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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优势视角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针对随迁子女对转学事件的消极解读及其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效能感低下问题进行小组工作介入，探讨社会工作介入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提升的有效性，阐明了针对随迁子女转学等流动性事件进行及时干预的积极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随迁子女 自我效能感 小组工作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方式的改变衍生出了“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在城市化背景下，随迁子女群体数量日益庞大，“小候鸟群体”面临一系列教育、社会融入和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自我效能感低下问题尤为严重。由此，本文以北京市某公立中学初一年级的11名非京籍学生（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采用单样本设计中的A-B研究设计方法，探究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提升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自我效能感”一词由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于1977年提出。班杜拉认为传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知识与技能的获得过程上，忽视了人类行为中的个体主体性因素。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界定为，人们对其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成就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念。他指出，以往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与生理和情绪状态是自我效能感形成或变化的四种主要信息来源，并且自我效能感在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和选择过程四种中介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人类机能起到调节作用。此外，班杜拉依据任务、活动或情境的具体性，将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了具体任务自我效能感、领域效能感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三个层次。
一、组员基线数据分析
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均为北京市某公立中学初一年级非京籍学生（随迁子女）。根据前期需求调查结果分析，考虑主客观情况，采取自愿报名、老师推荐与滚雪球的方式进行小组组员招募，并结合小组构成基本原则，保证组员具有一定同质性，且男女比例基本均等。而后根据《一般性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测量结果及访谈情况，从中筛选出11名自我效能感相对较低的随迁子女作为自我效能感提升小组组员。以下是组员的基本信息（见表1）：
为了更好地了解组员的自我效能感现状，组前使用《一般性自我效能感量表》对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进行基线测量。结果显示，55%的组员得分集中在11～20分数段上，最低分为14分；45%的组员得分集中在21～30分数段上，但均分布在该分数段的低分段上，即23分及其以下。数据证明在基线期组员整体处于低自我效能感状态。
二、“需求为本”的介入过程分析
在进行需求评估后，明确了组员对自我的边缘化认定和对转学事件的问题化理解是其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的直接原因。为此，有针对性地为组员设计了6节，每节90分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小组活动方案（如表2所示）。
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提升小组的总目标为：引导组员对转学事件进行积极正向解读，在乐观面对未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提高个人在学业、人际交往、情绪调节、未来规划与自我认识等方面上的能力与信心，最终提升组员的自我效能感。小组的分目标为：一是转变组员对转学事件的消极看法，从以往成功经验与所获替代性经验中得到启发，找到转学困扰的解决策略，并提升对自我问题解决能力的认可度；二是帮助组员认识到设置或选择适切性目标的必要性，学会并尝试设定明确而合适的转学前后目标或计划；三是引导组员认识情绪，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调节方法，减小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四是使组员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对自我进行客观正向评价，挖掘内在潜能与优势，并肯定自我；五是强化组员由认知加工整合而提升的自我效能感，减轻无力感，对未来充满希望。
三、介入效果评估
（一）定量评估
小组结束后，使用《一般性自我效能感量表》对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进行后测，而后对组员A-B期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如图1所示，B期数据均值皆明显高于A期数据均值，说明小组工作介入前后组员的自我效能感水平發生了较大变化。从表3中可知，各项数据间基本都存在显著差异。虽第3项P值为0.087，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但根据小组A-B期均值变化情况得知，该项目B期数据均值2.73高于A期数据均值2.00，说明小组工作的介入对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二）质性评估
小组介入结束后，对组员进行了满意度评估和访谈。在访谈中组员纷纷谈及了自身的正向改变，主要表现在：其一，对转学事件的理解方面，开始由消极解读转向积极诠释。“这是个必经的过程，现在想想也没多大点事。等回老家了就好好学习努力努力，争取今后自己考回北京上大学，学法律当律师！”其二，学业方面，从对学习倍感无力并产生厌倦，到获得并相信自己拥有解决学习问题的策略与能力。“以前上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很紧张并且很排斥，但现在就不会了，能比较顺利的讲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说不对。”“现在一遇到学习问题我就想之前是怎么解决的，有时还是有用的，能应对的了。”其三，人际交往方面，从认为自己不具有良好社交能力并害怕与他人建立友谊，到肯定自己人际交往问题解决能力并主动结识朋友。“我觉得和别人更亲近了，愿意接触了，能主动和不太熟悉的同学接触认识。”其四，未来目标或规划方面，从认为自己不具有未来规划能力并无法顺利升学，到成功制定并执行转学前后的目标计划，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活动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目标，现在也真的按照那个去执行了，效果不错，我觉得很管用！”其五，情绪调节方面，从认为自己难以摆脱烦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影响，到找到情绪调节方法并形成积极心态。“以前认为自己的脾气性格改不了也控制不了，没这个天赋。但通过在情绪拍卖，我懂了正向情绪对人的暗示作用，让自己看到了对情绪的理解，也学会了怎么调节。现在比以前好了一些，能hold住自己了。”最后，自我认识方面。从组员自我反馈中发现，他们对自我的主观评价由“沉闷、自卑、认生、无存在感”到“乐观、积极、开朗、自信”的改变，也证实了他们对自我认识的变化。以上内容说明，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在各方面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四、结论与讨论
（一）在介入过程中对转学事件进行重释具有重要意义
“转学或流动”对于随迁子女来说是必经之事。对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问题的探讨也不可回避这一外在因素的影响。转学等流动性事件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高低变化。随迁子女遇到类似事件时产生的不同认识，才是加剧自我效能感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且对该事件的不同认识，将对其身心成长发展起到不同作用。若进行积极诠释，相信即使再难，自己也能成功面对压力和挑战。较高自我效能感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将帮助其正向成长；若进行消极理解，忽视事件中的积极因素，并否定自身应对新环境的能力，则会引发更多的认知或行为问题，阻碍个人发展。所以，社会工作介入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帮助随迁子女对转学问题进行重新释义。引导他们意识到，虽然“转学或流动”会带来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新困扰，但这也给了他们提供了一个挖掘潜能、应对挑战和获得成长的新机会。在结合具体情境对转学等流动性事件进行积极重释的同时，给予个体以正向引导，将积极思维模式引入到自我认识和具体问题解决層面，再结合理论指导，最终促使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发生正向变化。
（二）介入过程中的专业价值与伦理议题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其一，要特别关注和遵守个别化原则。考虑到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应有针对性的进行介入方案设计，以使组员得到切实的帮助。比如，对于随迁子女来说，可以从对转学事件的积极诠释、找寻转学困扰解决策略、制定转学前后的目标或计划、学习调节情绪的方法、挖掘自身潜能优势并肯定自我等方面着手干预。除需考虑组员的个性化需求外，还要考虑活动媒介的选择与介入目标之间的契合性。在本次小组工作介入过程中，主要选用社会工作经典游戏作为媒介，并根据组员的成长经历背景及活动具体目标进行“变种”或“组合”。经实践发现与组员反馈，以上两种媒介使用与选择方式使组员得到了很好的游戏体验，并为获得经验感悟，形成新的认识提供了必要信息。由此可见，小组活动媒介使用的目的不在于媒介本身，而是在于小组目标的达成。以此帮助组员将过程感受升华至经验启示层面，最终获得个人的成长。
其二，要始终保有同理心。“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在介入过程中，笔者尤其感受到了同理心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实务过程中的哪一环节，社会工作者都应设身处地的从服务对象角度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与心理感受，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对现有情境或问题的看法，并且做出积极回应。尤其是在建立专业关系时，只有与他们产生共鸣，走进内心世界，他们才能放下包袱，敞开心扉，使社会工作者找到服务对象问题的根源。如本次介入过程，笔者考虑到组员在进入陌生小组环境前会有特殊顾虑，特别在组前访谈时特设“压力圈”环节，请组员写下自己对于进入小组的压力与担忧，了解组员的真实感受。向组员赠送亲手折叠并写有鼓励话语的小纸花等温馨环节，更是社工同理心的具体表达，拉进了心与心的距离，从而建立起稳固的专业助人关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意见》政策解读[EB/OL].2018-02-10.
[2]W.Lawrence Neuman，Larry W.Kreuger.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M].刘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10.
[3]Bandura A.Self-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Psychological Review，1977，（03）：191.
[4]夏婕.小组工作方法介入流动儿童自信心提升初探[D].华中科技大学，2013.
【关键词】随迁子女 自我效能感 小组工作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方式的改变衍生出了“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在城市化背景下，随迁子女群体数量日益庞大，“小候鸟群体”面临一系列教育、社会融入和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自我效能感低下问题尤为严重。由此，本文以北京市某公立中学初一年级的11名非京籍学生（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采用单样本设计中的A-B研究设计方法，探究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提升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自我效能感”一词由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于1977年提出。班杜拉认为传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知识与技能的获得过程上，忽视了人类行为中的个体主体性因素。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界定为，人们对其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成就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念。他指出，以往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与生理和情绪状态是自我效能感形成或变化的四种主要信息来源，并且自我效能感在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和选择过程四种中介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人类机能起到调节作用。此外，班杜拉依据任务、活动或情境的具体性，将自我效能感划分为了具体任务自我效能感、领域效能感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三个层次。
一、组员基线数据分析
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均为北京市某公立中学初一年级非京籍学生（随迁子女）。根据前期需求调查结果分析，考虑主客观情况，采取自愿报名、老师推荐与滚雪球的方式进行小组组员招募，并结合小组构成基本原则，保证组员具有一定同质性，且男女比例基本均等。而后根据《一般性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测量结果及访谈情况，从中筛选出11名自我效能感相对较低的随迁子女作为自我效能感提升小组组员。以下是组员的基本信息（见表1）：
为了更好地了解组员的自我效能感现状，组前使用《一般性自我效能感量表》对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进行基线测量。结果显示，55%的组员得分集中在11～20分数段上，最低分为14分；45%的组员得分集中在21～30分数段上，但均分布在该分数段的低分段上，即23分及其以下。数据证明在基线期组员整体处于低自我效能感状态。
二、“需求为本”的介入过程分析
在进行需求评估后，明确了组员对自我的边缘化认定和对转学事件的问题化理解是其自我效能感水平低下的直接原因。为此，有针对性地为组员设计了6节，每节90分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小组活动方案（如表2所示）。
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提升小组的总目标为：引导组员对转学事件进行积极正向解读，在乐观面对未来机遇与挑战的同时，提高个人在学业、人际交往、情绪调节、未来规划与自我认识等方面上的能力与信心，最终提升组员的自我效能感。小组的分目标为：一是转变组员对转学事件的消极看法，从以往成功经验与所获替代性经验中得到启发，找到转学困扰的解决策略，并提升对自我问题解决能力的认可度；二是帮助组员认识到设置或选择适切性目标的必要性，学会并尝试设定明确而合适的转学前后目标或计划；三是引导组员认识情绪，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调节方法，减小消极情绪带来的影响；四是使组员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对自我进行客观正向评价，挖掘内在潜能与优势，并肯定自我；五是强化组员由认知加工整合而提升的自我效能感，减轻无力感，对未来充满希望。
三、介入效果评估
（一）定量评估
小组结束后，使用《一般性自我效能感量表》对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进行后测，而后对组员A-B期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如图1所示，B期数据均值皆明显高于A期数据均值，说明小组工作介入前后组员的自我效能感水平發生了较大变化。从表3中可知，各项数据间基本都存在显著差异。虽第3项P值为0.087，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但根据小组A-B期均值变化情况得知，该项目B期数据均值2.73高于A期数据均值2.00，说明小组工作的介入对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二）质性评估
小组介入结束后，对组员进行了满意度评估和访谈。在访谈中组员纷纷谈及了自身的正向改变，主要表现在：其一，对转学事件的理解方面，开始由消极解读转向积极诠释。“这是个必经的过程，现在想想也没多大点事。等回老家了就好好学习努力努力，争取今后自己考回北京上大学，学法律当律师！”其二，学业方面，从对学习倍感无力并产生厌倦，到获得并相信自己拥有解决学习问题的策略与能力。“以前上课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很紧张并且很排斥，但现在就不会了，能比较顺利的讲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说不对。”“现在一遇到学习问题我就想之前是怎么解决的，有时还是有用的，能应对的了。”其三，人际交往方面，从认为自己不具有良好社交能力并害怕与他人建立友谊，到肯定自己人际交往问题解决能力并主动结识朋友。“我觉得和别人更亲近了，愿意接触了，能主动和不太熟悉的同学接触认识。”其四，未来目标或规划方面，从认为自己不具有未来规划能力并无法顺利升学，到成功制定并执行转学前后的目标计划，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活动里我看到了自己的目标，现在也真的按照那个去执行了，效果不错，我觉得很管用！”其五，情绪调节方面，从认为自己难以摆脱烦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影响，到找到情绪调节方法并形成积极心态。“以前认为自己的脾气性格改不了也控制不了，没这个天赋。但通过在情绪拍卖，我懂了正向情绪对人的暗示作用，让自己看到了对情绪的理解，也学会了怎么调节。现在比以前好了一些，能hold住自己了。”最后，自我认识方面。从组员自我反馈中发现，他们对自我的主观评价由“沉闷、自卑、认生、无存在感”到“乐观、积极、开朗、自信”的改变，也证实了他们对自我认识的变化。以上内容说明，组员自我效能感水平在各方面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四、结论与讨论
（一）在介入过程中对转学事件进行重释具有重要意义
“转学或流动”对于随迁子女来说是必经之事。对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问题的探讨也不可回避这一外在因素的影响。转学等流动性事件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高低变化。随迁子女遇到类似事件时产生的不同认识，才是加剧自我效能感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且对该事件的不同认识，将对其身心成长发展起到不同作用。若进行积极诠释，相信即使再难，自己也能成功面对压力和挑战。较高自我效能感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将帮助其正向成长；若进行消极理解，忽视事件中的积极因素，并否定自身应对新环境的能力，则会引发更多的认知或行为问题，阻碍个人发展。所以，社会工作介入随迁子女自我效能感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帮助随迁子女对转学问题进行重新释义。引导他们意识到，虽然“转学或流动”会带来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新困扰，但这也给了他们提供了一个挖掘潜能、应对挑战和获得成长的新机会。在结合具体情境对转学等流动性事件进行积极重释的同时，给予个体以正向引导，将积极思维模式引入到自我认识和具体问题解决層面，再结合理论指导，最终促使随迁子女的自我效能感发生正向变化。
（二）介入过程中的专业价值与伦理议题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其一，要特别关注和遵守个别化原则。考虑到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应有针对性的进行介入方案设计，以使组员得到切实的帮助。比如，对于随迁子女来说，可以从对转学事件的积极诠释、找寻转学困扰解决策略、制定转学前后的目标或计划、学习调节情绪的方法、挖掘自身潜能优势并肯定自我等方面着手干预。除需考虑组员的个性化需求外，还要考虑活动媒介的选择与介入目标之间的契合性。在本次小组工作介入过程中，主要选用社会工作经典游戏作为媒介，并根据组员的成长经历背景及活动具体目标进行“变种”或“组合”。经实践发现与组员反馈，以上两种媒介使用与选择方式使组员得到了很好的游戏体验，并为获得经验感悟，形成新的认识提供了必要信息。由此可见，小组活动媒介使用的目的不在于媒介本身，而是在于小组目标的达成。以此帮助组员将过程感受升华至经验启示层面，最终获得个人的成长。
其二，要始终保有同理心。“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在介入过程中，笔者尤其感受到了同理心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实务过程中的哪一环节，社会工作者都应设身处地的从服务对象角度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与心理感受，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对现有情境或问题的看法，并且做出积极回应。尤其是在建立专业关系时，只有与他们产生共鸣，走进内心世界，他们才能放下包袱，敞开心扉，使社会工作者找到服务对象问题的根源。如本次介入过程，笔者考虑到组员在进入陌生小组环境前会有特殊顾虑，特别在组前访谈时特设“压力圈”环节，请组员写下自己对于进入小组的压力与担忧，了解组员的真实感受。向组员赠送亲手折叠并写有鼓励话语的小纸花等温馨环节，更是社工同理心的具体表达，拉进了心与心的距离，从而建立起稳固的专业助人关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意见》政策解读[EB/OL].2018-02-10.
[2]W.Lawrence Neuman，Larry W.Kreuger.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M].刘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10.
[3]Bandura A.Self-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Psychological Review，1977，（03）：191.
[4]夏婕.小组工作方法介入流动儿童自信心提升初探[D].华中科技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