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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我们这些年仅15岁的初中毕业生，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在欢送知青的锣鼓声中，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插队。
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在探家的日子里，周伯伯与侄儿见面，听说我也回来了，马上安排时间叫我们向他汇报延安的情况，并写一份书面材料。书面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在延安时就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些，现在有机会直接向总理汇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真的长大了。那年我只有16岁，也不知道怎么写书面汇报材料。我同周秉和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我们所见所闻如实全面地写出来。我们认认真真地在一起凑情况，秉和执笔，我抄，忙了整整三天。材料写好了，秉和打电话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商定了汇报时间。
又要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了，我的心按捺不住地激动不安起来，
好几年没进中南海，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没进房子，我们就好像已经听到伯伯的笑声。绕过水榭，通过前后客厅，我们走进了伯伯居住的地方，也是他接待内部客人的地方。稍坐片刻，伯伯和邓妈妈就进来了。看到伯伯消瘦的面庞，邓妈妈略带颤抖的脚步，我心里又激动又难过。几年不见，变化竟这么大！
伯伯先和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特别对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十分赞赏。然后就认真地看我们的汇报材料。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邓妈妈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十分漂亮，主要是让人认识。”
伯伯边看材料，边详细地询问知青和延安当地人民的情况。我们就把自己的体会，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甚至是牢骚都一古脑说出来。
我说，火车刚接近西北地区，楼房、工厂就看不到了，满眼是高高的黄土坡和稀疏的窑洞。从铜川换汽车到延安，第二天卡车又送我们到李家渠公社，贫下中农用马车接我们到高峁湾大队。刚到队上，晚上没有电灯，又是土窑，不习惯，又累，我们几个同学都哭起来。伯伯、邓妈妈听到这里都笑了，问窑洞是谁的？我说是农民的，后来搬进了砖窑，是大队的。我说虽然生活苦，但知青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开始上工了。刚参加劳动，好多同学不会干活，队里给我们记的工分和小孩子的一样。邓妈妈马上问：“怎么小孩也上工？”我说那是当地的习惯。我们队在延安县算比较富裕的，工值合一元左右。当地小孩子一般只念到小学，有的读完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参加队里的劳动。男女工分本来就不一样，小孩的工分才是妇女的一半。
伯伯问：“当地种什么庄稼？有没有副业？”秉和说他们队里位置比较偏僻，种的是糜子、高粱、小麦，收成不高，副业很少，仅仅是私人养点猪、羊、鸡，工分低得一个工还不够一根冰棍钱。我说我们队位置好一些，在马路边上，队里有许多副业，马车拉煤往延安城送，地边河滩上种蔬菜和西瓜，吃不了就卖出去;许多妇女儿童为公路队砸石子也可以赚点钱。伯伯点头说：“那你们队的农民生活要好得多。”
我们说知青干劲很足，没有多久各种各样的活儿都会干了，而且大部分知青干活不偷懒，上进心强。我给伯伯和邓妈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山收麦子，临收工时下起雨来，山路又陡又滑很难走，要在北京，晴天这么走都会害怕，可那天我们三个女孩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浑身都湿透了。另一件事是我们上延安参观，来回五十里地，我们还拉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伯伯和邓妈妈听了连连点头，赞许我们锻炼了本领也锻炼了意志。
伯伯又问我们吃饭怎么样。我说最初是队里派人做，以后就自己学着做。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就都学会了，还会贴饼子，做高粱米饭。伯伯笑笑说：“好！好！你们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青年人只有经过实际锻炼才能挑起革命重担。”
伯伯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在队里的情况汇报。我告诉伯伯，最主要的问题是知青生病后无人照应，只能自己照管自己。我们公社女八中高一的一名女生，因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知青们赶了几十里路送她到延安县医院，住院后又轮流看护她直到病好出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女生淹死了，当时水不深，只是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伯伯听后很吃惊，脸色严肃起来，连连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谈到陕北人民，我们告诉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父兄那样教我们干农活、打水、做饭，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做客。他们最好的饭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我们和青年农民交往多，他们业余时间也和我们议论国家大事。公社演电影，他们带我们走十几里地去看。电影散后大家结伴而行。他们打着手电领路，有说有笑。这种乐观情绪成了我们安心插队的精神支柱。伯伯和邓妈妈听到这里都欣慰地笑了。我们也如实地谈起农民生活很苦，穿的大多是自织的粗布衣，而且十分破旧。有的小孩还穿不上衣服，全家几口人盖一床被子。姑娘出嫁要称体重。文盲、买卖婚姻严重。当我们说到队里天天能碰到从别处过来要饭的，延安城里要饭的更普遍时，伯伯脸色很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这样？我都不知道呀！”当时我们正年轻，并不真正理解伯伯的心情。事后曾听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树迎叔叔说，伯伯那些天心情一直都不好，后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专门提到这件事：“……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考虑延安……”;“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
那天谈话中，我们见伯伯心情沉重，就忙岔开了话题。我说我喜欢延河水的秀丽壮观，平日里清亮见底缓缓地流。到了秋季，上游水下来，水位猛涨，波涛滚滚，场面十分壮观。我还说了我们参观枣园、杨家岭的观感。伯伯问了枣园、毛主席旧居的情况及抗大校址。秉和说都保护得挺好，伯伯和邓妈妈都感慨地说离开延安那么多年了，真想回去看看。两年之后，伯伯拖著病体陪同外宾回到了延安，完成了他老人家想看望老区人民的宿愿。
那天中午，我们和伯伯、邓妈妈一起吃了饭。虽然还是老桂叔叔做的家常饭，面条和几样小菜，我却吃得格外香。吃饭时我们还在谈延安，伯伯又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延安当地农民养羊的多不多？羊毛是不是自产的？劳动用什么工具？人口多不多？有没有种树……我们就所知道的一一做了回答。那天吃饭快结束时，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谈的情况，虽然是个很小的面，能不能代表整个延安地区的情况我还要了解。但是你们谈的有些问题，我看会引起中央的重视，不仅中央会重视，陕北也会重视的。”
不久，我们就回延安参加春耕了。很快传来了消息：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伯伯还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发表了讲话。这些消息给了知青们极大的鼓舞。
但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伯伯。那次和秉和一同在西花厅汇报情况，竟成了我同伯伯的最后告别，成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何立群，女，北京8中1968届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高峁湾大队插队，1970年4月参军入伍。
第二年我回北京探亲。在探家的日子里，周伯伯与侄儿见面，听说我也回来了，马上安排时间叫我们向他汇报延安的情况，并写一份书面材料。书面材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另一部分谈谈延安当地人民的生活。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在延安时就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些，现在有机会直接向总理汇报，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小孩子，真的长大了。那年我只有16岁，也不知道怎么写书面汇报材料。我同周秉和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我们所见所闻如实全面地写出来。我们认认真真地在一起凑情况，秉和执笔，我抄，忙了整整三天。材料写好了，秉和打电话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商定了汇报时间。
又要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了，我的心按捺不住地激动不安起来，
好几年没进中南海，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没进房子，我们就好像已经听到伯伯的笑声。绕过水榭，通过前后客厅，我们走进了伯伯居住的地方，也是他接待内部客人的地方。稍坐片刻，伯伯和邓妈妈就进来了。看到伯伯消瘦的面庞，邓妈妈略带颤抖的脚步，我心里又激动又难过。几年不见，变化竟这么大！
伯伯先和我们拉了一会儿家常，特别对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十分赞赏。然后就认真地看我们的汇报材料。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邓妈妈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十分漂亮，主要是让人认识。”
伯伯边看材料，边详细地询问知青和延安当地人民的情况。我们就把自己的体会，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甚至是牢骚都一古脑说出来。
我说，火车刚接近西北地区，楼房、工厂就看不到了，满眼是高高的黄土坡和稀疏的窑洞。从铜川换汽车到延安，第二天卡车又送我们到李家渠公社，贫下中农用马车接我们到高峁湾大队。刚到队上，晚上没有电灯，又是土窑，不习惯，又累，我们几个同学都哭起来。伯伯、邓妈妈听到这里都笑了，问窑洞是谁的？我说是农民的，后来搬进了砖窑，是大队的。我说虽然生活苦，但知青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没过几天就熟悉了环境，开始上工了。刚参加劳动，好多同学不会干活，队里给我们记的工分和小孩子的一样。邓妈妈马上问：“怎么小孩也上工？”我说那是当地的习惯。我们队在延安县算比较富裕的，工值合一元左右。当地小孩子一般只念到小学，有的读完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参加队里的劳动。男女工分本来就不一样，小孩的工分才是妇女的一半。
伯伯问：“当地种什么庄稼？有没有副业？”秉和说他们队里位置比较偏僻，种的是糜子、高粱、小麦，收成不高，副业很少，仅仅是私人养点猪、羊、鸡，工分低得一个工还不够一根冰棍钱。我说我们队位置好一些，在马路边上，队里有许多副业，马车拉煤往延安城送，地边河滩上种蔬菜和西瓜，吃不了就卖出去;许多妇女儿童为公路队砸石子也可以赚点钱。伯伯点头说：“那你们队的农民生活要好得多。”
我们说知青干劲很足，没有多久各种各样的活儿都会干了，而且大部分知青干活不偷懒，上进心强。我给伯伯和邓妈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山收麦子，临收工时下起雨来，山路又陡又滑很难走，要在北京，晴天这么走都会害怕，可那天我们三个女孩和社员们一样，背着麦捆走下山，浑身都湿透了。另一件事是我们上延安参观，来回五十里地，我们还拉上粪车为队里带回一车粪。伯伯和邓妈妈听了连连点头，赞许我们锻炼了本领也锻炼了意志。
伯伯又问我们吃饭怎么样。我说最初是队里派人做，以后就自己学着做。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就都学会了，还会贴饼子，做高粱米饭。伯伯笑笑说：“好！好！你们学会了独立生活，也学会了克服困难。青年人只有经过实际锻炼才能挑起革命重担。”
伯伯还非常详细地询问了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在队里的情况汇报。我告诉伯伯，最主要的问题是知青生病后无人照应，只能自己照管自己。我们公社女八中高一的一名女生，因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知青们赶了几十里路送她到延安县医院，住院后又轮流看护她直到病好出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女生淹死了，当时水不深，只是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伯伯听后很吃惊，脸色严肃起来，连连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谈到陕北人民，我们告诉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父兄那样教我们干农活、打水、做饭，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做客。他们最好的饭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我们和青年农民交往多，他们业余时间也和我们议论国家大事。公社演电影，他们带我们走十几里地去看。电影散后大家结伴而行。他们打着手电领路，有说有笑。这种乐观情绪成了我们安心插队的精神支柱。伯伯和邓妈妈听到这里都欣慰地笑了。我们也如实地谈起农民生活很苦，穿的大多是自织的粗布衣，而且十分破旧。有的小孩还穿不上衣服，全家几口人盖一床被子。姑娘出嫁要称体重。文盲、买卖婚姻严重。当我们说到队里天天能碰到从别处过来要饭的，延安城里要饭的更普遍时，伯伯脸色很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这样？我都不知道呀！”当时我们正年轻，并不真正理解伯伯的心情。事后曾听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树迎叔叔说，伯伯那些天心情一直都不好，后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专门提到这件事：“……延安的问题这么多，大人没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设西安要考虑延安……”;“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
那天谈话中，我们见伯伯心情沉重，就忙岔开了话题。我说我喜欢延河水的秀丽壮观，平日里清亮见底缓缓地流。到了秋季，上游水下来，水位猛涨，波涛滚滚，场面十分壮观。我还说了我们参观枣园、杨家岭的观感。伯伯问了枣园、毛主席旧居的情况及抗大校址。秉和说都保护得挺好，伯伯和邓妈妈都感慨地说离开延安那么多年了，真想回去看看。两年之后，伯伯拖著病体陪同外宾回到了延安，完成了他老人家想看望老区人民的宿愿。
那天中午，我们和伯伯、邓妈妈一起吃了饭。虽然还是老桂叔叔做的家常饭，面条和几样小菜，我却吃得格外香。吃饭时我们还在谈延安，伯伯又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延安当地农民养羊的多不多？羊毛是不是自产的？劳动用什么工具？人口多不多？有没有种树……我们就所知道的一一做了回答。那天吃饭快结束时，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谈的情况，虽然是个很小的面，能不能代表整个延安地区的情况我还要了解。但是你们谈的有些问题，我看会引起中央的重视，不仅中央会重视，陕北也会重视的。”
不久，我们就回延安参加春耕了。很快传来了消息：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伯伯还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发表了讲话。这些消息给了知青们极大的鼓舞。
但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伯伯。那次和秉和一同在西花厅汇报情况，竟成了我同伯伯的最后告别，成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何立群，女，北京8中1968届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高峁湾大队插队，1970年4月参军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