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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上海人均生活用纸量已经高达每年8.5公斤，使用了多年的手帕似乎“下岗”。但如果一位体面的先生在正式场合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脸的话，他一定很不自在。然而，如果这位先生慢悠悠地从口袋里取出一方精致的手帕，他一定会引得周围人士赞许的眼光。
手帕是从古时“罗巾”演化而来。远在唐代，我国即以丝罗织成各种造型的工艺品，用于日常生活的，略大于手掌可拭泪擦汗的称为“罗巾”。从“罗巾”演化成“手帕”或许在明末清初，越剧《红楼梦》林黛玉有临终焚诗焚帕的唱词，可见清初“帕”的概念已经形成，同时也叫“绢”。“帕”“绢”是人们的随身物、装饰品，用途是“题诗”“揩泪”“包细软”……上海话把手帕叫做“绢头”，生产手帕的厂叫“绢头厂”。
辛亥革命初期，我国手帕市场完全由日货占领，本国生产的手帕几乎为零。那么，上海手帕生产厂哪家最早？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启动第一轮地方史志编修工作，在编纂完成的《上海纺织工业志》大事记条目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15年，王和馨、王宝全在上海六马路开设源昌手帕厂。”六马路就是现在的北海路。那么，王宝全是谁？王和馨又是怎样一位人物？“源昌手帕厂”是怎么得名的……
王宝全原是浙江鄞县一个叫梅圩地方的裁缝，旧时，鄞县、慈溪、奉化、象山、定海、镇海合称宁波。宁波地少人多，清中叶以来，外出谋生的人逐年增加，近至东南沿海及中部城市，上海、福州、汉口……其中上海为最，有的远漂北国哈尔滨等地，更有远渡重洋，赴日本、俄罗斯、荷兰等国。王宝全就是这千千万万个闯荡上海滩的宁波人之一。俗话说：裁缝一个包袱走天下。他走街串巷，东家长西家短，消息灵通，知道本家亲戚王和馨在上海生意做得不错，决定投奔于他。临行前，王宝全路过宁波江桥，见桥头有人在卖招牌，他用2个银角子买下一块书有“源昌”两字的招牌，裹着招牌来到上海，寻找王和馨。那年是1915年的春天。
王和馨（1891—1935）字茂生、号懋生，鄞县梅圩人。梅圩地方临海，那里的乡人世代以务农为主，捕鱼、种植，然而，王和馨的父亲在当地开设一家豆腐作坊，使钱花销略有积蓄，培养孩子在私塾认字读书。王和馨天性聪明，约莫1908年，王和馨攥着老家的本钱来到上海，投靠一位做报关行的亲戚，学着报关、商检，几年以后，他与3个朋友合伙开设了一家东兴盛（音）报关行。报关行与运输相关，他与时任宁绍商轮公司负责人的同乡周正官（音）、中华捷运公司的经理蒉延芳成为莫逆之交。在上海赚了钱，王和馨便在家乡建造房屋，一栋二栋三栋连成一片，被宁波梅圩乡人认为是一位在上海的成功人士。
难怪王宝全要到上海投奔于王和馨。王宝全是裁缝，凭着职业习惯，看到日本人生产的手帕，觉得自己可以做。他想买几匹白布，买台缝纫机，自己做手帕。买布匹要钱，买缝纫机也要钱。他既然投靠王和馨，就向王和馨借钱。王和馨爽朗，一次借出几十元钱，让王宝全去做生意。王宝全自做自卖，到上海城隍庙以箩头叫卖，生意不错。王和馨凭着在上海多年滚打嗅觉，认为社会崇尚文明卫生，手帕人人要使用，尚且一块不够，两块三块不嫌多，且本轻利厚，四季皆有销路，市场前景看好。他决定出资创办手帕厂，王宝全拿出宁波江桥买来的“源昌”招牌，开设了源昌手帕厂。
初办厂时，厂址设在六马路22号。1922年，六马路附近，石路（今福建中路）以东的靖远街新建两排三层楼房屋。靖远街是条石头铺成的“弹格路”，源昌出资买了两处房产，一处是靖远街22号，另一处是靖远街23号，两处房产门对着门。靖远街22号作为生产车间，靖远街23号作为门市部。当时源昌手帕厂已经开始用马达集体传动，缝边机是使用胜家牌“44”种和“118”种缝纫机，手帕坯布开始用日本货，“晒巾巾”漂布，因日本货漂布门幅阔、质地薄、成本低，获利颇丰。为企业持续发展，以防同行仿冒，王和馨向当局主管部门申请商标注册，商标名为“宝禾”，以禾苗作为图案，意味着茁壮成长，企业有生命力。当局主管部门准予备案，从那时起，宝禾牌手帕风靡上海滩。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手帕不仅仅是白色、本色，开始流行印花手帕，特别是日本生产的印花手帕，图文秀美。源昌见了这种手帕，无能为力，无法生产。
当时的印花有一种叫石印，日本人掌握石印技术，而且是双面石印，技术保密，不向外人透露，不向外人开放。源昌技术人员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王和馨的兄弟在虹口开设钱庄，凭着客户关系，与日商印刷厂有往来，就请协升印刷厂老板吴友章一同去参观。他们一看马上就明白，只要翻一个空滚筒即可印成双面。从此，源昌手帕厂的手帕印花，就由协升印刷厂加工。市面上石印手帕供不应求，源昌又请鸿章印刷厂、统一印刷厂、珍记印刷厂、源源印花厂代印。
自从王和馨和王宝全合作后，源昌手帕厂生意一直很好。王宝全有了积蓄，思忖着另谋出路，与他人合作另开宝昌手帕厂。王和馨便请其叔叔王雍华当源昌经理。王雍华当了不久，又和他人合作另开华昌手帕厂。王和馨便请自己兄弟王和春当经理，后来王和春去办印花厂，源昌手帕厂就由王和馨长子王曙章当经理。不久，王曙章见生意来不及做，独资开设了永隆手帕厂，源昌手帕厂便由王和馨次子王泰恒（曙岳）当经理。王泰恒担任经理正值抗战爆发，在资金、原料、成本多种不利的情形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继承发展父业，一直维持至上海解放。1956年，源昌手帕厂公私合营，改为黎明手帕厂，“文革”后改为上海手帕十四厂。
殊不知，源昌之后，王宝全开设的宝昌手帕厂，王雍华开设的华昌手帕厂都在同一条街──靖远街，王曙章开设的永隆手帕厂也在离靖远街不远的棋盘街。这一地区形成了手帕生产和门市营销的基地，各个帮口来上海采购都集中在这一区域。但是这一区域，由于地皮价格关系，用布机织造织条手帕的企业不多。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共有手帕厂10余家，生产规模也日趋完善。由于当时工厂增多，品种增加，价格混乱，竞争激烈，甚至在经营上勾心斗角，有的厂原材料供应也得不到保证。加之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制造的“塔牌”手帕和捷克制造的“三花牌”手帕更是以压倒日货之势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本国生产手帕技术条件和生产成本都不能与外货竞赛。
为了增强行业聚集力，1933年春，王雍华、许资新、史久泰、余济铨、胡馥庭、冯世杰等人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发起组建手帕制造工业同业公会，借福州路平望街荣福里6号针织业同业公会为会址。至此，上海手帕制造业正式形成了自己的行业组织，从靖远街为原点辐射延伸向全市，在国内政治、经济等势力逐渐强化和外来侵略势力逼近的双重压力下，担负着凝聚整个上海的手帕业同行的重任，它在黑暗中扛起昂扬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旗帜，迎接着民族振兴、民族自主的曙光。
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发，日寇侵占租界，公会业务一度停顿。1943年由于汪伪政权实行统制政策，对各行业公会进行全面整顿，当时公会奉命改组，并入针织、内衣、毛巾、被单、手帕、衬衫、制毯等行业，联合组成上海特别市棉织厂同业公会，列为手帕组。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公会暂停业务。1956年1月上海私营工商业申请加入公私合营企业，手帕制造工业同业公会业务被上海市手帕工业公司取代。
回望上海手帕制造工业同业公会，从1933年筹备成立到1956年公私合营，会员厂从最初的18家发展到1946年的88家，1949年5月增至107家，1956年1月增至226家。织机从最初几十台增加到1657台，男女职工从100多人增加至6956人，年产量从几百打增加至600万～700万打，出口量从无到有，发展到年50万至80万打。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考虑到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仪态仪表等，多用手帕少用纸巾，那么，无论是上海这座城市，还是我们这个文明国度，又将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