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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历程、变迁逻辑与路径选择三方面来阐述。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经历了恢复与调整、制度化改革以及深化改革三个阶段的发展。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变革与高考改革的渐次深入，我国高考政策应不断调整，其动力形成机制应向“分权”转变，价值取向应向“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转变，过程保障应由管理向治理转变，话语应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
【关键词】高考政策;变迁逻辑;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
1.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历程
恢复高考以来，依据高考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重要文件颁布的时间，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划分为恢复与调整阶段（1977-1984年）、制度化改革时期（1985-1998年）、深化改革时期（1999年至今）三个阶段。
1.1高考的恢复与调整阶段（1977-1984年）
1997年10月12日，《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规定了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高校招生政策。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文革”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录取新生的工作体制。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
1.2制度化改革时期（1985-1998年）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1985年，上海在全国最先获得自主命题权。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普通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1994年，普通高考进行制度改革，推出“3+2”考试制度，生物和地理科目被取消，除语数外，文科加考政治和历史，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理科考试中不再考政治。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普通高校招生并轨改革。
1.3深化改革时期（1999年至今）
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广东率先试行“3+X”改革方案，生物、地理又重新开始成为高考科目。2000年，招生并轨改革完成。从2001年到2004年，全国开始实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的组织方式。2008年，中国开始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大众化教育”逐渐取代“精英教育”。2010年2月，提出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的考试招生制度，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2016年全国有26个省份选择统一命题，也就是采用“普通高考全国卷试题”，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份或直辖市仍为分省命题。
2.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逻辑
2.1深层结构分析
（1）新高考政策改革的经济基础。我国对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制度变迁需要耗费资源。新高考中的改革举措都需要较大的经济成本和政府的财政投入。目前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连续多年超过GDP的4%，为推进新高考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新高考政策改革的社会环境。高考政策改革必然受到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的制约。随着经济的发展，高考制度只坚守公平公正与当下的社会环境也不相协调：社会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新高考制度改革。
2.2路径依赖分析
历史演变进程中前期的某个重要的制度结构、社会力量或权力关系对当前制度發展具有制约性或依赖性影响。
我国的高考改革必须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制约和影响。在坚持现有策略的情况下，保持统一高考的主体地位，发展体制外的多次考试、自主招生等因素。利用这些因素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逐渐使外部机制和外部效益内部化，降低和分散高考制度变迁的成本，发挥路径依赖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高考制度的合理变迁。
2.3动力机制分析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动力并非来源于单方面，而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博弈。
高考改革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民众、精英、利益集团（高等学校、中学、学生及家长）。这些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怀不同的动机和偏好，在彼此博弈中最终实现高考制度的变革。高考政策改革的呼声主要来自高校、劳动力市场、精英和政府，而缺乏民众的支持，中学、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基本保持中立。高考改革在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艰难前行。
3.我国高考政策的路径选择
我国高考政策的未来走向呈现出“四个转变”，即高考政策动力形成的机制向“分权”转变、高考政策价值向“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转变、高考政策过程保障由管理向治理转变、高考政策话语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
3.1高考政策动力形成的机制应向“分权”转变
高考政策动力形成的机制应向地方分权、高校分权转变，这种分权使各方利益得到满足，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中央将命题权下放到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既能在统与分的探索中找寻适合本地实际的命题方式，又能利用权力保证中央政府放权初衷的实现。
3.2高考政策价值取向应向“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转变
我国未来的高考政策应追求“公平效率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目前高考的主体部分仍是首重公平，将来高考改革的发展趋势则是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高考政策应以制度保公平，靠灵活提效率。从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的改变着手，保障地区性和群体性公平。
3.3高考政策过程保障应由管理向治理转变
首先，应激发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内驱力。其次，应强化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伦理改良。再次，应积极推进中立机构的设立与考试机构的专业化，建议中立机构的设置应保持其长期性。最后，应加强过程保障的监督。
3.4高考政策话语应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
高考政策话语应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只有让多元利益主体真正享有参与到决策中来的权利，才能通过协商找到多方利益的争议点，更好地对高考方案进行评估与决策，推动我国高考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化高考内容改革[EB/OL].（2014-08-30）.http：//sh.sina.com.cn/news/b/2014-08-30/0926108410.html.
[2]杨学为.邓小平领导恢复高考[J].中国考试，2007（12）：41.
[3]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4]张家勇.新高考改革的进展、挑战与政策建议[J].中国教育学刊，2018（08）.
[5]李峻.我国高考政策变迁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关键词】高考政策;变迁逻辑;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
1.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历程
恢复高考以来，依据高考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重要文件颁布的时间，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划分为恢复与调整阶段（1977-1984年）、制度化改革时期（1985-1998年）、深化改革时期（1999年至今）三个阶段。
1.1高考的恢复与调整阶段（1977-1984年）
1997年10月12日，《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规定了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高校招生政策。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文革”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录取新生的工作体制。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
1.2制度化改革时期（1985-1998年）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1985年，上海在全国最先获得自主命题权。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普通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1994年，普通高考进行制度改革，推出“3+2”考试制度，生物和地理科目被取消，除语数外，文科加考政治和历史，理科加考物理和化学，理科考试中不再考政治。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普通高校招生并轨改革。
1.3深化改革时期（1999年至今）
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同年广东率先试行“3+X”改革方案，生物、地理又重新开始成为高考科目。2000年，招生并轨改革完成。从2001年到2004年，全国开始实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的组织方式。2008年，中国开始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大众化教育”逐渐取代“精英教育”。2010年2月，提出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的考试招生制度，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2016年全国有26个省份选择统一命题，也就是采用“普通高考全国卷试题”，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5省份或直辖市仍为分省命题。
2.我国高考政策的变迁逻辑
2.1深层结构分析
（1）新高考政策改革的经济基础。我国对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不断加大。制度变迁需要耗费资源。新高考中的改革举措都需要较大的经济成本和政府的财政投入。目前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连续多年超过GDP的4%，为推进新高考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新高考政策改革的社会环境。高考政策改革必然受到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的制约。随着经济的发展，高考制度只坚守公平公正与当下的社会环境也不相协调：社会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新高考制度改革。
2.2路径依赖分析
历史演变进程中前期的某个重要的制度结构、社会力量或权力关系对当前制度發展具有制约性或依赖性影响。
我国的高考改革必须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制约和影响。在坚持现有策略的情况下，保持统一高考的主体地位，发展体制外的多次考试、自主招生等因素。利用这些因素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逐渐使外部机制和外部效益内部化，降低和分散高考制度变迁的成本，发挥路径依赖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高考制度的合理变迁。
2.3动力机制分析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动力并非来源于单方面，而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博弈。
高考改革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民众、精英、利益集团（高等学校、中学、学生及家长）。这些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各怀不同的动机和偏好，在彼此博弈中最终实现高考制度的变革。高考政策改革的呼声主要来自高校、劳动力市场、精英和政府，而缺乏民众的支持，中学、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基本保持中立。高考改革在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艰难前行。
3.我国高考政策的路径选择
我国高考政策的未来走向呈现出“四个转变”，即高考政策动力形成的机制向“分权”转变、高考政策价值向“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转变、高考政策过程保障由管理向治理转变、高考政策话语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
3.1高考政策动力形成的机制应向“分权”转变
高考政策动力形成的机制应向地方分权、高校分权转变，这种分权使各方利益得到满足，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中央将命题权下放到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既能在统与分的探索中找寻适合本地实际的命题方式，又能利用权力保证中央政府放权初衷的实现。
3.2高考政策价值取向应向“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转变
我国未来的高考政策应追求“公平效率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目前高考的主体部分仍是首重公平，将来高考改革的发展趋势则是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高考政策应以制度保公平，靠灵活提效率。从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的改变着手，保障地区性和群体性公平。
3.3高考政策过程保障应由管理向治理转变
首先，应激发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内驱力。其次，应强化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伦理改良。再次，应积极推进中立机构的设立与考试机构的专业化，建议中立机构的设置应保持其长期性。最后，应加强过程保障的监督。
3.4高考政策话语应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
高考政策话语应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转变，只有让多元利益主体真正享有参与到决策中来的权利，才能通过协商找到多方利益的争议点，更好地对高考方案进行评估与决策，推动我国高考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化高考内容改革[EB/OL].（2014-08-30）.http：//sh.sina.com.cn/news/b/2014-08-30/0926108410.html.
[2]杨学为.邓小平领导恢复高考[J].中国考试，2007（12）：41.
[3]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4]张家勇.新高考改革的进展、挑战与政策建议[J].中国教育学刊，2018（08）.
[5]李峻.我国高考政策变迁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