，在今天堪可成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勾当。
历史上有几个大人物，都有虱子的风雅：
后来位至丞相的晋朝王猛，当日一边与朝廷达官谈论天下大事，一边捉身上的虱子，那是魏晋名士风度；王安石身上虱子的逍遥自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明朝的徐阶（继严嵩当了首辅），在酒席上从腰间摸出一虱子，当着客人，“以齿毙之，血溅齿上”。清朝石韫玉接着前人将虱子放到自己的文字中：“一个个妙技屠龙，雄谈扪虱，壮志闻鸡。”
扪虱高风使后人无限折腰，原来我们的文明有大部分是虱子造就的。
人不常洗澡，身上会生出虱子。身上因为伤口的包扎，长时间不能清洗，也可能生出虱子。虱子就像贪官污吏，孳生于肮脏，寄生在动物和人身上，靠吸血维生，人感到很痒，却不疼。虱子形状像臭虫，比蚂蚁还要小很多。现在，人多不识此君，且人身上倾向于干净——似乎灵魂肮脏得要不得，常洗澡，换洗衣服，弄得虱子在人身上不能驻跸，几乎断了虱子在人身上多少万年的活路，好在虱子还能够继续在猴子野狗野猫身上驻扎。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那么多的风雅如扪虱，负暄，即冬天晒太阳取暖。彼风雅当代人甚不熟悉，甚至不以为然，讲究的男女大爷还会对扪虱恶心得要呕吐。我也在扪虱的年代长过我的男孩岁月，那是儿童以玩耍为王道的时代，勉强有饭吃，穿得破破烂烂，却是有童年，有故乡，有故事。我虽然也随时代扪虱，那是1970年代，却没有把我陶冶成一代雅人，誠生不逢古时之故也。彼时，扪虱不是讲究的文化，是普罗大众普遍而自然的生活方式。教育不教育，道德不道德，左不过是生活方式罢了，不接受学校教育，难道不活了么？在教育普及的这个时代，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思诡异得很，因为不知道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更不知道谁是有文化的人，谁是有道德的人。仔细思考一下人生，再掂量一下历史，人只有生存与生活，战争也只是为了生活的利益罢了，更是政治家的阴谋。思想充其量是饭菜里的调料，没有思想固然没有味道，思想太浓重，就将生活异化了，把人活得像旧时代的节妇，只能为思想殉葬。人应该用道德保持尊严，即使没有思想，也会活得光荣、活得高尚。人无非是与以前的人比较，以前没有福分接受学校教育的人，似乎在道德上都是高人，接受了学校教育的人，却有另外的道德风情。
读史籍，断断找不到人的单独痕迹，人总是与他物在一起舞弄，文士仰仗琴棋书画涨姿势，弹琴若无知音，就弹给山里的猿听，给树上的鸟听，给风听，给月亮听，给石头听；另外，多少文人雅士，道德恶臭，却留下惊艳的诗文，后人不但不恶其为人，还把他们想象成文化情人，爱得死去活来，恨不能与他们缠绵：彼蔡京、秦桧、严嵩人格畸零，他们却有难以企及的文学身份，他们的书法，永远使人入迷，当代教育无论如何，也抟弄不出来那样的艺术；武士有刀剑装身份，迸溅的鲜血，像七彩云霓，把侠客的快意送上云端，把他们的人生传于后世。贾岛的《述剑》，以文人的笔触，写出了侠客的率意：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侠客用自己的豪气，和着剑跳舞，给相干或者不相干的人送上自己的生命，为的是不辜负那把剑，和剑所装饰的身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人世间还有比这更高绝的艺术么？中小学生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欢快的，舞蹈的，到了中年，暮年，才能想象他们当年的欢快读书声以外的野哭之声，和侠客剑刃上的宇宙。
财富与官位都是人拿来敷粉装扮自己，落拓如孔乙己，还有一袭不能脱掉的读书人的长衫，尽管又破又旧如十年不曾浆洗，却使自己不与短衣帮为伍。现代学校教育，不会教我们知道，古代高士竟然用虱子装身份，而且从先秦一直装下来。实际上，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于虱子的说话，只是没有和高士装身份捆绑在一起罢了。
西洋人在身上抓虱子的风雅，绝不亚于中国人：“船将沉，鼠先逃；人将死，虱先跑——这是格林兰人的理论。所以身上没有虱子的格林兰人心里异常不安。要好的朋友们没事的时候，互相在头上捉虱子，‘然后端端正正放在虱主的两齿之间’，这够多么有趣！在野蛮人里头，这是极通行的消遣良法。”①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读中外风雅人的虱子行状，颇有我们刚刚从蛮荒爬出来的感受，或者，我们还在与虱子为伍，人并不必然比虱子高明，教育就是使人能够比虱子高明，像宰相、圣人和革命者身上的虱子，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或者，这些人上人身上的虱子，与普通人身上的虱子比起来，犹如珠玉放在瓦砾石块中间。
历史上有作为的人，大率都是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好汉，胸中藏有风雷天地。那些头发油亮、衣履光鲜、脸蛋清爽的人，顾影自怜，不是戏子就是太监，要么是勾栏瓦舍里出没的；那刘邦心胸宽宏，无赖也无畏，乃春秋战国任侠游民之风，才能唱出《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乐府就开启于《大风歌》。刘邦的任侠气质，开出雄阔的大汉天下，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典范王朝，汉朝的气度与文化意义，超过唐朝，其他朝代都不能和汉朝相提并论，汉朝成为中国人的第一个梦幻。我等今天称“汉族”“汉人”，实拜刘邦之赐；项羽虽然是贵族孑遗，却通身小家子奴气，他不愿与人共富贵，只愿与人共患难，落得自刎乌江。他残暴成性，火烧阿房宫，坑杀战俘，老天爷怎么会给这样的人天下呢？中国的贵族气质在秦始皇手里就被腰斩了，从先秦流传下来的只是刘邦继承下来的任侠气质，任侠恰恰是与贵族气质相表里的社会气质，荆轲刺秦王把先秦的任侠气质演绎到了鼎盛。那拘谨的文人，只能陪着好汉，做文学弄臣，以幽雅婀娜的身躯，和着柔靡的文学，用旖旎的嗓音，唱几句风花雪月，祝颂祝颂再祝颂，万岁万岁万万岁，换几串铜钱过日子。
与虱子打交道，比与人打交道风雅，道德。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