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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老人今年93岁，戏称自己是“90后”。
1984年，于健从南通县五交化公司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离休后，不养花、不遛狗，积极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当起了党和政府的宣传员、服务员、调解员。
于健住在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东市社区，他经常给机关和附近单位的新党员培训班讲课，应邀到附近的中小学校给孩子们讲述战斗故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
于健出生于原南通县十总区一个穷苦人家，7岁那年父亲去世，12岁时母亲将他送到地主家当童工，凌晨4点钟就要起床劳动，受尽了欺压与剥削。两年后，于健不顾母亲劝阻，毅然离家投奔新四军。首长说他年龄太小，部队整天行军打仗，怕他吃不起这个苦，给了3块大洋让他回去。于健倔强地回答，你们不怕苦，我也不怕苦，打死我也不回家。就这样，于健参加了革命队伍，凭着一股犟劲和战友们一道风餐露宿、艰苦锻炼，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好评，不久成为南通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的警卫员。15歲那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穷苦老百姓求解放、谋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深深扎根在于健的心中，指引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1943年3月5日打响的车桥战役，是新四军第一师主动向日伪军发起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于健带领主攻连攻打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南门，前两个梯队10名战士上去放炸药，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全部壮烈牺牲，于健把接替指挥的任务交给副连长，在机枪的掩护下匍匐前进，终于用炸药炸开了敌方的城楼，但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脊椎，他顿时昏迷过去。车桥战役胜利后，粟裕师长听说这位以猛打猛冲猛追闻名的战将负伤了，特地赶到战地医院看望于健，夸奖他是“三猛”指挥员。
于健伤愈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抗战后期的苏中战场，解放战争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留下了他冲锋陷阵的身影。淮海战役期间，在敌我双方僵持数月的情况下，于健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刺刀见红;上海战役中，为了突破防线进入高桥地区，于健火线请命，携带10公斤重的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冲向敌人碉堡，拉响导火索，为后续部队打开了缺口……腥风血雨10年间，于健15次受伤，定为6级残疾，如今身上还多处遗留着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于健调到南通县人武部工作。1955年，结婚成家不到3年的他听从党组织召唤，作为新中国筑路大军的一员，离开家乡踏上了修建鹰潭至厦门铁路的征程。修路的日子不仅艰辛，还时刻充满着危险。铁路修到石溪时，隧道仅靠人力无法打通，只能依靠炸药。山石被炸药炸开，四处滚落，稍不留神就会造成伤亡。在打通石溪这段隧道时，于健的6位战友被山石砸中而牺牲，他自己也被山石和榔头砸伤数次，腿上的伤疤至今还在。
1957年，全长694公里的鹰厦铁路竣工通车，于健又被组织上派往内蒙古包头负责农场建设，带领当地群众开荒种地。时间最长的一次，他4个年头没能回家探望妻子儿女。
20世纪70年代，于健在党组织关心下调回家乡工作，参与南通至吕四港运河工程，负责运河南通县段的疏通工作。他身先士卒，和上万名民工同吃同住，天蒙蒙亮就光着脚板挑挖河泥，每天挑着担子上坡下坡来回走20多华里，奋战3个半月，圆满完成了原计划5个月完工的疏通任务。
离休后的于健担任东市社区第二党支部第三党小组组长，平日带领小组17名党员服务263户居民。由于服务的范围是一个开放式的老小区，老年人多，外来人口多，加上党小组成员大多年高体弱，给党小组开展活动带来不少难度。因此，于健积极发动在家的党员、党员示范户、群众示范户，共同维护小区和谐。于健虽然年事已高，但身板硬朗，在他服务的小区，人们几乎每天能看到他的身影：一辆骑了30多年的凤凰牌自行车、一顶遮阳帽、一只水壶，伴随他走家串户，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提起于健，东市社区居民秦伯兰总是心存感激。她曾是一家镇办企业的门卫，丈夫是下岗职工，家中有两个孩子，经济比较拮据。
2005年丈夫患膀胱癌住院手术，花去医药费10多万元，报销医药费遇到麻烦，一家人陷入困境之中。于健听说后，主动多次找相关部门，最终在政策范围内解决了部分医药费的报销问题。
“有人认为我这个老头多事，但我不这么看，我是党员，就要做出党员的样子。我在战争年代流过血，现在流点汗又算什么呢。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这就是我追求的梦想。”于健说。
2017年春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群90后学生党员们来到于健家中，探寻他不忘初心、奋斗一生的心路历程，在深度的思想碰撞中接受了一场生动的信仰教育、党性洗礼。回校后，他们整理出版了《我是共产党员——90后与“90”后的对话》一书，成为珍惜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学生读物。
1984年，于健从南通县五交化公司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离休后，不养花、不遛狗，积极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当起了党和政府的宣传员、服务员、调解员。
于健住在南通市通州区金沙街道东市社区，他经常给机关和附近单位的新党员培训班讲课，应邀到附近的中小学校给孩子们讲述战斗故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
于健出生于原南通县十总区一个穷苦人家，7岁那年父亲去世，12岁时母亲将他送到地主家当童工，凌晨4点钟就要起床劳动，受尽了欺压与剥削。两年后，于健不顾母亲劝阻，毅然离家投奔新四军。首长说他年龄太小，部队整天行军打仗，怕他吃不起这个苦，给了3块大洋让他回去。于健倔强地回答，你们不怕苦，我也不怕苦，打死我也不回家。就这样，于健参加了革命队伍，凭着一股犟劲和战友们一道风餐露宿、艰苦锻炼，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好评，不久成为南通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的警卫员。15歲那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为穷苦老百姓求解放、谋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深深扎根在于健的心中，指引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1943年3月5日打响的车桥战役，是新四军第一师主动向日伪军发起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于健带领主攻连攻打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南门，前两个梯队10名战士上去放炸药，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全部壮烈牺牲，于健把接替指挥的任务交给副连长，在机枪的掩护下匍匐前进，终于用炸药炸开了敌方的城楼，但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脊椎，他顿时昏迷过去。车桥战役胜利后，粟裕师长听说这位以猛打猛冲猛追闻名的战将负伤了，特地赶到战地医院看望于健，夸奖他是“三猛”指挥员。
于健伤愈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抗战后期的苏中战场，解放战争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留下了他冲锋陷阵的身影。淮海战役期间，在敌我双方僵持数月的情况下，于健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刺刀见红;上海战役中，为了突破防线进入高桥地区，于健火线请命，携带10公斤重的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冲向敌人碉堡，拉响导火索，为后续部队打开了缺口……腥风血雨10年间，于健15次受伤，定为6级残疾，如今身上还多处遗留着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于健调到南通县人武部工作。1955年，结婚成家不到3年的他听从党组织召唤，作为新中国筑路大军的一员，离开家乡踏上了修建鹰潭至厦门铁路的征程。修路的日子不仅艰辛，还时刻充满着危险。铁路修到石溪时，隧道仅靠人力无法打通，只能依靠炸药。山石被炸药炸开，四处滚落，稍不留神就会造成伤亡。在打通石溪这段隧道时，于健的6位战友被山石砸中而牺牲，他自己也被山石和榔头砸伤数次，腿上的伤疤至今还在。
1957年，全长694公里的鹰厦铁路竣工通车，于健又被组织上派往内蒙古包头负责农场建设，带领当地群众开荒种地。时间最长的一次，他4个年头没能回家探望妻子儿女。
20世纪70年代，于健在党组织关心下调回家乡工作，参与南通至吕四港运河工程，负责运河南通县段的疏通工作。他身先士卒，和上万名民工同吃同住，天蒙蒙亮就光着脚板挑挖河泥，每天挑着担子上坡下坡来回走20多华里，奋战3个半月，圆满完成了原计划5个月完工的疏通任务。
离休后的于健担任东市社区第二党支部第三党小组组长，平日带领小组17名党员服务263户居民。由于服务的范围是一个开放式的老小区，老年人多，外来人口多，加上党小组成员大多年高体弱，给党小组开展活动带来不少难度。因此，于健积极发动在家的党员、党员示范户、群众示范户，共同维护小区和谐。于健虽然年事已高，但身板硬朗，在他服务的小区，人们几乎每天能看到他的身影：一辆骑了30多年的凤凰牌自行车、一顶遮阳帽、一只水壶，伴随他走家串户，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提起于健，东市社区居民秦伯兰总是心存感激。她曾是一家镇办企业的门卫，丈夫是下岗职工，家中有两个孩子，经济比较拮据。
2005年丈夫患膀胱癌住院手术，花去医药费10多万元，报销医药费遇到麻烦，一家人陷入困境之中。于健听说后，主动多次找相关部门，最终在政策范围内解决了部分医药费的报销问题。
“有人认为我这个老头多事，但我不这么看，我是党员，就要做出党员的样子。我在战争年代流过血，现在流点汗又算什么呢。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这就是我追求的梦想。”于健说。
2017年春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群90后学生党员们来到于健家中，探寻他不忘初心、奋斗一生的心路历程，在深度的思想碰撞中接受了一场生动的信仰教育、党性洗礼。回校后，他们整理出版了《我是共产党员——90后与“90”后的对话》一书，成为珍惜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学生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