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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大门口走两步，拐一个弯，往云南中路看去：这段单行道小马路一眼就能望到头，杂货店、理发店、文印店、小吃店沿街排开，为繁华闹市区增添了不少烟火气。道路的右手边有一排坐西朝东的楼房，紧紧挨着天蟾逸夫舞台，乍一看像与剧院连成了一体。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融入市井、毫不起眼的街边小楼里，竟悄然隐藏着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这间屋子对外有另一个名字，叫作“福兴”商号。
定址险中求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并从武汉迁回上海租界。中央机关就这样隐蔽在上海的弄堂里、亭子间。为确保党组织的秘密安全，中央确定党的各级机关要群众化、社会化，以商店、住家等形式出现，驻守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举止言行都要与之相称。
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抵沪不久，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会、办公的机关。
熊瑾玎便扮成商人，几经寻找，终于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处，天蟾舞台后面，相中了一间屋子。
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沿街楼房，位于当时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全部楼面三大问。底楼开着一家“生黎医院”。房子的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二楼有三个房间恰好用于出租。
当年的天蟾舞台是一座戏院，每天观众往来络绎不绝。经过反复考察后，熊瑾玎发现，来此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恰好形成了天然掩护。房间东面临街有窗，可以看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一带，便于瞭望。此外，屋子进出方便，不仅可以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尽头处的楼梯也可直接通至楼上。
熊瑾玎判断，这是一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他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上海做纱布生意的商人，顺利租下了二楼的这3个房间一一政治局机关处的地址就这么定了下来。
后来，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隐秘历时三载
很快，生黎医院二楼的“福兴”商号（“福兴布庄”“福兴字庄”二说皆有）正式开张了，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
熊瑾玎平时以商人身份，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商号内不仅有“熊老板”，还有一位“老板娘”。原来，党组织鉴于此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_人难以应付，特意调来了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在机关内负责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及日常事务工作。
一开始，熊朱二人只是扮作“假夫妻”。后来，志同道合的他们在朝夕相处中情谊日增，经由周恩来撮合促成，最终结成—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并肩携手了45年。两人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们“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最大，最可信赖”。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福兴”商号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重要办公地。据资料显示，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小平等经常到这里开会。一些党内事务，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自1928年起，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这个党中央重要的秘密机关历时三载，始终安然无恙。这也是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党的核心机关。
直到1931年4月26日晨，顾顺章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后，迅速向中央特科报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转移到别处隐藏，这处机关才被放弃。
寻迹几经辗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物复查保护工作开始，许多沪上秘密革命旧址浮出水面，珍贵的红色资源急需梳理保护。当时，上海博物馆与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署办公，上博党总支副书记夏顺奎负责地面的文物保护工作，曾陪同黄玢然、张纪恩、郑超麟等历史亲历者寻访部分革命遗址。云南中路上的这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就是他们几经周折后寻访指认的。与同时期党的其他机关相比，该中央机关存在时间长、层次高、作用大，具有重要的地位。
日前，已经84岁的夏顺奎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原来，他们不仅辗转找到周生赉，还特地前往北京拜访了朱端绶，当时朱老己72岁了。夏顺奎回忆道：“她给我们展示了珍藏30余年的旧址照片底片。那是1946年熊瑾玎夫妇再次来到上海时，周公馆的祝华帮他们拍摄的。”夏顺奎等人回到上海后，依据这些珍贵的照片仔细核实，如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这个地址，终于被确认下来。
1980年8月26日，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时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道：“上海二马路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是有意义的。”邓小平批示：“同意。”
回首往昔，夏顺奎说：“由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国内现存与六大直接有关的中共中央机关就这一处了，这处革命旧址需要好好保护。”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处民房，前几年粉刷修整过。走到汕头路上，当年的小弄堂犹在。屋子的前后门均有保护单位挂牌，旁边还有一处“阅读建筑”二维码，行人游客可扫码了解这段历史。（资料来源：《新民晚报》）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融入市井、毫不起眼的街边小楼里，竟悄然隐藏着中共中央早期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这间屋子对外有另一个名字，叫作“福兴”商号。
定址险中求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并从武汉迁回上海租界。中央机关就这样隐蔽在上海的弄堂里、亭子间。为确保党组织的秘密安全，中央确定党的各级机关要群众化、社会化，以商店、住家等形式出现，驻守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举止言行都要与之相称。
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抵沪不久，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会、办公的机关。
熊瑾玎便扮成商人，几经寻找，终于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处，天蟾舞台后面，相中了一间屋子。
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沿街楼房，位于当时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全部楼面三大问。底楼开着一家“生黎医院”。房子的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二楼有三个房间恰好用于出租。
当年的天蟾舞台是一座戏院，每天观众往来络绎不绝。经过反复考察后，熊瑾玎发现，来此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恰好形成了天然掩护。房间东面临街有窗，可以看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一带，便于瞭望。此外，屋子进出方便，不仅可以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尽头处的楼梯也可直接通至楼上。
熊瑾玎判断，这是一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于是，他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上海做纱布生意的商人，顺利租下了二楼的这3个房间一一政治局机关处的地址就这么定了下来。
后来，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隐秘历时三载
很快，生黎医院二楼的“福兴”商号（“福兴布庄”“福兴字庄”二说皆有）正式开张了，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
熊瑾玎平时以商人身份，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还同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厂”，同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加入一间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经营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商号内不仅有“熊老板”，还有一位“老板娘”。原来，党组织鉴于此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_人难以应付，特意调来了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在机关内负责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及日常事务工作。
一开始，熊朱二人只是扮作“假夫妻”。后来，志同道合的他们在朝夕相处中情谊日增，经由周恩来撮合促成，最终结成—对真正的革命伉俪，从此并肩携手了45年。两人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们“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最大，最可信赖”。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福兴”商号成为党中央政治局机关重要办公地。据资料显示，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小平等经常到这里开会。一些党内事务，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自1928年起，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这个党中央重要的秘密机关历时三载，始终安然无恙。这也是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党的核心机关。
直到1931年4月26日晨，顾顺章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后，迅速向中央特科报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转移到别处隐藏，这处机关才被放弃。
寻迹几经辗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物复查保护工作开始，许多沪上秘密革命旧址浮出水面，珍贵的红色资源急需梳理保护。当时，上海博物馆与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署办公，上博党总支副书记夏顺奎负责地面的文物保护工作，曾陪同黄玢然、张纪恩、郑超麟等历史亲历者寻访部分革命遗址。云南中路上的这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就是他们几经周折后寻访指认的。与同时期党的其他机关相比，该中央机关存在时间长、层次高、作用大，具有重要的地位。
日前，已经84岁的夏顺奎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原来，他们不仅辗转找到周生赉，还特地前往北京拜访了朱端绶，当时朱老己72岁了。夏顺奎回忆道：“她给我们展示了珍藏30余年的旧址照片底片。那是1946年熊瑾玎夫妇再次来到上海时，周公馆的祝华帮他们拍摄的。”夏顺奎等人回到上海后，依据这些珍贵的照片仔细核实，如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这个地址，终于被确认下来。
1980年8月26日，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时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道：“上海二马路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是有意义的。”邓小平批示：“同意。”
回首往昔，夏顺奎说：“由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国内现存与六大直接有关的中共中央机关就这一处了，这处革命旧址需要好好保护。”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处民房，前几年粉刷修整过。走到汕头路上，当年的小弄堂犹在。屋子的前后门均有保护单位挂牌，旁边还有一处“阅读建筑”二维码，行人游客可扫码了解这段历史。（资料来源：《新民晚报》）