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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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了!多么奇妙和充满期待的时刻,当然也免不了对未来一切的假想与偏执。第一次同产科医生复诊时,你收到了这个或许可以使你感到幸福的消息,然后是医嘱:接下来的九个多月不必紧张,要宠爱自己,多睡觉休息,别吃加工肉食,因为那可能严重危及宝宝的生命。
  好吧,医生可能并不是这么说的,但多数女性怀孕时都听到过这些话。带着心惊肉跳,孕期女性的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猫的屁股上到底有没有弓形虫?美发沙龙里的气味到底有没有毒?官方的医学建议与人们实际行为之间的鸿沟使这件事变得越发复杂。孕期保健宣传手册上写着:每天只能喝一杯咖啡,远离酒精。然而,我们都知道有关咖啡的说法就是胡说八道,而每天喝上一杯红酒也没什么不行,因为法国人历来如此,不是吗?还有那些风靡孕妈圈的文章,比如《孕期多吃坚果有助宝宝大脑发育》,以及网红葛妮·卡戴珊有了孩子后不再使用微波炉……对于这些,你有何看法?
2019年5月, 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育儿书《Cribsheet》,该书以大数据为依托,旨在帮助新妈妈更轻松高效地养育子女。

| 以方法论为指导,来自“过来人”的孕期指南 |


  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不要”,一得知自己怀孕,我马上给刚生完宝宝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她向我推荐了一本书,书的作者是艾米莉·奥斯特,她是布朗大学卫生医疗方面的经济学家。她的日常工作是钻研医学期刊和政府统计数据,为“舞蹈病”、糖尿病和艾滋病等疾病寻找治疗方法。2010年奥斯特怀孕后,面对众说纷纭、令人难辨真假的育儿常识,比如她的医生就告诉她“一天一杯红酒也无妨”,她便决定自行查验求证。回到家,她登录了医疗文献数据库PubMed,下载了所有有关酒精和咖啡因对孕期影响的资料——从最早有史料记载的18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部资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基于已有资料进行了统合分析,保留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剔除了缺乏价值的信息,并对风险因素进行了再评估。最终,她得出了结论:从怀孕第四个月开始直到第九个月,一天一杯红酒不会有影响;而对于咖啡,准妈妈们完全可以消除顾虑,放心地喝。
  后来,奥斯特把她此次的研究整理成书,并于2013年出版,书名叫《生得更好——孕妈必读》,该书在孕妈圈中大受欢迎,至少在有时间、有条件关注咖啡因摄入量和能否吃生鱼寿司这些问题上愿意投入时间的这部分孕妈中大受欢迎。书中,奥斯特详细记述了自己怀孕时在面对饮食限制、控制体重、是否剖腹产等问题时,作出了怎样的选择——传统的观念及做法都被她一一否决了,对此她是有强大的理论依托的。让读者感到尤其欣慰的是,她把读者都视为同她共同前进的伙伴和朋友。书中从没有出现过那种强势却模棱两可的话——“相信我吧,我是专家”。奥斯特也从不爱浮夸地玩一些押韵之类的文字游戏,不会亲昵地称她的读者们为“妈妈”,然后建议大家每天清晨都拍一张肚子变大的照片。奥斯特从不干这些事,她更倾向于带领她的读者去查阅文献数据,甚至向她们介绍方法论方面的具体研究,告诉她们自己是如何作出每一个决定的。育儿网站Bump.com的执行编辑劳伦·凯在给我的一封电邮中写道:奥斯特书作的整个基调是“亲孕妈”的,鼓励孕妈们在孕期重新获得主动权,鼓励她们自己作决定。生第一个孩子时,劳伦·凯恰巧读了奥斯特的书,这本书使她在向自己的产科医生寻求“如何”和“何不”等答案时更加自信,同時也提醒了她,在孕育之路上,妈妈们的权益也要受到维护。
  尽管得到了孕妈们的赞誉,奥斯特的第一本书并没有得到公共健康机构官员的认可,奥斯特有关孕期饮酒的观点,更受到了官员们的严厉斥责。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会长在波士顿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上直接抨击奥斯特的建议“大错特错”,并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谨慎一些毫不为过,慎重地讲,无论酒精含量是多少,在孕期饮用,我们都无法确定绝对安全。”但奥斯特的粉丝没有被官方的声明吓到,美国演员和导演艾米·舒默就亲切地称奥斯特为“那个挽着我们的手,在育儿之路上与我们肩并肩的好闺蜜”。
  2019年5月,奥斯特的第二本书《Cribsheet》出版,副标题是《在大数据的指引下育儿更轻松高效》。书中阐述的主题包括感冒高发期应对方法、每日睡眠计划表及如厕训练等。作为一个16个月婴儿的母亲,我的心中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疑问,譬如,用学步带究竟对不对?不爱穿衣服究竟是不是孩子的天性?以及,为什么女儿总是把手放在其他宝宝的嘴里,然后说“咬吧”?
  一直以来,有焦虑的家长,育儿专家就有市场,家长们的焦虑和满怀的抱负和热忱也因此找到了出口。18世纪的家长对让-雅克·卢梭的“自然育儿”观点深信不疑,譬如笃信“寒冷的空气有益于儿童”,却全然不顾卢梭将自己的五个孩子弃置孤儿院医院内的事实。全球首个有心理分析背景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的育儿箴言——“相信你自己,你比你想象的懂得更多”,则对美国冷战时期的众多父母有过巨大影响。
  如今,育儿专家事事都以数据说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数据对于今天父母的意义,与心理分析对于战后一代父母的意义是相同的——家长们都视之为自己的救星,并寄予厚望。人们通过阅读被称为“大数据时代巫师”的奈特·席尔瓦的选情预测来理解这个混乱的世界,还穿戴起电子设备来计算自己的步数。但与此同时,大数据的罪恶一面亦越发彰显出来——如果你近期怀孕了,在你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亲朋好友之前,上网时网页就会莫名其妙地弹出婴儿用品相关的广告。信息时代如今已经变成了假信息的温床:像病毒一样传播的伪科学、推特机器人发出的热门消息以及令人质疑的脸书新闻提要充斥在我们的身边。   奥斯特的出现则帮助我们在信息的浪潮中顺利前行,为我们导航。作为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她遵循的是“鬼才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的传统。而身为六个孩子父亲的莱维特——其中两个孩子不到三岁——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奥斯特的第一本书可是“我们圈中人的圣经”。在一个对怀孕和育儿理念所持观点逐渐两极分化甚至道德化的时代,自然分娩还是水中分娩,甚至是高潮分娩的声音此消彼长,所以当听到有人仍然“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托”提出观点,着实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莱维特告诉我:“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传统的诸多育儿建议关注的却是‘我脑海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从奥斯特的书中得到了什么呢?成为父母之前,人们生活中许多事情的结果似乎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如果好好运动,身材就会变好——当然这一点我从未做到过;如果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就可以取得好成绩,获得加薪或晋升。但为人父母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我下载了多少个“好孕”软件,我都无法人为地左右我何时能怀上孕,以及孕期是否顺利。而分娩后,宝宝的到来,则一下使人堕入了危机模式。但数据的存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获得了一些主动权,至少不至于毫无头绪,心乱如麻。

| 小婴儿艾米丽 vs 经济学家妈妈奥斯特vs 女儿佩内洛普 |


  奥斯特现在有两个孩子,八岁的佩内洛普和四岁的芬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布朗大学的办公室里研究维生素、超级食物等流行健康趋势及数据的方法论问题。鉴于其书的主题有关育儿,我所幸把和她会面的地址选在了她家。奥斯特住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我到她家时是早上6:30,天还黑着。见到她时,她正站在厨房里忙碌着,一身职业女性装扮——丝袜加黑色商务裙,外面套着一件拉链帽衫——想必是防止被小手摸脏。室内的环境比较整洁,但装潢很简单,给人感觉她对室内装饰并不感兴趣。但从她的书中我得知,她喜欢做一些编织或缝纫的活儿,厨房操作台上的两碟松饼,看上去也十分诱人——那是她早上5点起床烤制,刚刚出炉的。
  奥斯特有一对迷人的蓝眼睛,梳着棕色的短发。奥斯特的书是极端实用主义和冷幽默相融合的产物。在《Cribsheet》一书中,谈到全职在家和外出工作,奥斯特是这样写的,尽管她很爱孩子们,“但与孩子们在一起时,时间边际价值下降得太快。”这本书也令我对奥斯特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丈夫杰西·夏皮罗同为布朗大学的经济学家,以其在政治分化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奥斯特的父母则均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幼年的奥斯特曾经问妈妈:“全镇只有我们家从杂货店定货,我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直接到商店里买东西呢?”她的妈妈回答她:“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我做事情的机会成本很高。”奥斯特则答道:“哦,是的,有道理。”
母乳喂养好处多多,远期益处可观。

  奥斯特是个比较早熟的孩子,不到两岁时,她就喜欢每天睡前自言自语。一天,她的妈妈与同事说到女儿的这个习惯,引起了在场的发展心理学家凯瑟琳·尼尔森的兴趣。她提出让奥斯特的母亲录下小艾米丽的独白。此后一年里,她的父母都在她的小床下放了一个录音机,以录下她的话。后来,尼尔森与她的同事根据所录内容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婴儿床里的故事》,此书后来进入了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大纲。
  《婴儿床里的故事》并不是一本浅显的读物。它的作者有语言学家也有心理医生,他们对艾米丽在代词方面的使用进行了研究,并对她的日常用语和社交用语作了比较。事实上,任何一个对婴儿的大脑里都在想些什么怀有兴趣的人,都会被她的独白深深吸引。小婴儿艾米丽每天念叨着她最喜欢的食物——包括发音不完全正确的“巴黎水”,一家人的睡眠时间表,以及有关一只短吻鳄的梦。她还复述着每天出现在她家窗外的公交车的时刻表,比如“一、二、三、四天我们有黄汽车,但是五、四、五、四、五天没有蓝汽车……”每天,小艾米丽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谈论她的日程安排。她每天的大部分时光不是在托儿所就是在家里和一位名叫坦塔的保姆一起度过。有时小艾米丽还会同一个叫卡尔的男孩一起拼车:
  有时候,我要跟坦塔待整个星期。有时,我们会一起当妈妈爸爸……但今天早上我要上托儿所……我们会像往常一样吃早饭,然后我们会……一起玩儿……然后门铃响起来,卡尔就来了……然后我们所有人一起玩儿……再一起开车去托儿所。
  以奥斯特的方法论标准来衡量《婴儿床里的故事》,很容易得出缺乏说服力、有失偏颇的结论。幼年的艾米丽代表不了其他孩子,甚至连大多数的同龄孩子都代表不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书作家试图将艾米丽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发育发展状态进行纵向比较,而小艾米丽的自说自话,高度反映出如今奥斯特的状态——幼年奥斯特就是成年奥斯特的袖珍版和缩影。奥斯特对我说:“读这本书时,我竟然看到了成年的自己,虽然它写的是两岁时的我——这着实有点吓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又会发生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现在不会再把那些话大声说出口了,但我确实重复着类似小时候的行为。”
根据幼年艾米丽小床下的录音编写而成的书籍《婴儿床里的故事》,后来成为了心理学专业教材。

  奥斯特如今仍然保持着精确的作息安排。我们在厨房里聊了一会儿后,我问她是不是该叫孩子们起床了,她摇头道:“才6:45,还有五分钟。”到了6:50,奥斯特走上樓,来到佩内洛普的房门口,把头伸进去道:“嗨,宝贝,穿好衣服好吗?”佩内洛普揉了揉眼睛。接着她又走向芬恩的房间,对芬恩说道:“你在干什么呢?我做了松饼。”芬恩腾地一下坐起来。奥斯特则走到衣柜旁,快速地选好了儿子今天要穿的衣服。同我打招呼后,芬恩问我:“妈妈要给我念书,你想不想一起听?”他选了一本他想听的书,奥斯特则以1.5倍的快进速度讲完了这本书。这时小佩内洛普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穿着长袖T恤和粉色裤袜,头上戴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魔力1、2、3”与被改变的父母 |


  相比奥斯特的第一本书,《Cribsheet》引发的社会争议少了许多,主要原因是,书中的许多育儿观点与儿科医生的建议是趋同的。譬如,注射疫苗是安全和必要的。以“哭到自己睡着”著称的婴儿睡眠训练法,并不会给你的孩子留下一生的心灵阴影。就奥斯特来说,她的两个孩子如果不存在某些行为问题,有些问题和书籍,她便不再去研究和阅读。但她的编辑——两个女儿年龄尚小——曾经请求她就所谓的“积极干预法”——“魔力1、2、3”进行研究。而奥斯特惊奇地发现,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众多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证明,学习了这种方法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更听话了,身为父母的压力也小了。
  奥斯特自己也开始使用“魔力1、2、3”的育儿法。简单来说,当孩子表现不好时,家长不要生气,而是慢慢地数三下。假如数到三时,孩子仍然没有把遥控器从马桶里拿出来,孩子要面对的后果就是:时间到,要接受被隔离的惩罚。“重点是,家长要说到做到。”奥斯特说。心理学家托马斯·费兰创造了“魔力1、2、3”,他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外出时,随身带一张隔离惩罚垫。我已经订购了费兰的这本书。很难想象,我也成了那种会在包里放一块垫子的人,但为人父母后,你的身上是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怪改变的。奥斯特告诉我,她曾经头脑风暴,希望找到一种对于四岁儿童来说具有“毁灭性”的惩罚措施。最后令她屡试不爽的方法是:如果你不停止XXX,午饭后我就不给你饼干吃。
  说起这些,我回想起《婴儿床里的故事》中的一个片段。当小艾米丽的爸爸把她送上小床睡觉时,她总是吵着不想让爸爸离开。她尝试过不同的策略:在床上跳来跳去,要他再讲一遍刚刚讲完的故事,当然,还有大声的哭喊。面對这些,她的爸爸会说“大孩子都不哭了”,然后试图偷偷溜出房间。在他离去后,小艾米丽会抽泣着不断重复爸爸的话。“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类似的行为不多,”奥斯特说,“而你可能会想,换成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
  我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紧张焦虑,我们事无巨细,我们听信错误的方法,我们甚至仔细研读两岁婴孩胡言乱语的文字稿,然后生生变成了非专业统计学家……然而最终,太多的结果仍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这是一个即便研究世上所有数据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译自美国《纽约客》]
  责任编辑: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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