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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重要人物，梁启超对黄诗备为推崇，他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归其贡献于以古风格铸新意境，并在戊戌变法期间将其作为诗歌典范大力推广，奠定了黄诗在晚清诗界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黄遵宪;夏威夷游记;三长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又称“《汗漫錄》”）所论黄遵宪诗歌之“三长”，当为“新语句”“旧风格”“新意境”。本文拟从这三方面探讨黄遵宪诗歌对晚清“诗界革命”的重要贡献。
1900年，梁启超所办《清议报》于第35册开始连载其于1899年开赴美国途中所作文论随笔《夏威夷游记》，文中称“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境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梁启超以“只有古风格造新意境，但无新语句”批判黄诗当为不妥，具体原因下文会论及。其所举两首诗的例子也是通篇营造古典意境，并不能体现其新，可见梁启超此时对黄遵宪的诗歌尚不熟悉。
1902年，梁启超于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于“文苑”栏目下设“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以阐述诗歌理论和推荐诗歌作品。“饮冰室诗话”所推黄诗为典范者当有三首，分别为长篇史诗《锡兰岛卧佛》《今别离》和三篇军歌。《锡兰岛卧佛》被评为“空前之奇构”，其中运用大量诸如佛教用语和地理用语，打破中国诗歌长于抒情，短于叙事的传统，实为五言古体之巨著。《今别离》则继承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离别题材，从西洋器物、地理隔阂两个角度论述男女相思之情，赋予作品新的内容，但其韵律却是借鉴孟郊《车遥遥》，可谓旧语句铸新意境之典范。
（一）“言文合一”——新语句
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使得文言成为统治阶级文化垄断的一部分，文言对西方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构成了阻碍，为此黄遵宪提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两条文学评判标准以及“造新字”“变文体”两种改良方法。黄遵宪钟情于民间歌谣收集的同时，还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外来语词。《人境庐诗草》中所用新词涵盖了社会科学与国家地理各个分支领域。黄遵宪所作《己亥杂诗》虽为近体，但他能将新语词巧妙地安置其中，而对韵律无太大妨害，这是其诗歌广受追捧的审美基础。
（二）“诗言志”——古风格
黄遵宪所强调的“诗言志”，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教化功能有继承关系，但因其加入了近代民族国家内容而并非完全相同。然而，黄遵宪还强调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诗可以言志，其体宜于文，其音通于乐，其感人也深。”即指诗歌的韵律和文本特征，上文论及黄诗减少意象的使用可以较好地传达思想观点，但也造成了诗歌诗味不足的问题，于此黄遵宪多取材经史子集中的人文典故、谚语、方言来增强其审美价值，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还通过继承古典诗歌比兴的传统来保持“古风格”，重视“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的“缘事而发”的功能。这些保持古风的做法，一方面与他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创作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有关，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其面向的主要教育对象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
（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牵拘——新意境
“新意境”即新内容。黄遵宪近五分之一的人生都在外交中度过，面对繁荣兴盛的西方文明，他感到新奇的同时又不忘将其西洋文化介绍入中国。时代的变化导致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也要作出变化，中国传统固有的意象典故和诗歌形式历经几千年已显疲态，内容不再翻新的文体注定走向衰弱。黄遵宪认为诗之古今都是相对的，古人至今实为今人之古，这种超越古人的批判精神格外鲜明，黄遵宪这一思想的来源当为其出使日本期间所受斯宾塞进化论哲学的影响，其所谓“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就涉及主客体的表现问题，他认为应持积极的主体精神来写古人未有之物和未辟之境。
黄遵宪之诗自梁启超于己亥年所作《夏威夷游记》提及后便声名鹊起，风行一时，其一是由于他作为晚清“诗界革命”重要人物对诗歌革新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和创作实践：即以古风格纳新意境，其二则是梁启超作为文化权威的大力推崇的结果。
[1]王力坚. 黄遵宪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评价[J].中国文学研究，1998（1）：57-62
[2]龚喜平.融入异邦之声，汲取民间之营养——黄遵宪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两大贡献[J].中州学刊，2000（6）：127-131
【关键词】黄遵宪;夏威夷游记;三长
前言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又称“《汗漫錄》”）所论黄遵宪诗歌之“三长”，当为“新语句”“旧风格”“新意境”。本文拟从这三方面探讨黄遵宪诗歌对晚清“诗界革命”的重要贡献。
一、从1899己亥年之《夏威夷游记》讲起
1900年，梁启超所办《清议报》于第35册开始连载其于1899年开赴美国途中所作文论随笔《夏威夷游记》，文中称“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境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梁启超以“只有古风格造新意境，但无新语句”批判黄诗当为不妥，具体原因下文会论及。其所举两首诗的例子也是通篇营造古典意境，并不能体现其新，可见梁启超此时对黄遵宪的诗歌尚不熟悉。
二、《新民丛报》期间推崇黄诗
1902年，梁启超于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于“文苑”栏目下设“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以阐述诗歌理论和推荐诗歌作品。“饮冰室诗话”所推黄诗为典范者当有三首，分别为长篇史诗《锡兰岛卧佛》《今别离》和三篇军歌。《锡兰岛卧佛》被评为“空前之奇构”，其中运用大量诸如佛教用语和地理用语，打破中国诗歌长于抒情，短于叙事的传统，实为五言古体之巨著。《今别离》则继承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离别题材，从西洋器物、地理隔阂两个角度论述男女相思之情，赋予作品新的内容，但其韵律却是借鉴孟郊《车遥遥》，可谓旧语句铸新意境之典范。
三、黄遵宪诗歌之“三长”特点
（一）“言文合一”——新语句
口语和书面语的分离，使得文言成为统治阶级文化垄断的一部分，文言对西方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构成了阻碍，为此黄遵宪提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两条文学评判标准以及“造新字”“变文体”两种改良方法。黄遵宪钟情于民间歌谣收集的同时，还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外来语词。《人境庐诗草》中所用新词涵盖了社会科学与国家地理各个分支领域。黄遵宪所作《己亥杂诗》虽为近体，但他能将新语词巧妙地安置其中，而对韵律无太大妨害，这是其诗歌广受追捧的审美基础。
（二）“诗言志”——古风格
黄遵宪所强调的“诗言志”，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教化功能有继承关系，但因其加入了近代民族国家内容而并非完全相同。然而，黄遵宪还强调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诗可以言志，其体宜于文，其音通于乐，其感人也深。”即指诗歌的韵律和文本特征，上文论及黄诗减少意象的使用可以较好地传达思想观点，但也造成了诗歌诗味不足的问题，于此黄遵宪多取材经史子集中的人文典故、谚语、方言来增强其审美价值，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还通过继承古典诗歌比兴的传统来保持“古风格”，重视“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的“缘事而发”的功能。这些保持古风的做法，一方面与他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创作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有关，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其面向的主要教育对象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
（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牵拘——新意境
“新意境”即新内容。黄遵宪近五分之一的人生都在外交中度过，面对繁荣兴盛的西方文明，他感到新奇的同时又不忘将其西洋文化介绍入中国。时代的变化导致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也要作出变化，中国传统固有的意象典故和诗歌形式历经几千年已显疲态，内容不再翻新的文体注定走向衰弱。黄遵宪认为诗之古今都是相对的，古人至今实为今人之古，这种超越古人的批判精神格外鲜明，黄遵宪这一思想的来源当为其出使日本期间所受斯宾塞进化论哲学的影响，其所谓“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就涉及主客体的表现问题，他认为应持积极的主体精神来写古人未有之物和未辟之境。
结语
黄遵宪之诗自梁启超于己亥年所作《夏威夷游记》提及后便声名鹊起，风行一时，其一是由于他作为晚清“诗界革命”重要人物对诗歌革新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和创作实践：即以古风格纳新意境，其二则是梁启超作为文化权威的大力推崇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力坚. 黄遵宪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评价[J].中国文学研究，1998（1）：57-62
[2]龚喜平.融入异邦之声，汲取民间之营养——黄遵宪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两大贡献[J].中州学刊，2000（6）：12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