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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母亲的感觉是模糊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孩童时的一个场景——我啃着馒头去上学，走到省军区大院门口，看到一个蓬头垢面，手上脚上裂着许多口子，身上裹着一个破麻袋的男人，在墙角啃一块红色的砖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冲到我面前，变魔术一般，我的手上麻了一下，馒头掉在地上。那人捡起我掉在地上吃了一半的馒头，一口吞了进去。我看见他的喉咙那里有一个大包，他的眼睛直往上翻，他用布满血丝的手使劲从上向下撸脖子，终于他的眼睛又翻了回来，我吓得哭出声来。
那年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
晚上见到父母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说那个站岗的解放军叔叔，看着那个人把我手中的馒头拍到地上也不管，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妈妈爸爸交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妈妈那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有点湿润，她立即转过身去。爸爸生气地说：“你少吃一个馒头不会死，那个人不吃说不定就死了。”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我说错什么还是做错什么了吗？我很委屈，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来。妈妈把我拉到客厅说：“现在闹自然灾害，很多人都吃不饱饭，部队还好，那半个馒头如果能救活一个人你是不是做了件好事？那位解放军叔叔没有错。”这是母亲第一次这么认真和我谈话。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已经从部队转业了，在一个公社任党委书记。那时城市也按公社划分，其实就是现在的某某区。我每天清晨醒来，妈妈已经上班去了，有时很晚妈妈才回来。她的脸上永远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那时候的人精神面貌几乎都如此。妈妈总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来去匆匆。母亲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和我们姐妹说些什么，她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和家务。每个月发工资，妈妈第一件事就是买上一斤糖，两条肥皂，两条烟，再放上15元钱，托人捎给外婆外公。
有一次，我小學的班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母亲是新四军的，我想请她来学校为我们做一次打日本鬼子的报告。”我对妈妈说了此事，妈妈严肃地说：“那么多战友牺牲了，他们才有资格做报告，我们活着的人除了努力工作，没有它想。”
我们兄弟姐妹9个人，父母还要抚养我一个没有工作的姨娘，按照那时的级别划分，父亲也算个高级干部了，可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心灵手巧，会把一些旧衣服翻新，把大衣服改小，改得很漂亮，给我们姐妹穿，她总是想尽办法把我们姐妹打扮得很得体。以至于一直到如今的初中同学会，还有许多同学说，肖家公主个个是美女，竟然把这话发到了微信群里。
母亲从来也没和我说过她战争年代的事，她也从没有和我说过什么革命大道理。高中的时候，我入团了（那时候在高中能入团的人很少），我很得意地告诉妈妈：“我15岁就入团了。”没想到妈妈说了句：”不要骄傲，妈妈15岁就入党了。”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如果不是我入团这事，也许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妈妈15岁就入党了。
我对母亲知道的甚少，有一次我对她耳垂上的耳洞发生了兴趣，我说：“你们这些革命者还戴耳环啊？妈妈说：“参加革命的时候，走得勿忙，什么也没带，从小外婆给的金耳环，早就当党费交了。”
母亲在我眼里一直就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妈妈，尽管家里随处可见她穿军装的照片，但我从不知她在军中的职务，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个部队的。直到陈毅去世那年，我见父母哭得两眼通红，方才如梦初醒，知道他们曾经是新四军。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母当着我这个孩子的面痛哭，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你们怎么会对陈老总有这么深的感情？”
妈妈说：“你爸爸外语好，参加革命前是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笔杆子硬。解放后，陈老总想调他去外交部，他舍不得这身军装，就推荐了另外两位同志去。现在都是驻外的大使，就是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两位。”
如果不是这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和陈老总还有这么一段渊源。
我参军的时候，妈妈对我说：“少说多做，别人的好处要背后说，缺点要当面说。”我说：“为什么？”妈妈说：“缺点背后说人家没法改啊，好话当面说不是恭维人吗？君子不做这样的事。”
妈妈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段时间世风竟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绊子，不知作何感想？
我并不知道母亲年轻时的那些往事，平时看到的总是她忙碌的身影，我觉得她们那一代人早就把生命交给信仰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京军区药训班学习，地点在浙江临安。一天，突然有领导找到我说：“刚才接到电话要你去无锡，车票已给你买好，现在就走。”领导一脸世界末日的表情，我预感不测，眼睛湿了。领导忙说：“别急别急，电话并没有说你母亲有事，只说在抢救。”药训班的领导和学员簇拥我上了长途汽车。我带着一丝侥幸心理，到了无锡101医院门诊部。被告知：母亲车祸，当场死亡。听此言，我立即昏死过去，医生护士手忙脚乱把我抢救过来。
后来的追悼会是我有生以来出席的最为隆重的追悼会，有100多家单位发来了唁电，李德生和夫人也发了唁电。市委大礼堂挤满了人，很多人只能站在礼堂外的空地上，最后连礼堂外的空地也站满了人，人们只能站在市委大门外的街道上……追悼会上惊天地动鬼神的哭声至今还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最令我们姐妹感动的是，她的部下连夜给母亲赶制了一件呢子大衣，哭着说：“你母亲太朴素了，连一件像样的呢子大衣都没有……”
母亲的战友和同事哭得比我们孩子还伤心，坚持不让我们孩子守灵，她的战友和同事集体为我母亲守灵7天。母亲的一位单位同事在我耳边说，我以后或许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领导了。
追悼会后，不断有工人农民到我家来还钱，说是母亲借给她们的，数量不多，也就几元，几十元的。父亲知道，那是母亲在基层搞调查研究时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并不是借给她们。就说，她不是借给你们，是帮助你们的，别还了。
正是追悼会那一天确立了我的三观，也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在那些普通群众心中的份量。
受《铁军》杂志编辑之约，要我写一篇有关母亲在新四军的文章。我真是万分为难，因为母亲几乎从未和我讲过她在新四军的故事，只好请教我的几位姐姐。几位姐姐都说：“平时，妈妈从不和我们说她的革命经历。”只有仍在军中的三姐说：“我可以提供一个细节：有一次我的一个战友结婚，她母亲给她一个金戒指。我回家问妈妈：我那个战友的母亲和你背景差不多，她有好几个金戒指，每个孩子都有，大小不一，你打仗的时候就没有看到？”
妈妈说：“打鬼子炮楼时，何止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多的是。”三姐问：“你就没拿点？”妈妈说：“谁拿那个，明天活不活还不知道呢，都抢武器。”三姐还说：“我以为妈妈要说什么革命大道理，或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想到她说的是这个，可见那时的新四军战士随时准备牺牲。”
有这么一支军队，有这么一群人，中国革命怎么会不成功？！
母亲仙逝已经38年了，她的墓地已经演变成一个风景旅游区。有一次扫墓我竟然找不到准确的地点，找到墓区管理办公室，那位同志很热情地说：“是烈士墓吧？”我说：“是。”陪我去的妹妹说：“不是。”那位同志说：“是革命良母李林之墓吧？”我说：“是的。”那位同志转过身对我妹妹说：“你怎么说不是呢？我们这儿就一个烈士墓。”在我妹妹心中只有牺牲在战场上才叫烈士。那位同志又说：“在我们心中，打过日本鬼子的都是英雄，都是好样的，死后都是烈士。”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有关新四军的电视剧，看到荧屏上那些美丽清纯的新四军的女兵，我就会热泪滂沱。女儿总是很惊诧地问：你为什么会哭？我会在心里说：因为我见到了你的外婆……
（肖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获奖，报告文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获改革开放30年征文金奖，入选普通高中课程标。长篇报告文学《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五个村庄的命运》获江苏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
那年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
晚上见到父母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说那个站岗的解放军叔叔，看着那个人把我手中的馒头拍到地上也不管，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妈妈爸爸交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妈妈那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有点湿润，她立即转过身去。爸爸生气地说：“你少吃一个馒头不会死，那个人不吃说不定就死了。”我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我说错什么还是做错什么了吗？我很委屈，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来。妈妈把我拉到客厅说：“现在闹自然灾害，很多人都吃不饱饭，部队还好，那半个馒头如果能救活一个人你是不是做了件好事？那位解放军叔叔没有错。”这是母亲第一次这么认真和我谈话。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已经从部队转业了，在一个公社任党委书记。那时城市也按公社划分，其实就是现在的某某区。我每天清晨醒来，妈妈已经上班去了，有时很晚妈妈才回来。她的脸上永远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那时候的人精神面貌几乎都如此。妈妈总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来去匆匆。母亲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和我们姐妹说些什么，她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和家务。每个月发工资，妈妈第一件事就是买上一斤糖，两条肥皂，两条烟，再放上15元钱，托人捎给外婆外公。
有一次，我小學的班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母亲是新四军的，我想请她来学校为我们做一次打日本鬼子的报告。”我对妈妈说了此事，妈妈严肃地说：“那么多战友牺牲了，他们才有资格做报告，我们活着的人除了努力工作，没有它想。”
我们兄弟姐妹9个人，父母还要抚养我一个没有工作的姨娘，按照那时的级别划分，父亲也算个高级干部了，可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心灵手巧，会把一些旧衣服翻新，把大衣服改小，改得很漂亮，给我们姐妹穿，她总是想尽办法把我们姐妹打扮得很得体。以至于一直到如今的初中同学会，还有许多同学说，肖家公主个个是美女，竟然把这话发到了微信群里。
母亲从来也没和我说过她战争年代的事，她也从没有和我说过什么革命大道理。高中的时候，我入团了（那时候在高中能入团的人很少），我很得意地告诉妈妈：“我15岁就入团了。”没想到妈妈说了句：”不要骄傲，妈妈15岁就入党了。”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如果不是我入团这事，也许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妈妈15岁就入党了。
我对母亲知道的甚少，有一次我对她耳垂上的耳洞发生了兴趣，我说：“你们这些革命者还戴耳环啊？妈妈说：“参加革命的时候，走得勿忙，什么也没带，从小外婆给的金耳环，早就当党费交了。”
母亲在我眼里一直就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妈妈，尽管家里随处可见她穿军装的照片，但我从不知她在军中的职务，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哪个部队的。直到陈毅去世那年，我见父母哭得两眼通红，方才如梦初醒，知道他们曾经是新四军。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母当着我这个孩子的面痛哭，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你们怎么会对陈老总有这么深的感情？”
妈妈说：“你爸爸外语好，参加革命前是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笔杆子硬。解放后，陈老总想调他去外交部，他舍不得这身军装，就推荐了另外两位同志去。现在都是驻外的大使，就是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两位。”
如果不是这次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和陈老总还有这么一段渊源。
我参军的时候，妈妈对我说：“少说多做，别人的好处要背后说，缺点要当面说。”我说：“为什么？”妈妈说：“缺点背后说人家没法改啊，好话当面说不是恭维人吗？君子不做这样的事。”
妈妈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段时间世风竟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绊子，不知作何感想？
我并不知道母亲年轻时的那些往事，平时看到的总是她忙碌的身影，我觉得她们那一代人早就把生命交给信仰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京军区药训班学习，地点在浙江临安。一天，突然有领导找到我说：“刚才接到电话要你去无锡，车票已给你买好，现在就走。”领导一脸世界末日的表情，我预感不测，眼睛湿了。领导忙说：“别急别急，电话并没有说你母亲有事，只说在抢救。”药训班的领导和学员簇拥我上了长途汽车。我带着一丝侥幸心理，到了无锡101医院门诊部。被告知：母亲车祸，当场死亡。听此言，我立即昏死过去，医生护士手忙脚乱把我抢救过来。
后来的追悼会是我有生以来出席的最为隆重的追悼会，有100多家单位发来了唁电，李德生和夫人也发了唁电。市委大礼堂挤满了人，很多人只能站在礼堂外的空地上，最后连礼堂外的空地也站满了人，人们只能站在市委大门外的街道上……追悼会上惊天地动鬼神的哭声至今还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最令我们姐妹感动的是，她的部下连夜给母亲赶制了一件呢子大衣，哭着说：“你母亲太朴素了，连一件像样的呢子大衣都没有……”
母亲的战友和同事哭得比我们孩子还伤心，坚持不让我们孩子守灵，她的战友和同事集体为我母亲守灵7天。母亲的一位单位同事在我耳边说，我以后或许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领导了。
追悼会后，不断有工人农民到我家来还钱，说是母亲借给她们的，数量不多，也就几元，几十元的。父亲知道，那是母亲在基层搞调查研究时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并不是借给她们。就说，她不是借给你们，是帮助你们的，别还了。
正是追悼会那一天确立了我的三观，也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在那些普通群众心中的份量。
受《铁军》杂志编辑之约，要我写一篇有关母亲在新四军的文章。我真是万分为难，因为母亲几乎从未和我讲过她在新四军的故事，只好请教我的几位姐姐。几位姐姐都说：“平时，妈妈从不和我们说她的革命经历。”只有仍在军中的三姐说：“我可以提供一个细节：有一次我的一个战友结婚，她母亲给她一个金戒指。我回家问妈妈：我那个战友的母亲和你背景差不多，她有好几个金戒指，每个孩子都有，大小不一，你打仗的时候就没有看到？”
妈妈说：“打鬼子炮楼时，何止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多的是。”三姐问：“你就没拿点？”妈妈说：“谁拿那个，明天活不活还不知道呢，都抢武器。”三姐还说：“我以为妈妈要说什么革命大道理，或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想到她说的是这个，可见那时的新四军战士随时准备牺牲。”
有这么一支军队，有这么一群人，中国革命怎么会不成功？！
母亲仙逝已经38年了，她的墓地已经演变成一个风景旅游区。有一次扫墓我竟然找不到准确的地点，找到墓区管理办公室，那位同志很热情地说：“是烈士墓吧？”我说：“是。”陪我去的妹妹说：“不是。”那位同志说：“是革命良母李林之墓吧？”我说：“是的。”那位同志转过身对我妹妹说：“你怎么说不是呢？我们这儿就一个烈士墓。”在我妹妹心中只有牺牲在战场上才叫烈士。那位同志又说：“在我们心中，打过日本鬼子的都是英雄，都是好样的，死后都是烈士。”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有关新四军的电视剧，看到荧屏上那些美丽清纯的新四军的女兵，我就会热泪滂沱。女儿总是很惊诧地问：你为什么会哭？我会在心里说：因为我见到了你的外婆……
（肖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获奖，报告文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获改革开放30年征文金奖，入选普通高中课程标。长篇报告文学《天降大任——吴栋材与五个村庄的命运》获江苏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